作者张敬伟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21日《美国侨报》。
周小川不再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接任。
3月19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易纲被正式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此前他曾担任副行长11年之久。这也意味着,周小川的央行行长生涯接近终点。在此之前,周小川担任央行行长职位15年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
易纲接棒,并不令人惊奇。易纲一直在央行工作,从1997年至今已经21年,在央行副行长的位子上也有11年。和其前任周小川相同的是易纲也担任过外汇管理局局长一职。
周小川任职的15年多,是中国金融改革波澜壮阔和金融发展日新月异的时期。在此期间,易纲辅佐周小川,也深度参与了这些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改革政策性银行、鼓励建立民营银行、为互联网金融立法、推动利率汇率改革……诸如此类的改革眼花缭乱,也使中国金融和人民币从无足轻重的全球配角,和中国的国力地位匹配起来。
就此而言 ,周小川和包括易纲在内的团队,把握住了时代赋予他们的机遇,在中国逐渐增强的国力支持下,大大提升了中国央行的地位,使中国央行变成世界上最重要的央行之一。正如一位曾经任职于世界银行的金融学家所论,“中国金融发展的这一段历史机遇正好被他赶上了。他赶上了好时候,同时他也无愧于这个机遇。”这里的“他”指的是周小川,其实也是指包括易纲在内的央行整个团队。
现在,中国央行在全球的重要性不亚于美联储。央行行长职位的传承,也和美联储主席耶伦传给鲍威尔一样,引发全球普遍关注。
一方面,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稳居全球前两位。另一方面,中国则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体。在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上,中国比美国还要强一些。危机周期内,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新经济周期,中国稳增长的态势已经形成,全球关注度更强。
更重要的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监管,依然是政策重点。加之中国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资本市场的开放和监管同步进行,更由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还在加速推进,人民币在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后,和其他权威货币相比,还不够强大。人民币还未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因此,中国央行主导的金融改革,不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攸关全球市场。在这点上,中国央行的地位越来越像美联储。
并非言过其实。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已经成为新型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也在发挥着特定领域和特定市场的关键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深入推进,以资本和产能项目为动能,中国正在和沿线经济体构建涵盖广泛超越文明、文化、种族、宗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这,也将强化人民币的全球货币作用。
易纲担纲的中国央行,国内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任务更重,人民币国际化的使命更强责任更大。但是,经过党政机构改革之后,周小川时代的协调难也得到了缓解。一行三会变成了一行两会,央行协调的难度减少,监管力度提升,这更有助于发挥央行在货币金融方面的主导作用。不过,和美联储不同的是,后者拥有独立的决策功能,但是中国央行却没有独立的决策功能,不仅面临着部委之间的协调和博弈,而且必须适应具有中国特点的复杂决策机制。
美联储可以按照自己的专业判断,通过平衡内部的鹰派和鸽派声音,去做出货币政策的调整。但是中国央行出台的货币与金融政策,都是经过复杂博弈后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央行发出的并非自己的声音,而是国家和国民的声音。所以,美联储主席是专业的经济学家治理,中国央行在中国叫做“央妈”。上至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货币金融政策的改革,下至这些政策对民生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央行行长都必须兼顾。“央妈”的责任虽然不能说是无限的,但是却是相当宽泛。
随着中国和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提升,“央妈”不仅要管中国的事,也要关切全球金融货币的动向。易纲担当的“央妈”越来越像鲍威尔执掌的美联储,也要承担着全球“央妈”的很多责任。这是新经济周期全球市场的选择,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已经深度影响全球市场。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也将对全球市场起到强势传导的作用。
那么,易纲时代的央行政策取向有哪些呢?和鲍威尔接棒耶伦一样,易纲接下央行行长职务,也将在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的基础上继续深化货币金融政策的改革。他和周小川一样都是坚定的改革派,即如易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具体而言,首当其冲是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其次是扎扎实实地做好政策调控,其三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第三点或许更重要,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让人民币成为美元一样的全球货币,才是易纲乃至所有中国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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