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辉系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2018年12月29日搜狐网。

近日，搜狐智库对话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本次谈话黄剑辉回顾了民营银行多年来曲折建设历程的背后原因。

1978-2003年间，设立民营银行的提议数度被专家学者讨论，也曾有过先行试验，但都没能成功，究其原因，黄剑辉认为是政策摇摆不定、股权治理不当以及实体经济冲击三方面合力的结果。

他认为在政策端，应该释放鼓励民营银行在比重和数量上提升的积极政策信号，放宽市场准入和股东构成；在银行端，民营银行应该由银行为主发起人，工商企业可以作为财务投资人参股，避免关联交易风险；在民企端，企业自身也要不断提高商业模式和盈利能力，增加可金融性。

搜狐智库：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3年民生银行成立，中国几次尝试过推动民营银行试点成立，但最后都失败了。您觉得其中是否有共性原因？这些阻碍现在是否解决了？

黄剑辉：这是一个特别重要、值得反思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思考。

第一个角度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安排有很多值得反思的方面。创造什么样的商业环境，既能保证它的规范运行，又能够放活这个市场。

第二个是民营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其股东结构、商业模式和客群，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方面。

第三个角度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实体经济的结构变化。

搜狐智库：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黄剑辉：总体来看，一直到2012年，政府对开办民营银行的政策都是审慎的。表现为政府对民营企业准入过严，限制过多，同时监管能力不足。

从政府的制度供给方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到80年代末这一段时间，改革开放的氛围浓厚，政策也较宽松。因此逐渐对民资开放办信用社，奠定了民营银行发展的基础。同时，随着1987年招行、中信的成立，打破了银行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这之后出现了政策收紧和放松之间的反复。

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掀起了新一轮开放的大潮，才有1996年民生银行的成立。但令人遗憾的是，从1996年到2012年，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全国就只有民生银行这一家民营银行。许多学者都做过相当多的推进探索，但都没能成功。

主要的原因在监管理念没有转换过来。就是说准入过严只批准了一家，然后很犹豫，犹犹豫豫中才导致了1996到2012年的空白期。结果是，对我们整个国家的供给体系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缺陷。到今天跟融资难融资贵还有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95%以上的企业是民营企业，这是实体经济融资的需求主体。但是融资的供给主体，到今天为止还是以国有和地方控股为主，比如国有的工农中建，还有地方政府的承商行。

政府控股的银行供给结构，跟民营资本控股的实体经济，即融资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从数量上到结构上不匹配。是导致当前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搜狐智库：您认为现在对民营银行的政策是否有所调整？

黄剑辉：有好转，但政策依旧在摇摆。几年前一次性批准了两批民营银行，目前加上民生银行一共18家民营银行。这一两年又有所停顿了，对这新成立的17家银行从相关的监管政策到业务准入方面，实际运作中限制过多。

11月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各级政府都行动起来了，银行方面也都有表态，财政上亦通过减税来支持民企发展，可见从政策环境的角度已经明显的友好了。

搜狐智库：您期待未来政策该如何变化？

黄剑辉：我们建议监管当局应该更明确导向，给民营银行的发展以鼓励的信号。在业务发展和风控监管所需要的“松、紧”中找到一种平衡。

刚才谈到融资难融资贵，供给和需求结构错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民营银行要加快发展，需加快改善金融的供给结构，特别是银行体系。未来应该增加民营银行的比重和数量，并从相关市场的产品准入、银行功能，包括区域方面放宽政策。

此外，在推进民营银行股权多元化上，可以鼓励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企业一起设立银行。例如江苏省要搞一个民营银行，股东必须达到三到五家企业以上，不允许有单一的大股东来绝对控制。

搜狐智库：我们观察到，新成立的这17家民营银行里的大股东，除了金融投资业可能占了4到5家，其他的都是互联网、制造业、商贸物流，您怎么看待这一股权结构？

黄剑辉：我觉得新设立这17家民营银行，在股东结构的设计开始就有缺陷，也使得它不能够大规模地快速发展。

这17家基本上是由一两家大企业为主发起，跟当初民生银行发起设立的模式不一样。民生银行是由全国工商联牵头，若干家企业加入，从一开始就是股权多元化，而且一直没有绝对控股的大股东。这种股权结构可以保证市场化的运营、民主化的决策，股权规模也可以迅速地扩大。

搜狐智库：您认为民营银行作为资金供给端，要保障长久化经营，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探索？

黄剑辉：新的民营银行在组建的方式上应该有所创新。从供给侧看，未来中国发展民营银行的核心是，需由银行为主发起人，实现专业事情专业人士做的模式。同时引入工商企业来参股，工商企业不是银行的主体，而是一个财务投资人。进一步通过上市，引入居民社会资本，继而变成股权多元化的治理结构。

搜狐智库：银行办银行是怎么样的一种模式？

黄剑辉： 以民生银行的经验来说，民生银行受河北省政府的委托，设计了雄安发展银行，受银川市委市政府的委托，设计了银川新丝路发展银行，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由银行来主办银行。

例如雄安发展银行，我们建议是由北京银行、天津银行、保定银行、河北银行加上民生银行等京津冀地区的银行为主联合发起，同时引入国内外工商企业的资本来设立。从未来开放的角度，还可以引入一些国外的银行，比如汇丰、花旗、英国的巴克莱，还有瑞银UBS。

这种模式早有经验可循，像美国的摩根，它就是银行家办银行。国际上的银行设立方式还有其他3种类型：一是日韩模式，像日本三菱、住友，以大企业为主搞银行；二是香港、新加坡，由社会型的企业，或者股东个人来发起设立银行；三是我们国家以政府为主来办银行。

从国际上这几种模式的优劣和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该坚持以银行家办银行为主。如果是社会资本办银行，一定要坚持股权多元，而不能只是政府。政府只适合于做国家战略性的银行，比如说日本开发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未来银行股东还是要市场为主体，国家控股的占比不宜高于30%到40%。

搜狐智库：为什么工商企业不能作为主要股东？

黄剑辉：工商企业为主办银行或金融理财，存在一些痼疾。现在之所以P2P跑路、互联网金融风险频发，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不是由专业人士兴办的。而由银行来办银行，既突破了像城商行由地方政府来控股，也避免了监管部门和学者比较担心的，由民营企业办银行可能会形成的内部关联交易，以及公司治理的短板。

搜狐智库：为实现公司治理股权多元化，工商企业在引进时要注意哪些方面？

黄剑辉：股东结构是最重要的，否则公司治理就没有基础。应以实现民营企业的股本社会化为导向。这一概念也适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未来中国企业只分为战略性和社会性企业，不讲国企、民企，社会性企业股权采取社会化资本注入，民资、外资都可以进入。

已经成立的民营银行，可以要求它进行增资扩股，吸收不同的行业或者区域企业。例如江苏省的某一家民营银行，为避免区域性的风险传递，必须要求省外的股东占一定比例。

增资扩股也可以引入不同的行业企业。举例来说，假如银行股东仅限于互联网，服务的客群就会集中在互联网，当行业性周期风险来临的时候，这类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就会很弱。因此，一定要从区域、产业、股东结构方面进行均化，包括引入国外的股东。

搜狐智库：您在之前的谈话中提到“实体经济也影响了民营银行的发展”，如何理解这句话？

黄剑辉：主要是实体经济的波动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不良贷款率高企，导致了银行对于服务客群的摇摆变化，更倾向于有信用背书的大企业和国企，中小企业资金导入较困难。

四万亿政策出台以后，一直到这几年，资金都导向到了政府平台和国企中。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无论是信用能力还是信用水平，大范围内都要高于民营企业，导致了银行对于服务客群的摇摆变化。

搜狐智库：您认为除了银行和政策因素，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里，企业自己也有相当大的责任？

黄剑辉：对。我曾经用“男女相亲”来形象地比喻过这一过程。企业是男士，银行是女士，监管当局是丈母娘。假如一个男士去相亲，双方没有看上眼，这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可能跟作为丈母娘的“监管当局”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有关系，必须要有房，有车，导致达不成。人家男士条件本来不错。第二，可能那个女士眼光太高，没看上男士。第三，作为男士之所以没有女孩能看上，跟其自身的学识、能力各方面还有待提升有关。所以也是一个三角关系。

除了融资难贵，民营企业自身也要为民资不能进入银行体系负责。80年代民资开办农村信用社后，有一段时间不良率比较高，导致各方面对民营银行在中国能不能很好地发展产生了质疑。这也是多年来民资没能进入银行的主要原因。

搜狐智库：民营企业作为资金的需求者，面对融资难、贵的问题该怎么自救？

黄剑辉：除了政策环境的保证，每一个民营企业自身也要考虑如何让自己的商业模式不断升级，提升自己可金融性，能被金融机构认同。这一前提在于企业的信用能力良好。

这要求企业信用意识强，更重要的产业要有前景，公司治理良好，产品符合方向。可金融性提高以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供给和需求的双向选择过程中，就能得到更好地破解。（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