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晋京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务委员兼宏观研究部主任、首席研究员，本文刊于11月1日《北京日报》。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发行总额20亿美元的国债，受到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数达发行额的11倍。此次境外国债发行备受瞩目，因其正处在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之后，而且我们是“甩开”三大机构，不做评级就发行。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债仍收到超过300家境外金融机构踊跃认购，被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是以事实打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脸”。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时隔13年之后中国首次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国债，并且20亿美元的规模相对于中国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可见，融资并非此次境外国债发行的主要目的。那其意义应当如何理解？

      笔者认为，这需要从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到底有多大影响来分析。标普、穆迪、惠誉是干什么的？其实，它们是美国监管机构认定的，严格来说拿的是“美国饭票”而非“全球通用饭票”。它们做的生意，主要是评估债券发行方未来的偿债能力，从而为投资者提供决策依据，其大多数客户，也都是欧美市场上的发行方和投资者。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极少在境外发行国债，国际评级机构又为何要评中国的级？中国又何必在乎他们的评级？回答是：虽然在国债层面，中国没有向外国借钱的必要，但在企业层面，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快速提高，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企业在境外借入外币的需求也就日益增加。母国国债“值钱”，其企业的国际融资成本就降低，反之则升高。在中国没有对外借债需求故而长期不在国际市场发行国债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境外发债也就没有可依据的国债价格作为定价基准。这时，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就会导致中国企业境外融资成本升高，进而被境外金融机构“敲竹杠”。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中国在境外发行美元计价国债收到热烈追捧，一举击碎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面临的“敲竹杠”威胁。而我们能够击碎评级上的抹黑，根本是由于自身经济的强大和发展势头的蒸蒸日上：我们想回击他们的错误决定，就能自主决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回击，并且一击制胜。但这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还更多是一种奢望。

　　当今世界，从实体经济层面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全球经济总量的近六成；但在资本金融层面，占全球人口总量不到七分之一的发达国家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美元仍是世界货币。在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旧国际格局中，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融资成本的定价者，引导着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谁的评级被升高，融资成本就会降低，钱就会到来；谁的评级被降低，融资成本就会升高，钱就会远去。很多国家甚至在资金链上被国际评级机构所左右，从而丧失自身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实际上，“评级霸权”甚至影响到西方国家政府的自主权，例如多个西方国家的国债近年都遭到过评级下调，甚至连美国主权信用都不能幸免。

　　谁给予三大评级机构如此大的权力？从根本上说，他们代表的是西方“大到不能倒”的超级金融机构“把钱给谁”的权力。对此情况，二十国集团（G20）早在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时就达成了“改革信用评级机构”的共识。而今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则签署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信用评级合作谅解备忘录》，酝酿打破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垄断。而此次中国国债的境外发行，则从最根本的层面证明：主权信用根本上是信用主权，自身发展够强，就有能力捍卫主权。（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