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著作——《“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

 

　　人物介绍：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重阳金融研究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兼任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察哈尔学会、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曾出版专著《“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中英文版）等8部。

　　高端访谈：

　　王义桅除了诸多学者身份，王义桅还是《“一带一路 ”： 机 遇 与 挑战》一书的作者，这本书首次从国际关系视角系统地对“一带一路”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连蒙古国总统都向其索要。

　　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的出台过程中，王义桅数次参加专家座谈会，并就文件中的提法、措辞等诸多细节提出自己的意见。

　　5月25日，在赴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前夕，王义桅在人民大学的办公室接受了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 ， 王 义 桅 说 ：“‘一带一路’是新的合作模式，不仅是双赢，而且是共赢，不仅是域内国家共赢，域外国家也受益，这是中国对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A 谈“一带一路”的包容与开放

　　“新的合作模式下，不仅是双赢，而且是共赢”

　　华西都市报：《愿景与行动》是一份重要纲领，它的出台经过哪些过程？

　　王义桅：经过了数论的研讨和修改。当时外交部等相关部委多次召开起草研讨会，我也参加了多次，大家就文中的措辞、提法等细节一点一点进行推敲，在经过多轮修改后，形成最终文本。这是一份顶层设计的东西。

　　华西都市报：随着《愿景与行动》发布，“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有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重点在哪里，应该怎样做？

　　王义桅：“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头热的问题，重点要看对方的需求。

　　如果从世界地图来看“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就更明显，从新疆直接到了欧洲。欧亚大陆被称为“世界岛”，以前阿富汗是世界岛的中心，后来发现技术的偏移，新疆将来是世界岛的中心。再向北延伸——蒙古国。我到土耳其开会，见到蒙古国总统。蒙古国总统高兴得不得了，他们没有出海口，但现在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从新疆通过瓜达尔港去巴基斯坦，可以直接连通印度洋。另外，就是要抓住区域性的支点国家，比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南亚的巴基斯坦。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瓜达尔港，我认为不能把它当作一个个案来看。“一带一路”是互联互通，把已有的东西串在一起，像珍珠链一样。把没有的先建好，形成系统效应，这是需要合作建的。瓜达尔港不仅是一个港，应该放在“一带一路”的旗舰工程、样板工程，和印度洋整体港口的链条上来看待。

　　华西都市报：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这句话该怎样理解？

　　王义桅：“一带一路”是新的合作模式，不仅是双赢，而且是共赢，不仅是域内国家共赢，域外国家也受益，为什么英国人会加入亚投行呢？因为它推动了全球贸易、投资，这是对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另外，“一带一路”也是包容的，比如中国丝路基金的首席法律顾问就是来自美国的耶鲁大学，此人之前在世行等国际组织任职，这说明“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对全世界开放。

　　B 建设“一带一路”为何是必然？

　　“改革开放累积了大量的优势、财富，同时也累积了很多问题”

　　华西都市报：您曾提到“一带一路”是一种必然，为什么这么说？

　　王义桅：一方面，因为35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很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建设“一带一路”；另一方面，35年改革开放累积了大量的优势、财富，所以我们有能力去搞“一带一路”。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就是投资过多。比如2013年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是54.4%，在人类历史上其他国家最高是40%，怎么把过高的投资降下来？就是从国内投资转移到国外投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大量靠出口、沿海地区加工贸易，这显然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现在要开发内需，原来讲的是开发西部，把市场做大，但西部当时为什么不能直接走向更大的市场呢？因为那时候技术条件没达到。后来通了高速公路、高铁，技术互联互通，把陆上的成本降低了，那么开发思路就变了，这是思路上一个重要的变化。

　　第三个是改革开放累积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尤其以美国为代表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所谓“搭了便车”，所以现在要把全球化的门槛变高。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简单地跟世界接轨就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创造自己的全球化，不能被动加入人家创造好的全球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准问题。

　　华西都市报：那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呢？

　　王义桅：35年改革开放，我们的比较优势让我们可以做“一带一路”。

　　过去35年改革开放积累的比较优势，使中国有能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目前具有劳动力、资本、技术、运行和管理经验等五大优势。能够把这些优势变成标准和规则制定权，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思想。

　　比如说高铁，中国运行的高铁是世界上最长的。距离最长，说明技术上有优势，技术是世界上最领先的。然后还有运营的管理经验，中国人讲“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这是我们的优势。中国这样的优势越来越往高端迈进。那么，把这种优势变成一种准则，变成一种规则，拥有规则制定权，这是“一带一路”重要的思想。此外，还有文明复兴的必然，参与全球化规则制定等等。

　　C 如何应对风险与挑战？

　　“确立两容、两分、一抓的思路，消除丝路威胁论”

　　华西都市报：这些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但您在《“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一书中，首次从国际关系视角系统地对“一带一路”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您认为，“一带一路”对中国来说，最大挑战和风险是什么？

　　王义桅：第一是政治风险尤其是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途与沿岸地区，存在政治风险及众多不稳定因素。

　　第二是非传统安全风险。在“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区域，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三股势力有再度抬头的可能性；另外，气候变化、极端天气、水资源冲突等也可能将中国卷入进去。

　　第三是传统安全风险。基础设施投资大、收益慢，多具有战略性与长期性，有赖于沿途国家的政局稳定、对华关系稳定。

　　第四是法律与道德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是因为“一带一路”所涉及国家多、差异大、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亦格外复杂。

　　因此，“一带一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所做的只是一个铺垫。如果要给一个年限的话，那可能要到2049年才能基本实现。

　　华西都市报：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一带一路”的风险与挑战？

　　王义桅：确立两容、两分、一抓的思路。

　　所谓“两容”，一是与当地已有合作架构的兼容，尽量不另起炉灶；二是与域外力量的包容，不是排挤俄美欧日等域外势力。

　　所谓“两分”，就是分好工、分好责，不能全包。必须让当地利益攸关方和社会力量对接上，把我要维护安全变成他们要维护安全。

　　所谓“一抓”，就是抓住欧洲。“一带一路”并非中国单向推，终点站是欧洲，需要西头来主动对接。尤其是要借助欧洲运筹好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调停乌克兰危机。

　　此外，推动地方与沿途、沿岸、沿线国家“结对子”，加强丝路公共外交，也是化解“一带一路”风险，消除“丝路威胁论”的必要举措。

　　D 四川机遇在哪里？

　　“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四川将会有更大的市场”

　　华西都市报：欧亚自贸区，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或机制存在？

　　王义桅：此次“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强调投资、贸易便利化，并最终建欧亚自贸区，是经济合作的大战略。战后国际经济体系早已遭遇重重挑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更是如此，欧美谈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就是为了继续制订全球化新的、更高的标准，防止中国等新兴国家制订标准。

　　欧亚自贸区建设，将中俄两大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上升到洲际层面，将来还可能吸纳印度加入，与金砖机制对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华西都市报：四川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为：打造成为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经济腹地。您认为四川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有哪些机遇？

　　王义桅：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四川将会有更大的市场。随着高铁的修建，成都南北都有出口，南北通达，这是成都获益的最大优势。另外，成都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有后发优势。将来，川妹子不必到沿海打工了，而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显身手。成都的蜀文化会吸引“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前往学习、旅游。

　　丝路·新视角

　　王义桅香格里拉对话激辩

　　“一带一路”并非对外战略而是合作倡议

　　5月29日至31日，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防务部门和军方领导人齐聚新加坡，参加第14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作为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王义桅受邀香会并发言。

　　同时，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专门主办“一带一路”分论坛，王义桅说，在这个论坛上，可以看出中外对“一带一路”的不同理解。

　　王义桅说，关于“一带一路”是否为中国战略，抑或是兵法，中外与会者辩得不可开交。在英文中，“战略”（strategy）是与军事密切相连的；而中文“战略”是日常用语，与军事无关。

　　王义桅认为，从传统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并非“战略”；但从非传统意义而言，“一带一路”对内可以称为“战略”：发展战略、合作战略，对外则称“倡议”——国际合作倡议——较好，以免引起误解。

　　王义桅说，不管怎么称呼，“一带一路”将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中国全方位开放的必然逻辑。从开放的内涵上来讲：“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从开放的广度上来讲：为发展中国西部地区，实施向西、向南开放的战略，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从开放的深度上来讲，顺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二、中国周边外交的升级换代。周边是我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面对美国“重返亚太”后，以中国与个别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为借口，制造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与摩擦，恶化中国周边环境。“一带一路”倡议以发展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跳出这一周边陷阱，推行综合、合作、共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倡导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时代升华。

　　三、中国从融入全球化到开创全球化。近年来，美国认定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得益方，指责中国“搭便车”，因此加速推行TPP将中国排除在更高标准全球化之外。中国不能指望通过国际接轨、融入全球化解决未来经济发展及国际话语权提升等问题。这就是“一带一路”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因此把欧亚大市场、自贸区建设作为基本目标。

　　“正是从以上三方面说，‘一带一路’不能简单称为中国对外战略，而是中国的合作倡议或公共产品。”王义桅说，会上有外国与会者将“一带一路”理解为建基础设施项目，并质疑基础设施并非国际公共产品。（本组稿件采写华西都市报记者王国平）（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