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刊于《多维月刊》第40期。

导语：在中共的知识和话语谱系里，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以保障生存、改善民生为指针的减贫事业也自然成为中国人权事业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在中共看来，贫困不仅毁灭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而且会让整个国家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过去四十年，中国最大变化无疑是经济崛起。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速度和成就取得了惊人业绩，以至于它独特的发展理念与治理模式——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以及争议。从公民生活水平的角度看，中国则是联合国国际开发署眼里的“减贫绩优生”（UNDP’s A-Class Student in Poverty Reduction）。因为在短短四十年时间里，中国的确用它自己的办法，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事业。在2015年10月举行的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中国6亿多人口已经摆脱贫困。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基本实现。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在人类文明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贫困却依然困扰着世界各国。从非洲的科特迪瓦到南美的热带丛林，从纽约摩天大楼旁的贫民窟，到恒河之畔的“垃圾村”，贫困并不是哪一个国家、大洲所独有，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而贫困作为一种病灶，更是滋生其他一系列诸如疾病、犯罪、仇恨、战争、恐怖主义等社会与全球性问题的根源。

所以，如何看待中国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减贫成就和独特的减贫模式，成为摆在全球各国政要、经济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如果他们全然拒绝中国的经验，那么很可能会就此失去一个参考样本，对全球的减贫事业造成损失；可反之，如果他们不加批判、鉴别地推崇“中国模式”，恐怕也会产生新的问题。鉴此，本文试图在比较视野下审视中国的发展与减贫经验。

中国发展与减贫事业的原则

40年前，在经历了残酷且灾难性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后，中国终于在剧痛中开始摸索新的发展方向，同时开启了缔造日后经济奇迹的改革开放。在历经高层的一系列调整后，邓小平的权威得以确立。也正是在他的推动下，一种后来被人们称为实事求是的原则得以在全国推行。实事求是的原则，用邓小平合作多年的政治搭档陈云的话来解释，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对所谓的权威理念盲目跟从——无论这种权威理念来自于政治领袖还是所谓的经济学“铁律”或自封的“真理”。因为一切最终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在实事求是的总原则指导下，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告别了昔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开始稳健地走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道路上，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受到后来学者广泛关注的特色。

首先，在目标设定上，回归千年“民生”传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话语明显退却后，中国政策精英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回归到传统的政道与治道之中。几千年来，中国都有着“以人为本”的治理传统，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古代各王朝也都始终把确保人民生活质量视为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事务——它不仅是政权合法性的终极来源，更是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这一传统也在中共领导的改革开放、发展减贫事业中被发扬光大。

《汉书·郦食其传》有载“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强调的就是农业和粮食生产对国民经济、人民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同理，中国改革开放也首先在广大农村吹响战胜贫困的号角。在中共的知识和话语谱系中，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以保障生存、改善民生为指针的减贫事业也自然就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人权事业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共看来，贫困，尤其是赤贫，不仅毁灭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而且会让整个中华民族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上述认知，尽管曾长期不为西方主流政界、学界所认同，但在最近十多年来正赢得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追随和效仿。因为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在今天探讨人权时也开始承认：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贫困不仅是对人类基本人权的侵犯，而且还滋生、“出口”了许多困扰他们自身的重大社会和国际问题，诸如仇恨、冲突、非法移民、恐怖主义等。在近年来召开的中外人权对话会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空谈诸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所谓“高端人权”的理念而不去切实改善各国低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水平，则不仅无法保障上述人权客体，而且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鸿沟固化阶层的背景下，他们曾一度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投票选举”、“程序正义”等也会被汹汹而起的民粹浪潮滥用、裹挟，甚至彻底颠覆。

其次，在实现路径上，中国的执政者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实际国情与现实条件出发。他们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其理论、定理都有各自的应用前提。只有当满足前提时，定理才会起作用。然而遗憾的是，一些西方传统发展与减贫理论的拥趸，往往将这些经济学理论、发展模型神话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却忽略了即便本身并无明显逻辑讹误的发展理论，一旦在并不满足其理论前提的国家强行试用，面对它们迥异于近代欧美经验的自然禀赋、社会环境与政治传统，便很容易产生“橘生淮北则为枳”的负面效应。

中国发展与减贫经验的特色

在上述实事求是的总原则下，从民生至上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中国政策精英慢慢地摸索出一套相对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经验和办法。其中在发展与减贫领域最核心的特征便是混合经济与公私协同。

譬如，今天中国人并没有教条地认为“政府”和“市场”永远是天然对立的。回顾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尤其是同西方国家以及 前苏东“转型国家”进行对比，一个明显的区别就在于，中国一方面利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提高资源效率，激发经济活力。同时，中国又倾力打造出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并用这只“有形之手”实时纠偏，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用林毅夫的话说就是：中国和其他一些成功发展起来的“后发追赶型崛起国”，既不以传统结构主义为教条，一味依赖政府投资管控而排斥市场，也不盲目追随新自由主义迷信市场、排斥政府，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产生“1+1>2”的效果。

同理，中国人也并不认为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必然水火不容。恰恰相反，在中国政策精英看来，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可以且应该在政府的统一调配下，在各自所擅长、侧重的领域发挥专长、加速发展，共同为“国家目的”服务。这一观点尽管在当下的国际社会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譬如特朗普政府屡屡就此向北京发难；但在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精英看来，这似乎就是理所当然。这样一种默认的态度或许要从中国政府与商人关系的千年传统中找寻答案。当然，这种模式的效用和价值存在一定争议。中国国内的主流学者通常认为，该模式恰恰是中国得以快速发展、有效减贫的“制胜法宝”。而反对者则认为，这种模式在理想状态下，或许确实能如上述逻辑那样兼采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长处，然而在真实的实践过程中，权力者总会利用一切可能扩张自身权力的边界，从而带来寻租、腐败与低效率。

重新审视中国发展与减贫经验

如果将中国发展与减贫进程放在世界历史的视角下进行观察，人们或将自然地得出结论：贫困既不是什么问题，也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与整个人类社会相伴生。二战后，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贫困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事关人权、安全、和平的关键要素，因而摆脱贫困也不再是底层人民的“自生自灭”，而是国家政府对其人民所必须承担的、无可推卸的基本责任。

在早期的国际减贫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探索过程中，最开始人们通过直观地观察贫困而将之归因于落后的产业结构。而这种落后的产业结构又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诸多结构刚性所造成的，譬如市场失灵等。沿着这条思路，人们自然地得出推论：发展中国家要想赶超发达国家，彻底摆脱贫困，就必须依靠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然而，该理念实施初期，尚有五至十年的由投资拉动的快速经济增长；可一旦他们将这些先进产业建立起来后，整个国家却往往陷入停滞，甚至危机频发，导致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传统结构主义思维下的“进口替代”频频受阻，迫使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反思，于是“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另一种发展-减贫政策开始出现。历史的钟摆仿佛滑向另一个极端，即从过去依赖政府实施减贫战略直接转向将政府干预视为产生贫困的源头。这一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加大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过多，从而造成政府失灵，使市场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在上述思路下，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抑制政府干预为宏旨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开始兴盛，并随着西方对“冷战”的胜利而成为全球主流范式。

然而同样遗憾的是，统计数据表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甚至还要低于六七十年代，且发生危机的频率更高。所以对他们而言，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华盛顿共识”并非灵丹妙药，在“迷失的二十年”中也没有“药到病除”，实现发展、脱贫致富。由上，我们可得到以下四点经验认知：

第一，贫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上述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

第二，中国从自身国情和人民实际需求出发，摸索出了一条在过去四十年时间里相对行之有效的发展与减贫道路；这是值得世界各国审慎、批判地借鉴的。

第三，但是，当中国发展到今天，上述发展与减贫经验的弊病也有所显现，尤其是在中国法制建设进程仍有待加强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有形之手”相对于市场的“无形之手”似乎总有压制和逾越的趋势，以至于在中美贸易战正酣的当下，当有人喊出“民企退场”的论调时能够引发全国性的市场恐慌与普遍的企业法人焦虑。

第四，面对过去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非凡成就，展望未来下一个四十年，中国的政策精英似乎仍有必要如毛泽东曾经教导他们的那样“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即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不必刻意表现出后来者的傲慢和强势，而是能够继续心平气和地相互学习、借鉴，同时在诸如“一带一路”沿线的欠发达国家面前，也能够主动抑制住“好为人师”的情结，而多借鉴孔子当年“礼闻来学，未闻往教”的精神。（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