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心系上海重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首席分析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刊于《福布斯中文版》2014年5月下。

      近几年，关于化解实体经济融资贵的呼声不绝于耳。仔细观察，融资贵的大多是中小微企业，大型优质企业的融资成本并不算高。一般来讲，目前中小微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大多在10%以上，而大型优质企业贷款利率则在基准附近，发债成本多在6%以下。因此，融资贵是个结构性现象。这种融资相对的贵，正如一位央行资深人士指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借款人的竞争力。

      融资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为控制社会总体债务攀升，政府提出“控制增量、盘活存量”的稳健信贷政策，并将基准利率和存准率维持在高位；加速中的利率市场化释放金融压抑，致使银行资金成本上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的海量融资推高市场资金的边际价格，并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经济转型中企业经营风险加大、不确定性上升，导致银行加价补偿信用风险；信托、理财、表外业务等高利贷生意应运而生，为可规避监管的通道业务提供了坐地加价敛金的良机。

      作为一种市场现象，客观地看融资贵并非一定是坏事。对于扩张期后的经济体，资金价格上升是提高经济效率、倒逼经济调整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实现优胜劣汰、自我调节的重要工具。当然，市场体系也存在低效和失效之处，特别是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仍处于需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发展阶段。前一个时期，部分中小高科技企业和服务型企业因缺乏资产抵押无法获得贷款便是市场效率亟待提升的事例。金融和资本市场的低效和失效会阻碍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更有可能影响就业市场和社会稳定。

      那么，未来资金价格将如何变化？今年以来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下移并呈现陡峭化，一年期国债收益率收缩63个基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收缩22个基点。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变化并非缘于货币供应的增加，而是实体经济中的变化改变了市场资金的流向。中央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管控的加强和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减缓了增量资金的流入，对宏观经济趋于谨慎的银行进而也降低了信用风险敞口而将更多资金配置到短期国债。

      显然，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变动只反映了资金流向改变的第一步。年初至今，仅是短期资金市场的供求局面发生了逆转，长端利率的变化不大，信用债收益率曲线的变化则更不明显。但是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深化，改变国债收益率曲线短端的积极因素将逐渐影响到长端，从而拉低收益率曲线的长端利率。同样，伴随市场完成自我出清的进程，信用债收益利差也将逐渐分化。

      事实上，经济转型的积极变化已经初步显现，这些变化对未来市场资金需求将产生深远影响。从我国一季度经济数据看，第三产业对GDP贡献度为51.1%，连续第3个季度持平或高于第二产业。大多数服务业资本密度低，服务业比重上升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对资金边际需求将逐步降低。另外，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落后产能被淘汰出局，存量资金的利用效率将得到提升，第二产业在未来发展中的资金边际需求也将逐步降低。不难预见，更加活跃的服务业和更加高效的制造业将会大幅降低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对资金需求的依赖度。

      由此可以推论，化解我国实体经济融资贵难题最审慎、有效的途径是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但改革既要正视我国尚欠成熟的金融市场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阻碍和抑制，又要避免经济失速造成金融风险的集中爆发与扩散，完成这个复杂又艰巨的任务需要将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相结合。只有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约束与淘汰机制，又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对金融市场的失效进行有效补充，才能在中国现有国情下既快又稳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既避免美国金融危机阵痛式的剧烈调整，又避免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苦痛经历。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的速度与质量，将直接决定未来我国实体经济融资局面的改变。（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