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戈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23日听戈微信公众号。

　　本文核心观点来自刘戈新作《在危机中崛起：美国如何成功实现经济转型》。该书主要从全球视野观察大国崛起的历史与逻辑。通过回顾决定美国命运的两大重要时期和十大生死抉择，审视美国如何走出经济低迷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部分内容摘自刘戈著书《在危机中崛起》 购买链接

 

　　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让包括美国商界在内的众多产业巨头感到困惑，对外来移民的歧视性政策、极具倾向性的贸易保护措施都可能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贸易保护政策，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美国历史。

　　“粗犷的个人主义”

　　1929年的12月，在股市崩盘的两个月后，胡佛还宣称“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好的”。过了3个月，他又说最坏的情况将在60天内结束。1930年5月底，他又预言经济将在当年秋天恢复正常。到这年年底，他依然嘴硬：“美国经济的基本力量没有受损”。

　　在危机关头，政治家不断表达比黄金还珍贵的信心，是一种政治家必备的素养，但区分高明和愚蠢的政治家的标准是，他是否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回过头来看，胡佛是把自己说的话当真了。

　　新闻界也跟着总统一起嘴硬，媒体上到处充斥这样的新闻：“我国各地的发展情况表明，新的繁荣时期的太阳，正在开始穿越经济灾难的云层，冉冉升起”；“实业界脉搏加快，各地工厂重新开工”；“新英格兰各纺织厂复苏，各城市开足马力搞生产”；“东部各州商业复苏方兴未艾，资方表示繁荣指日可待”；“近来数周各州储备银行情况良好，预计90天内生意好转”。

　　一直到被选民轰下台，胡佛都拒绝承认美国经济出了大麻烦。大部分媒体也基本保持了一种几乎被催眠的状态，每天在懵懵懂懂到报道各地经济的新亮点。在胡佛的四年任期中，有三年半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的。除了科罗拉多大峡谷中的胡佛大坝，胡佛的名字和“大萧条”三个字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在他四年的任期结束以后，再被人提起的时候他的名字总是和艰难与痛苦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躺在纽约中央公园长椅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们把他们盖在身上的报纸称作“胡佛毯”；因为买不起汽油，用骡马拉着走的破汽车被命名为“胡佛车”；男人们把裤子口袋翻出来抖抖，以示囊中羞涩的动作被诙谐的自嘲为挥动“胡佛旗”；城市郊区的棚户区被称作胡佛村；用来打牙祭的野兔被叫做“胡佛猪”。还有一个更刻薄的段子：胡佛和他的财政部长梅隆走在街上，向梅隆借5美分，打算给一个朋友打个电话。梅隆扔给胡佛10美分，说，“给你所有的朋友都打一遍吧”。

　　胡佛没有意识到，在他上台的时候，美国已经快要走到了“浮华时代”的终点，等待他的是如过山车般的跌落。在当选美国总统后，胡佛曾经心满意足的宣称在，在美国，征服贫穷已经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们尚未达到目标，但我们有机会沿袭过去八年来的政策，继续向前，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胡佛没有想到的是，在股市大崩盘之后，上帝就离开了美国。

　　每一个政客都试图和胡佛划清界限，胡佛成了大萧条的替罪羊。较为主流的说法是胡佛的反危机措施“死板而教条”，在缓解大萧条方面没有什么作为，错过了最宝贵时间。还有一种恰恰相反的说法是胡佛根本不是什么也没做，而是做的太多又太傻。是他费尽心思把股市大崩盘搞成了经济大萧条。

　　信奉凯恩斯主义的人们相信，假如胡佛在其任期内就开始罗斯福式的新政，那么大萧条就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崇尚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人们相信，假如胡佛什么也别做，市场自然会自动修复，大萧条也许更本不会发生。

　　“粗犷的个人主义”是胡佛对自己执政理念的描述，他认为“经济伤口必须通过经济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的活动来愈合，政府应该做的事是鼓励个体、企业和政府的自愿合作”。在危机初期，胡佛坚持他的思想，但在危机朝着不可控的方向滑去的时候，他又仓促间出台了一些列措施。结果是落得两头不讨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把他当做大萧条的头号责任者。

　　他被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形容为“传统的聪明人”，认为金本位是神圣的，认为对穷人救助容易养懒汉从而削弱美国人对自我奋斗精神，认为平衡预算是必不可少的是经济获得稳定的基础。今天看来这些主张是荒唐的，但当时但主流专家和社会舆论都信奉这一点。

　　“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冲”纽约街头，孩子们这样唱到。

　　“最愚蠢的法案”

　　股灾最后演变成大萧条，和当时胡佛政府病急乱投医直接有关。

　　在股市连续剧烈下跌的压力下，胡佛总统仓促之中推出的一些举措就像是给病重的病人开错了药，导致病症更加严重。

　　胡佛的悲哀是，在一些具体的决策上，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政客还是学者，无论是富翁还是贫民，都给出了惊人一致的评价——愚蠢。比如他在任上签署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这项法案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深陷危机的泥沼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法案虽然以两位议员名义命名，但这笔坏账毫无疑义地被记在了胡佛的头上。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这个被称为“蠢猪般的法案”能够通过国会的投票和总统的最终签署呢？实际上《霍利——斯穆特关税法》并不是因经济危机的到来而设计出的应对措施。一战结束后，为保护国内市场，各国相继开征起新关税。美国的农场主们认为农业遭受的打击最大，因此一直吵闹着要求提高农业关税。为了竞选，从民主党占优势的农村获取更多的选票，在1928年竞选期间胡佛答应要提高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大选中共和党人胡佛靠这项承诺赢得了不少本应属于民主党票，最终于1929年5月成功入主白宫。信守诺言的胡佛打算兑现他的承诺。当然，如果胡佛意识到，大萧条将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而不是他自己预料的顶多半年，他就不会签署这个法案了。

　　身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霍利便积极行动，花了43个白天又5个夜晚走访农场主和工商业者，搜集了厚达11000页的证词，并在此基础上拿出一个方案来，该方案建议增加845种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关税，并减少85种商品（主要是工业品）关税。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后递交到参议员，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斯姆特主持下，方案改为提高177项并降低254项关税，然后便是漫长的讨价还价，最终提案在1930年3月付诸表决，并以44：42的勉强多数在参议员通过。

　　原本极力推动这一法案的霍利，其初衷是不改变工业品关税，而单纯提高农业品的关税。对此来自工业州的议员们在员外利益集团的游说下，也纷纷要求提高工业品的关税。在博弈、妥协、交易之下，《霍利一斯穆特关税法》成为一个融合了各种诉求的四不像法案。根据这项法案，进口商品的税率平均从40%升至48%，3200种外国商品（占总数60%）的关税上涨。

　　在议会通过该法案之后，经济学家们普遍感觉大难临头。在弗兰克？费特尔的主持下，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胡佛总统，呼吁否决该法案。这些来自不同学派，平时分歧甚多的经济学家，但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空前统一。他们认为此法案不仅是以邻为壑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必将是作茧自缚的蠢行。企业家也加入到反对者行列，汽车业大亨亨利？福特花了一个晚上苦口婆心地劝说胡佛否决法案。

　　这些话，胡佛都没有听进去。时至今日，任然会有学者对于当时《霍利一斯穆特关税法》为什么会被通过而感到匪夷所思。在法国人勒庞的《乌合之众》中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群体更倾向于制定出比所有的人更愚蠢的决定。这个法案的通过可以用来作为佐证这一理论的最好案例——一个大家都认为愚蠢的决定，居然被民主国家的议会通过了。

　　这个被称为“20世纪美国国会所通过最愚蠢的法案”，在经济萧条席卷美国，进而影响全球的关键时刻大幅度提高关税，最终不仅导致各国之间的关税大战，让经济危机周期大大延长，也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给本已动荡的国际局势又添了把干柴。

　　提高关税对进出口的直接影响并不算太大，关键是其中释放的以邻为壑的态度，各国在此之后纷纷加入贸易战，导致全球贸易缩水。1929至1934年，全球贸易总量缩水达60%以上。（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