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16日今日头条。

中美首次战略对话恢复某种信任是第一要务

新京报记者：第一个问题想请问您就是关于这2+2的人员选择，您怎么看2+2人员配置上的变化？

北大王勇教授：美国方面跟日本或者说韩国举行2+2的会晤，主要是外长和防长之间的会晤，应该是说相对来说是外交安全盟友间的对话，这是美国与盟国、伙伴经常召开会议的形式。

中美之间3月18号在阿拉斯加的对话，将会是中美最高外交层级的对话。在美国方面是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这场对话是外交对话、战略对话。

中美这次会谈主要是由两国最高外交官代表双方领导人的对话。这次对话没有国防部长参加，意味着中美关系存在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尚未建立固定的对话机制。对话的目的就是相互“摸底”，首先要从外交战略层次推动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特别是要理清对彼此的一些误解、误判，在动机与能力方面的误解与误判；同时，在条件成熟情况下或创造条件，开展中美之间的一些务实合作，一方面是互利的需要；另一方面，则通过互利的务实合作，提高中美之间的政治互信。

如果这次对话取得一定的成功，那么，未来应该会有国防、军事部门的首脑参加两国的对话或进行专门的军事安全对话，中美之间的对话会扩大到军事安全领域。

对话为什么选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

新京报记者：请问您为什么这次会晤选在了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这种会晤地点的选择是会有什么深意吗？有什么讲究吗？

北大王勇教授： 按照中方的说法，这次会议是应美国方面的邀请举行的，他们提议会议在美国举行。中美首次战略对话之所以选择在阿拉斯加，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这个地方到北京和华盛顿是等距离的，都是6000英里。美国方面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希望第一次对话能够在美国的土地上进行。阿拉斯加实际上不在美国本土，但仍在美国的土地上。地点的选择应该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妥协。

第二，美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国会共和党议员，现在对中国极为敌视。拜登总统和民主党政府担心，共和党人与特朗普支持者会利用中美对话的机会来攻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会批评拜登对中国过于软弱。

第三，美国当前综合实力急剧下降，越来越不自信，心态变得越来越脆弱，白宫发言人强调这次对话是在美国的土地上进行，就反映了美方这种复杂的心态。经过特朗普政府四年的折腾加之新冠疫情大流行应对的失败，美国的经济下滑严重，社会严重撕裂，政治内斗不止，种族关系高度紧张，造成美国国际软硬实力大幅度下降。面对稳定快速发展、和平崛起的中国，美国人心理上感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精英层的心理变得越来越脆弱敏感，越来越不自信的美国容易反应过度，对地区和世界会是个不小的麻烦。

布林肯完全可以在访问了日韩以后，就近来访问中国。中国方面对于美国高级外交官的来访也肯定是欢迎的。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他实际上是刻意地选择在回国的途中，跟中国的官员进行对话，这是反映了他一种脆弱的一面。过往美国非常有信心的时候，它是完全是有可能在访问日韩之后再访问中国。

第四，与美国对外战略布局有关。拜登上台以后刻意表达对中国的强硬，企图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在国际上建立一个以价值观、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际统一战线，限制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这次访问的安排是先出访亚太的盟友，随后才跟中国进行对话，以此显示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如以往，美国与盟国站在一起，甚至代表盟国伙伴表达对中国的担忧，拉开与中国的距离，加强与盟友的关系。美国通过这种安排向亚太地区的美国盟友发出信号。

是否能对中美对话的结果抱有期待？对话注定是一场“硬仗”

新京报记者： 您对此次战略对话的内容与结果有什么期待吗？觉得会涉及到哪些内容，以及对话将可能体现出哪些特点呢？

北大王勇教授：这次对话是中美双边最高外交层级的对话，应该涉及到中美当下争执的所有问题。双方会坦率地表达对彼此的关切。中国方面向美国方面提出来的最重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停止在台湾、新疆、香港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因为这是中国方面画的“红线”。

美国方面也会向中国方面表达其在台湾问题、新疆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关心。美国这一立场应该说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是中国的内政。美国的看法是基于错误与误解的信息得出的结论，更有政治操弄的嫌疑。

此外，南海问题、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经贸关系等方面都会涉及到。

由于中美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尖锐对立，分歧严重，注定这场对话是一场“硬仗”，双方的较量应该会非常激烈。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中美双方也会突出在共同利益问题寻求务实合作的诉求，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中美之间会达成合作意向。气候变化是拜登强调要和中国合作的最重要领域。

在疫情防控问题上，对话也会讨论到。但是该话题涉及到病毒来源与疫情管控等问题，双方立场差距较大，且受到国内政治很大的影响。双方能否推动某种程度的合作，包括疫苗方面的合作等具有较大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双方交流得比较好并且都有政治意愿，那么中美在此次对话之后建立某种对话机制是可能的。在小布什政府后期、奥巴马时期，中美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 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可以朝这个方向前进。

中美元首是否会尽快的会晤？恢复部分信任开展某种务实合作的可能性存在

新京报记者：您觉得这次对话对于中美关系来讲意义是什么？您觉得还能期待中美元首尽快会晤吗？

北大王勇教授：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处在十字路口，中美关系能否稳定，能否找到务实合作的领域，对于中美两国、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美两国作为大国应该有责任来稳定彼此的关系，这关系到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拜登政府应该跟特朗普政府不一样，拜登政府既要和中国坚决的竞争，力争保住美国世界第一的位置，保护美国的霸权，但又会比特朗普政府相对的理性，同时其政策的支持基础也不相同。尽管两国竞争加剧，但是中美之间共同利益仍然很多，稳定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

因此，我认为，双方的外交团队在两国领导人的指引下有可能形成某种稳定关系的共识。因此，我对元首会晤以及建立一定的对话机制，开展一定程度的务实合作等方面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这是因为如果中美双方缺乏诚意，且都不愿意求同存异，那么就没有必要安排最高外交层级的战略对话了。双方应该也是有预期的，通过对话恢复一定程度的沟通与信任，实现元首会晤。但是，由于中美实力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内政治也发生很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两个对手之间的实力越来越接近，这种情况既为危险，也可能增加了对手之间对话稳定关系的紧迫性。

中国方面多次表明，中美的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所谓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之间既然已经形成了竞争的关系，那么双方要尽可能保证竞争的良性，要建立于一定的规则之上。这个规则实际上就是联合国的宪章、包括WTO在内的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则。双方不应该强加自己的标准，如果有这样的基本共识，我觉得中美关系还会往前走，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还是能够进行对话，找到务实合作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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