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济学如何更好地讲中国故事，如何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3月29日晚，人大重阳对话名家系列讲座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为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本文根据速录整理而成，已由作者本人审阅，独家刊于人大重阳网。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还处于探索阶段。改革开放形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泉。特别地，改革的核心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简政放权，并进行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开放是指积极融入全球化，推动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理论创新。因此，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就是讲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故事，并立足中国故事进行经济学理论创新、得到国际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这才是真正的讲好中国故事。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与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提高认识。

一、中国故事是经济学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方面，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步提高，产业结构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向高质量创新发展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规模较小，即便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总量依然较低。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从对物质文化的追求转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转变意味着中国发展的深刻变革。2018年我国消费总量居全球第一，未来还将持续增长，巨大的消费市场将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引擎。同时几十年来没有发生大的经济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真正实现了质、量、速度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从加入WTO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国际舞台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有部分人过分强调我们存在的问题，没有真正看到自己的优势和成绩，显得比较悲观，而原因就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没有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不少国家是带着羡慕或者是嫉妒的眼光看待中国发展的。

中国成功的关键在于从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系统化”的比较合理的思路和方法，比如确立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就改革而言，从逐步完善市场经济模式到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在逐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坚持实践是检验标准、坚持问题导向，以及“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论”等，不仅在实践中有效，而且包含了很深的经济学逻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很好地把握住了关键环节：一是理性综合思维。如“黑猫白猫论”、“目标引领，规划先行”等都体现了理性思维。又如认真研究各种理论和实践中的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形成组合的方案，在试点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推广，反之则调整，体现了综合思维。二是科学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在重视市场的同时做好宏观调控，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发挥作用，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看作统一体，这是中国实践的重大创新。

二、经济学理论的困境与突围路径

首先，大家很熟悉，“稀缺性”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是基于早期产品太少而提出的概念，而在今天，生产力大大提高，很多产品出现了过剩的情况，这样的概念至少与实际不是十分相符。其次，关于均衡与去均衡问题。人类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绝对均衡的状态，而经济学主要理论都是以此为研究对象，这决定了经济学理论普遍是研究某个特定状态。不同特定状态下对经济学的研究，结论也一定是不同。因此，经济学一定是学派林立。如果对于确定的经济对象，不同的人可以给出不同的结论，出现邀请8位经济学家讨论一个问题，给出9种答案，无法决策，相信与否都没有问题。可以预见，这样一来，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一定让人质疑。第三，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市场与政府到底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人类历史上，经济学研究总体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经济学就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此后无论是哈耶克跟凯恩斯的世纪争论，还是所谓的咸水、淡水学派争论，都是在市场和政府中二选一，当然不同时期对立的程度有所差异。由于立场不同，不同学派在表达自身观点时都有其合理性，而在批评他人时又都有局限性。我们认为,凡是在人类历史上争论不清的、一直对立的，那么一定要在高级阶段统一才有意义，即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像西方经济学认为的那样绝对对立。在实际中，市场机制有利于通过“看不见的手”提高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但有其局限性，需要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适时发挥调控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著名经济学家提出过很好的观点。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得出的重要结论是，“要接受市场的不完美，也要接受精巧的大统一的经济学还在天边的现实”，也就是要接受市场的不完美和经济学理论走向统一。哈克认为，20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繁荣与稳定要归功于政府干预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因此，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是要寻找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平衡点。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是现实中一国可追及另一国实践的理论升华。蔡继明认为政府与市场之间要有一定的统一，但统一的方向是劳动价值论。李稻葵提出，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有紧迫感，必须把我们伟大的经济实践和思想，转化为国际上有广泛说服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自由经济学理论分庭抗礼的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经济的重大决策做出应有的贡献，并提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概念。萨缪尔森的逻辑比较典型，主要有六大特点：一是混合经济理论在萨缪尔森的逻辑中达到了高峰。二是把市场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但是又强调，政府的作用是市场的附属。三是将总供给和总需求统一考虑，构建AD--AS模型，不仅强调凯恩斯理论中的有效需求，还强调了供给侧。四是将严谨的数学逻辑引入经济学，适度的数学化对经济学逻辑有重要意义。五是提出中国可以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间的道路或称为第三条道路，经济发展模式应是多重的，经济发展模式里面最核心、最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也应该是多种的。六是不再将经济发展当作是静态的，而是将其视为诸多动态因素的组合。可见,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经济学家的共识，只是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与市场有不同的权重而已。

索洛经济增长理论是近几十年比较流行的，其研究的是潜在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增长。潜在经济增长有其合理性，但并不是实际的经济增长，这是索洛观点的局限性。正如不能用潜在军事家作为评判是否是军事家一样。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即RBC理论，也是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提出了影响实际经济增长的要素，对索洛经济增长理论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鉴于潜在经济增长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发展状况，该理论提出了第二个要素，即技术冲击的因素，随后提出第三个要素，即政策冲击。其中财政政策的影响较明显，而货币政策无影响。应该说这里用外来的技术冲击来解释周期性有些勉强；财政政策可以调节经济结构，而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影响潜在经济增长，因其逻辑仍依赖于索洛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这是自然得出的结论。

实践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有问题，完全的市场经济也存在缺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市场与政府结合的道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的重要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实现了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难题”。习总书记的指示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

三、要通过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

经济模型的构建对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宏观经济学分别从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角度建立了相应的理论，并在相应的范围内较好地发挥着作用。本文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成果，将“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建立了理性综合模型。模型的主体部分由以下三个方程构成：

式（1）中，表示经济总产出水平的变化，。表示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潜在产出，属于长期趋势的主体部分。表示政府作用部分带来的变化。参数a、b表示权重，在理想的“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情况下,两者之和为1。满足此条件的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模式。式（2）中，为常数，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参数和分别表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式（3）中，表示来自供给端的冲击，表示来自需求端的冲击。政府作用于经济波动的部分是供给端和需求端冲击叠加的影响。从本质上，理性综合模型改变了以往经济理论仅基于纯市场经济的前提，是重大的思路创新。模型得出的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方程与RBC的基本逻辑和要素是一致的。

第一，对经济发展模式及变革动态曲线的刻画。参数a、b的权重大小不同，表示经济体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情况。根据现实经济中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程度不同，可画出经济模式变革动态曲线，不同的经济模式处于曲线的不同点上。实际上，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联系，也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协调程度密切相关。

情景如下:一是当时，社会总需求远远大于总供给，社会资源极度稀缺，主要矛盾集中在如何满足社会需求的问题上，此时完全市场经济模式将是最优选择。二是当时，社会总供给远远大于总需求，社会供给非常丰富，主要矛盾转为如何管理总需求，凯恩斯理论建立时的背景属于这种情况。可见，在生产力大幅提高、供给能力远超需求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模式或将成为较好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计划”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而进行的重新定义。三是当与相差不大时，属于模型中当时的情况。这属于既有市场又有政府的混合经济模式，是更贴近当前现实的经济模式。四是如果与出现急剧失衡，则往往属于经济过热或危机。但应注意经济模式的变革既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又在特定生产力下具有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性。

第二，市场经济国家内涵与标准的新变化。当今世界或是历史上，并不存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只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在总供给远远小于总需求的特定背景下，十分接近完全市场经济模式。实质上，一个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并且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体系，就是市场经济模式。当今市场经济五大模式都各具特色：一是美国模式：“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二是欧洲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三是日本模式：政府指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四是瑞典模式：福利型市场经济模式；五是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美国、欧洲总拿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说事，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从市场与政府结合的视角看，只是他们可能市场成份相对大一些而已。比如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作用略大一些，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市场作用略大一些。从现实角度看，中国正趋于加强市场化改革，而美国则有强化政府作用的倾向，两国市场化程度呈现趋同的新特征。

四、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无法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要求

首先是宏观政策或调控目标的调整。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宏观经济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来自于凯恩斯理论。宏观调控目标应综合考虑供给侧和需求侧，但凯恩斯理论仅考虑需求侧，确定的四个目标是不合理的，其中两个如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可在某种程度上统一为经济增长。鉴于需考虑供给侧，应有结构优化或调整的目标，只有这样才更合理。物价稳定目标也应调整，需要综合考虑金融稳定，金融稳定不再是简单的物价稳定，还包含宏观审慎视角下的系统性风险防范，当前央行实施的“双支柱”政策就是具体体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可保留，只是内涵应更加深入。由此，我们可将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调整为新的目标：即经济增长、结构优化、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从上述目标可理解中国实践的合理性，比如“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实际上正好体现上述目标，高质量发展则是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的协同。宏观调控理论是一个集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的调控体系，二者贯穿始终，只是根据经济中总量与结构问题的突出程度侧重面不同。今天我们针对结构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其次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要建立供给侧与需求侧有机结合的调控体系。这就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升到了更高的高度，同时也与萨缪尔森综合考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逻辑一致。但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上升到总供给、总需求的层面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实践实现了供给侧和需求侧调控政策的结合。依据模型推出的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表，既考虑了经济周期，也考虑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综合考虑了结构性问题与周期性问题的叠加。在结构性问题突出或者可以忽略周期性问题的时候，就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时期。而当需求侧问题或者说是周期性问题突出时，实质上就是凯恩斯理论给出的政策体系。因此，在经济上行期、下行期，结构性问题与周期性问题的解决路径是相反的。这与凯恩斯理论只考虑需求侧的政策是不同的。

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需求侧矛盾不突出背景下宏观调控的结果，但此时也不能完全忽视需求侧的管理，需求侧问题不是没有了而是不突出。因此，要采取综合思维，供给侧改革为主，兼顾需求管理，既要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也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实践上也是这样处理的。

五、中国经验为经济学创新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中国经济的成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包含深刻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创新契机，对宏观经济理论创新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相信，一个源于实践而又服务于实践的“理性综合经济学”不仅在中国适用，还将具有更广阔的适用空间，既为全球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为经济学创新提供了深刻的基础。经济学应是经济动态运行的科学，经济增长理论作为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也随之变得更加重要。在这个逻辑体系下，可以比较好的解释经济周期和中等收入陷阱理论。

从理性综合模型中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如果某个时期，一国或全球部分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和环境，随着供给和需求端的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没有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巨大失衡或危机，则可实现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可见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单个经济体，如果有需求侧、供给侧的协同升级和发展，并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则可望迎来经济的黄金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和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经济就经历了持久的黄金发展期。

未来，如果中国需要保持较长时间的黄金发展期，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中国经济要保持比较好的基本素质。二是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劳动生产力，技术创新保持稳定。三是要保证一定程度的合理需求。短期增长稳定，长期结构优化，不出现大的风险，保持高质量增长。同时，要重视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面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国应坚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多边框架，保持定力，精准出击，做好自己的事，迎接新的黄金发展期。

六、关于理论创新与中美贸易摩擦

将模型运用到国际经贸领域我们发现：两国的贸易产品不是由简单的要素禀赋决定的，而是由两国具有动态优势的产品决定的，自由贸易是基本原则，与国际规则许可下的合理保护有机结合，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是基本基石。在完全的市场条件下，两国产品具有基本确定的竞争条件，在国际规则许可下，两国可以采取调控或改革措施，这也可被视为合理的保护。一国的某些产业实现追击或者超越也是合理的。公平贸易不是一国贸易利益的最大化，美国优先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合理利益。美国的长臂管辖是霸权行径，一国法律不应在全球使用。所谓的强制性技术转让也不合理，实践上，中国主动将相对较高的技术转移给欠发达的农村，提供发展空间，而不是简单的掠夺式发展，这体现了中国的担当。

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根本目标不是简单的贸易平衡问题，而是希望继续保持其竞争优势，遏制中国的发展。但只有与国际社会实现产业共享，才能真正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中美两国情况看，不应是一国一直生产大飞机，另一国生产衬衣才合理，而应是可以公平竞争的。以大飞机产业发展为例，中美在大飞机领域的差距在缩小。波音737MAX坠机事件给美国的大飞机行业带来危机，这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发展是机遇。因此，从模型视角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从自身要素禀赋里找到自身优势并进行强化。二是加快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实现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具体策略上看，一是中国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审慎对待，坚持战略定力，既不能过于乐观也要防止过于悲观，要增强措施的针对性和效力。二是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提升自身的基本素质和抗风险能力。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三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努力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四是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预案要综合考虑低级、中级、高级三种情况，从贸易、投资、技术、金融、国际规则、外交等方面着手，形成不同的工具组合，在适当的时机推出相应的政策，以时间换空间，达到最佳效果。

互动环节

问：两个问题。一是关于计划经济。有人说计划经济实行不下去是因为数据不够多，现在已经进入到大数据时代了，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再次复苏？二是在您的模型里没有看到人口和产业政策的内容，请问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加到里面？

宗良：在如今大数据的背景下，人类越发展，供给能力越强,需求越来越个性化,政府的作用应该越大，呈现一种逐步演进的态势。从模型中可看出，早期总供给远小于总需求，此时萨伊定律成立，政府作用是很小的，而当总供给明显大于总需求或者基本一致的时候，政府需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云和刘强东的相关观点是合理的。当然对计划经济概念的理解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实质上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形式，是政府在经济运行中，通过合理的作为实现供给和需求有机的匹配，避免生产的盲目扩张。

人口和产业政策可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供给侧的变革，同时对需求侧也会产生影响，最终会影响整体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是有作用的，不是要不要和有没有作用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好作用的问题，否则当今欧美国家也不会那么关注产业政策了。产业政策要把握好力度和界限，政策不足不行，过度了也不行。

关于第二个问题，产业政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产业政策要把握好力度。政策不足不行，过度了也不行。（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