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与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合办《为“一带一路”倡议导航》中文版报告发布与研讨会。发布会由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主持，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院长丹尼尔·拉塞尔做了报告发布。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人大重阳院长助理贾晋京、哈佛大学博士、人大重阳访问学者葛琳娜等参与研讨，由人大重阳副院长周洛华主持。本文为会议实录，独家刊于人大重阳网。

实录要点汇总

1、该报告折射了中美智库间的信任与合作。中美关系较为复杂，目前相关媒体过于聚焦经贸摩擦，然而摩擦和冲突并非主流，其实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合作。

2、该报告聚焦这样一个美方所了解的世界，在缅甸、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做了很多案例研究。主要涉及5个类型的问题——融资、劳工、环境、利益相关方、腐败问题。

3、在美国前高官看来，中国政府并不希望在国内出现抗议、社会动荡、腐败、环境污染的问题，所以，该报告当中也参照相关的问题在中国的解决方式以应用到海外问题的解决中去。

4、该报告以一种哲学的思维告诉我们同样的语言，不同的表达与理解会建构出的不同认知。因此抛开意识形态的困囿才能走出哲学的困境，使中美以及沿线国家共享“一带一路”红利。

王文：这是美国智库就“一带一路”研究最认真的一份报告

王文：过去一两年，中美关系呈现出相对紧张和摩擦的状态，亚洲协会表现得理性客观，发布的研究报告质量也较高，我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丹尼尔·拉塞尔先生今年3月份来京，在人大重阳的协调下，调研了相当多的中国官员与企业，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代表着中美智库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现在媒体和舆论过于关注经贸摩擦，好像中美之间只有摩擦和冲突，其实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合作。

过去5年左右，据不完全统计，除中国的研究机构之外，世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报告超过3000份，这当中相当多一部分我也阅读过。但是丹尼尔·拉塞尔领衔的这份“一带一路”报告我认为是最为严肃、认真的，如果不是之一的话。他很严肃、认真地调研“一带一路”相关进展。这个报告里面有对于“一带一路”进展的很多批评。但作为中方发布的合作单位，我们没有修改，中英文版是一样的。6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记者发布会中高度评价这份报告，说“这份报告反映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和重视。”今天发改委和中联部的两位官员也来到现场，说明中国非常包容、开放地尊重来自美国的建议和意见，这代表着中美关系的另外一面。

中国需要美国“诤友”，我跟丹尼尔·拉塞尔说，现在美国太多极端的言论可能会刺激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像丹尼尔·拉塞尔这样的严肃的建议，相信会促进中美之间良性健康发展。

拉塞尔： 美国要提出一些中国听得进去的实务建议

丹尼尔·拉塞尔：大家上午好！感谢人大重阳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向中国人传达我们的信息和想法。全世界都在谈论“一带一路”，但我发现，它们一直在谈论对中国的观点，而不是相关事实。所以我想做一个项目把事实从摩擦中剥离出来。

我的工作一直跟政府政策和外交相关。鉴于问题的解决，我不关注“一带一路”的好坏，而是关注如何会更好，怎样避免更糟糕。一些境外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必须的，而“一带一路”提供了这样的投资，不管你喜欢与否它都存在。所以，问题在于什么能够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能够让“一带一路”更有成效。

所有政府对批评都非常敏感，特别是公众的钱是否能有效地使用。我在想，如果我能够识别出一些方法或者帮助大家识别出一些方法提供建议，把“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做一些调整，从经济上产生更好的效果，中国政府可能就会产生兴趣。

于是，我们聚焦这样一个我们所了解的世界，做了很多案例研究，在缅甸、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我们主要关注5个类型的问题，比如融资、劳工、环境、利益相关方、腐败。王文先生刚说道，我3月份来过北京。当时，我想先展示出初步结论，看看中国方面的反应。基于那次的互动，我现在可以描述报告主要的发现。

我的第一个发现是“欲速则不达”。做事情太急躁是有危险的。围绕“一带一路”的项目，有时签协议显得特别着急。中国方面想赶紧签谅解备忘录以锁定这个项目，可能之前很多的设计、融资问题都没有想好。对于基础设施的项目周期，最重要的不是建设中和建设后，而是设计阶段。要想想到底想做什么，如何得到融资。有时我们做决策很难放下脚步把握这个项目的利弊。项目的评估、调查必须要前置否则就会有风险。如果我们不做好全面的评估的话，这些项目、承包商们可能就无法得到很多的投资回报，东道国可能无法支撑这个项目。很多案例当中发现这样的问题--当地社区强烈的抗议，将资源割让给外国政府或者外国公司。

再就是土地交易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土地所有权不是特别清晰，中国的承包商陷入到了土地所有权争端当中。有一个案例是，斯里兰卡的一个海港，斯里兰卡政府早期把海港股权转让给中国公司。从商业角度来说，以前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转股情况，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讲，成本非常大。国际社会上对于这样的案例有很多的批评和质疑，大家说，这是中国本来就有的战略目的。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如果较易得到融资的话，就不会特别小心谨慎的使用。不同于拿着自己的钱和股东的钱，如果这个公司从政府那里有担保，则愿意冒更多的风险。事实上，如果融资、信贷容易的话，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时候，他们用钱的时候就不会特别小心谨慎。

同时，还有一个趋势，中国开发商或者中国官员只想跟政府跟官员们沟通交流，跟有影响力的人沟通交流。但问题在于政府可能也会有变化，在一个国家有权力的人可能不是当权者，利益相关方的权力可能更大。所以，中国的公司应得到当地官员或者国家政府官员的批准，但是如果当地社区不了解这个项目，则依然会面临问题。

在很多案例当中，中国公司的利益点跟中国政府利益点不太一样，有些公司追求短期的回报。对中国政府来讲，他们想维持很好的形象，想要确保跟项目所在国的关系是良好的。经常听到中国外交官说，我们不想干预其它国家的内政问题。但在很多发展项目当中，要避免腐败，当地村民转移时要有相关补贴，这些责任都由当地政府承担。但是，项目所在国的人会说：“中国在这里建了大坝，大坝把我们村庄淹了，我们没有得到补贴，这就应该中国负责。”当地社区的人民对中国的项目确实有很强烈的不满，这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我要给中国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应该是有说服力的。同时这跟中国利益也有关系，其实让一些人做对他们有益的事情非常容易。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好的结果，就要让每个案例在中国国内看到做法的参照。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中国政府已经有非常棒的流程和步骤避免出现在海外的那些问题。中国政府不希望在国内出现抗议现象或者社会的动荡，也不希望有腐败问题，不希望有环境的污染问题，所以，我的报告当中也想看看相关的问题中国国内怎么做，能不能让中国国内的这些解决方案到海外解决问题。比如，我有了解到有一个关于“一带一路”沿线的柬埔寨建坝的建设。当然它是独一无二的项目，有一个省的项目比柬埔寨这个坝的成本低一些，但有一些阻碍：

首先，可持续的“一带一路”。马来西亚新任的政府或老挝新任政府换届，由此进行的重新谈判修改了原来的项目。我刚才提到“一带一路”可持续性的项目，中国的领导人现在也在敦促全球化的参与度，如非政府组织、民企、社会资本的介入。此时，谨慎地研究项目需求和相关风险才能够更吸引到私人的投资。

第二，开放的“一带一路”。很多项目对于沿线国家来讲都不够透明。我们提出的建议就是创造关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数据库。用英文来传达信息就可以传达到更多的国家。我们也建议电子化采购的系统，这在中国用的非常多，非常广泛，所有的项目，所有的合同最好是进行成本，以及最佳价值的对比评估。 “一带一路”项目用了非常标准化的全球性的合同，这也是我们建议之一，这样能够让中国开发商和国际参与者，包括他们如果想要更好与全球不只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开发商更好竞争的话，就需要这样的框架。

第三，廉洁的“一带一路”。腐败现在是导致任何大型项目有延迟或者失败的首要因素。我们建议“一带一路”的项目都必须要求能够按照反腐败，而且是按照产业应有的最佳实践方式来执行，同样相关的承包商，企业都必须有反腐执照，具体来说就是执照颁发部门必须是官方的相关部门。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廉洁的相关的抗议或者失败都有可能产生，这对中国企业和政府都是开销很大的。因此要有一个非常严肃的关于环境影响的研究或者是评估报告。

同时，相关利益方可能没有参与、母语不同、文化不同并不了解规划是什么，对商业角度、业务角度也没有足够的了解。劳工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的权威机构中央政府可以使用中国的劳工，或者培训当地的工人。另外，还要有一些司机、安保人员、技工、工程师等等。

我在3月来京，在王文院长的协调下与中国相关部门接触时，有一些相关的观点和建议。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后，很多观点都得到落实，比如对腐败的零容忍，清廉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项目落地国的优势，金融机构使得这些项目从环境角度和投资收益角度变得更好，还有一些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框架等等，都是在那一次峰会之后得到推进。

从全球的角度看，当领导者们说到他们一些正确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时候，不代表真的有问题的解决方案。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亚投行的例子，一开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候，几乎没什么信息和透明度。有些国家不愿意加入，觉得最好再观望一下。通过亚投行来谈谈全球的标准，从国际级别的银行层面进行更高的标准规划，是非常好的案例，而“一带一路”倡议就应该能够套用同样的框架。

王文：的确，“一带一路”有太多的利益相关方，政府级别、商业机构、NGO、项目方等等，非常复杂。4月底，习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上也回应了这个复杂性，即 “一带一路”要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一带一路”被很多学者称为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今年进入第41年了，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收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在进步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全世界都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一带一路”现在才进入第6年，相当于1984年前后的改革开放。“一带一路”还是要有需要时间，要有耐心。正如该报告最后一段，拉塞尔先生说，他的建议充满雄心和抱负，很多建议非常苛刻，也很精细。“一带一路”同样也是一带雄心勃勃的事业，因为它跟中华民族及领导人的深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要避免挫折和失败的发生。邀请人大重阳副院长周洛华先生上台主持讨论环节。

周洛华：这是一份“哲学”报告

周洛华：我先做个披露，我其实有社交恐惧症。上次很认真跟王院长说不要让我再担任主持工作了，王院长听到我这句话，很认真跟我说，这是你编过的最好的段子，下次主持的时候记得用上。但是我忘了告诉大家，一般面对陌生观众的时候，突出其来的掌声会使得我更加紧张。

不是我期待这份报告，应该是说当这份报告出现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们正需要的。我刚才在外面平复心情的时候，遇到同事小王，他坐在地上看手机，问他为何坐在“地”上，他回答：“没有‘地’坐”。从哲学上来讲，我们俩都在说中文，同时使用了“地”，但是这样的交流不免陷入略带幽默的哲学困境。我们在使用“地”这个词的语境和方法完全不一样，因此造成了我们的误解和困境，这使得我更好理解了丹尼尔·拉塞尔今天呈现给我们的这份报告。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英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说，但同样的是英文却可能带来误解、抵触、纠纷，那该如何澄清呢？这份报告在我看来不是报告，是哲学语法手册，当我们按照这个规则使用“地”，当我们用这套语法使用某些特定的语汇的时候，我们可以消除分歧，避免误解，更好更快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发布的是一件哲学作品。这件作品带给我兴奋感，第一个问题提给翟崑老师，您觉得我对这份报告的理解和定位是不是准确？

翟崑：要到更高层面理解这份报告

翟崑：非常感谢周院长把第一个问题给了我。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社交恐惧症在您身上发生。您从哲学意义评价完之后，我们嘉宾都无话可说了，完全准确，非常赞同，把我们提到了一个更高层次上理解这个问题。我是没有社交恐惧症的，而且我愿意带很多人来参加。我今天带了40多个学生来自全球几十个高校。周院长讲到这是一种哲学上的认知方法，消除分歧，我把这些人带到这里作为第二课堂就能够很好理解这个问题，并且能够拿到亚洲协会丹尼尔·拉塞尔领衔的报告，以及人大重阳合作者和地点，在这个“地儿”上，我们的“地儿”非常大，非常多，至少我这40几个学生可以回到他们的学校，回到他们所在的国家，把这套哲学体系传递给全世界，这就是我为什么感谢重阳、感谢人大，感谢友好临校的原因。

王晋斌：美国需要抛开意识形态之争看“一带一路”

王晋斌：你的评价特别高，就要有哲学层面的思考。丹尼尔·拉塞尔的报告写的非常好，抛开了意识形态之争，过去讲“一带一路”都是讲地缘政治，而这份报告抓住了最核心——项目评估能否可持续性。亚开行在中国水电站的评估项目，财务的可持续性、透明度、劳工、环境保护都非常具体，在确保项目成功的环节上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王文院长提到的报告最后一段话，我看过后也觉得挺重要的，“因此，决定‘一带一路’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中国是否有效采用，推进并实施了中国机构提出的最佳运行方针。”这是契合中国在发展“一带一路”中的战略的。

贾晋京：过去5年中国给全世界提供了5万亿美元的贷款

贾晋京：这个问题可以结合社交恐惧症的问题一起分析。哥伦布开创的大航海时代贸易克服了全球人类的社交恐惧症，这意味着什么呢？——贸易，但是现在人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需要通过互联网把大家连起来，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沟通，就像周院长说的同样遵守TCP/IP协议的计算机才能互相沟通，TCP/IP属于表示层，互联网还需要基础设施，就是需要拿光纤连起来，这就是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它是工程，人类有三个很重要的工具：科学、技术、工程，这三个东西有所区别。世界各地众多天文台共同合作发现黑洞，这属于科学范畴，科学组织通过资金支持就能够完成。

建立互联网属于技术范畴，各国商业组织通过合作就能建立互联网，基础设施历史上来看就是需要国家信用才能完成，美国国家洲际高速公路系统等所有大型基础设施都是借助国家信用才能完成的。但是当我们来到需要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后才能够有新的沟通的阶段，犹如把光纤连起来才能有TCP/IP协议连起来，我们靠什么解决把基础设施联系起来的信用问题？从当前这个阶段来讲，很大程度是靠中国的国家信用解决的。

刚刚国际上发布的有影响力的数据表明，过去5年中国已经给全世界提供了5万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主要是以国家开放银行等国有投资银行给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落地方的中方的承包商发放贷款的形式实现的。5万亿美元占到全球同类开发贷款的三分之二，中国靠自己的信用实现。而今天的这份报告指出我们如何能够以信用合作的方式实现全球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而开辟为大家沟通空间的一条路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进入今天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信任层面的沟通，于是大家都克服了社交恐惧症。

葛琳娜：“一带一路”是一项有雄心的计划

葛琳娜：我们要了解中国到底针对全球的形象想完成什么工作，或者借由“一带一路”，中国想表达什么。我认为，“一带一路”真正的价值在于，这是一个雄心壮志的计划，它已经开始了，而且已经实施了一些特别的流程，能够帮助把规划落实。当然它有一些影响能够让“一带一路”的相关工作对沿线国家产生最正面的影响。“一带一路”是互相帮助的方式，不管是主要的项目国还是对当地社区来讲，都是相关的，所以不但需要有中国的能力，也需要沿路的国家能够有能力承担“一带一路”项目的支付。

这个项目相关的问题，首先能够使得相关各方，即双方能够从项目中获益，我们如何处理那些问题，那些在实施时候让我们发现存在的这些问题，而且这时还要考虑我们怎么样确保倡议的核心精神能够真正按照我们本来的意愿遵守这样的核心内容。我觉得它能够帮助这些事情变得更加透明化，能够了解“一带一路”的各方面分别是什么，或者有什么困惑能够被解决，还有外国人士会表达，或者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来讲哪些是重要的，哪些真正是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的项目。但是从中国角度来看的项目，并不是“一带一路”真正倡议下相关联的项目。有些在“一带一路”真正落地实施时与当地联系性不够。我非常高兴您提到的三大不同：科技、技术、工程方面，区分这三大要素的不同是很好的。最后中国一些很好的成效能够带来更加正面，更加使全球收益的成果。谢谢！

嘉宾互动环节

周洛华：“一带一路”沿线工程在当前的适用性受到了一些质疑，是不是设计超前了？容量被夸大了？融资的规模超过预期了等等，是否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机制体现生物学的原理，筛选可能比培养更重要。去一个国家建造基础设施，当然是在培养这个国家的经济，但是在决定培养一个国家、一个公司之前，是否应该做筛选工作。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功可以说出很多原因来，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人民澎湃的创造力，吃苦耐劳的毅力。筛选机制，长远来看使得“一带一路”的倡议对沿线共建国家的经济有更持久的作用力。

丹尼尔·拉塞尔：您不仅谈到很好的问题，观点也很好。您问的正好是科学的问题。有一个关于科学的方法，我们应该尝试用来分析“一带一路”。在科学层面来讲，你不会进行政治的评断，而是通过理论假设做研究。基于测试获得一些事实的结果，然后做一些评论或者调整。我认为“一带一路”，相关的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是一些主体，都应该基于法律法规。我在美国政府工作过。在美国，西方世界一直用的方法是首先准备好所有相关的具体内容。而中国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可能有一个概念，然后进行实践提出相关的问题。“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开始并没有很好识别出来，这才是导致了后续质疑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方法关于自然的筛选的形式——实践。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会面临挑战，可能失败或者遭遇瓶颈，这并不代表大自然的筛选，“一带一路”沿路国家的政府做出的调整是基于相关的事实。我认为这是我刚才提到科学方法中的一部分。

哲学层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原则，并没有一种情况，使得人类生活能够更糟糕或者更好。我们必须要努力地确保我们采取的所有行动，包括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评论、辩论，都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周洛华：下面时间交给现场观众。

林永亮（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处长）：确如王院长所说，该报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对于整个“一带一路”当前面临的问题及其评估也是相对比较客观的，提出的12条政策建议既有针对性，也是非常务实可行的。向丹尼尔·拉塞尔先生表示祝贺，这是一份非常成功的报告。

“一带一路”目前存在的困惑，大部分来自于国际社会，这份报告也针对这些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其实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对国际社会的反应，中国政府、中国智库学者也面临这样的困惑--为什么中国如此有诚意的倡议，仍然会导致国际社会的误解？为什么大家总是不理解我们非常美好的合作愿望？为什么美国不能特别大方地参与这个倡议？为什么“一带一路”合作国的政府，各层的民众总是持着一种怀疑态度？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在当地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安全保障、与家人长期分离、子女教育、养老保险缴纳双重征税的问题。这就启发我给丹尼尔·拉塞尔提一个建议，可以专门面向美国政府写一个报告，或者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合作伙伴国的政府发布一个报告，也可以向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企业发布一个报告，指导他们如何做的更好以避免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丹尼尔·拉塞尔：谢谢您的评论。现在从政治角度要更加积极的与政府方面合作确实有一些困难，事实上很多领域，美国想参与介入，包括“一带一路”倡议。

第一，美国的建筑公司、物流公司、服务提供公司对于项目设计有很多的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第二，制造商们，比如说GE这些公司特别愿意提供产品给中国的建筑公司。但是总的来说，从服务公司或者制造商的角度，还没有看到美国公司大力参与。第三，商业银行的参与，私募的参与，在服务领域、制造业领域、融资领域，美国的企业界都有兴趣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当中去，因为它有商业机会。问题在于，这些都是商业的决定，而不是政治决定。对于他们来讲，是否有方式参与进来，能否得到公平对待，需要中国政府进一步促进。只有美国商界先带头参加“一带一路”，美国政府才能跟着商界做。对于“一带一路”的倡议质疑有很多原因，有些是由于现在中国做了这个，有些是由于中国的其他行为，或是他们的一些态度和担心。最终，领导力并不应该基于大家说的话或者意愿。领导力应该是能够激发其他人跟着你，如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或者其它的政策，中国可以激励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我相信中国将能够克服现在可能有的一些质疑。

周洛华：领导力是要激励其他人跟着你工作。美国为什么不肯接受“一带一路”的倡议呢？我们为什么需要得到美国的认可和肯定呢？从心理学上讲，沉溺于特定人群对自己的肯定之中，是一种比社交恐惧症更可怕的心理疾病。如果我们真正在乎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共建国家人民福祉的话，就不会在乎谁给我们掌声，我相信中国政府确实是这样想的，我也丝毫没有劝美国参与“一带一路”的意思。如中国古人所言，“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翟崑：我想反对下你的意见。得到美国的认可非常重要，从本质上来说该问题是合作恐惧症的问题，我们可以只考虑“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国家，但是如果美国搞破坏，利益就实现不了了，因此如果美国能加入，世界大同就指日可待了。对于美国来说，它不知道中国会做什么东西。丹尼尔·拉塞尔先生说美国和中国行为模式不一样，美国会准备很充分，但中国的“一带一路”，不太知道具体方法，我这6年来一直在研究“一带一路”的国家行为模式，我觉着我好像把它的一一找出来了：

第一，哲学。

第二，“一带一路”是战略调整，过去更倾向于跟发展中国家合作，但现在有了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所以我们特别希望美国加入。我们以“五通”继续推进细化，从中央到地方按照这个方向推进。

第三，如果“一带一路”项目没有细致规划，不符合国际标准，疏于增加透明度，减少腐败，就整个失败了。日本著名专家高原明生说“一带一路”像星空一样，布满星座看不清，但是每个星星是清楚的。您这个报告最大的好处是通过改善项目来改善整个政策和战略。

第四，要通过这个项目改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不仅照顾到中国，以中国人民为中心，也要以世界各国人民为中心，“一带一路”要对大家有好处。

第五，谁来评价“一带一路”的好坏极其重要。这个报告有很多建设性建议，非常实用，这样就能够让“一带一路”做的更好一些。

政策研究院的院长陆克文先生，刚当总理的时候，提到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时特别“诤友”，我建议他不应该给中国提“诤友”，可以换一个词“友直、友谅、友多闻。”这个报告是超越陆克文版报告的研究成果，我带着包容心接纳。

周洛华：翟老师做了更好的澄清，我们欢迎美国来共建“一带一路”，但是欢迎是因为美国的加入能够使得“一带一路”建设更好惠及沿线国家和人民。

提问环节

提问1：中国一些市场参与者可能没有书本化的建议，你说要建设开放或者廉洁的“一带一路”的观点是建设性的，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但是您有没有了解过如何防止问题的产生，如果你们有研究的话能不能稍微给我一个结论，提升治理之后，我们在成本方面会有什么改变。

丹尼尔·拉塞尔：我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都是一些融资、金融方面的专家，他们建议降低项目成本。因为是这些项目某些情况下还没有进行完整的风险识别评估，一些社会问题、劳工问题、物流问题、政治的问题等等，现在还没有完全被解决。第二个原因是腐败、受贿等问题，它不同程度影响到成本变动的幅度。缺乏商业融资角度的考量，就意味着所有的钱都来自国家的国库，如果所有的建设都是非常好的建设的项目，这个时候可能投资回报率会好一些，就能够吸引商业的，非政府层面的私人投资机构。

提问2：今天研讨会是研学界的，而AIG代表产业界，我们作为一家美资企业，参与践行“一带一路”倡议，跟中资合作伙伴一起服务了中资企业客户，能够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是非常高兴的。

从产业界角度来看我有一个疑问，您作为公共政策方面的专家给政府提了很多建议，而对于我们这样在中国经营的美资公司您有什么建议以使我们可以更多参与到项目中来？

丹尼尔·拉塞尔：我在考虑，把整个报告重点放在我们如何能够做贡献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决策方。全球产业界的责任能够带来解决方案，包括您刚才提到风险管控的问题。我为政府工作的时候发现很多企业家都认为我们已经有正确答案了。其实产业界可以做营销，在政府层面，中国官方拓展的系统就是捐款的问题。比如扶贫，社区的发展，这都是拓展基金，这和“一带一路”的项目是毫无关系的，但其实是符合逻辑的，要想办法协调“一带一路”项目的目标、运营方法和中国的官方系统，看看中间有没有互补的协调关系。包括我们境外拓展的系统，因为“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基础设施的，比如要在老挝建一个火车站，你不帮助老挝政府或者社区建立住宿、道路、学校、警察局等等相关设施，围绕火车站辐射周边的相关项目的话，肯定是行不通的。

赵坤（国家发改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处长）：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参加这个报告会。我对丹尼尔·拉塞尔讲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大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更多聚焦在中国，而不是其事实和现在取得的成就。提高“一带一路”倡议透明度的问题，我有一点困惑，我们跟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大家都认为我们有“一带一路”项目库，希望公布具体信息，欢迎更多国际投资者来参与。但是这个项目是企业跟国外一些企业、政府合作、探讨开发出的项目，在初期阶段属于商业机密，不太适合由政府进行公布，我们也不掌握这个信息，这个透明度怎么考虑。其次，“一带一路”跟沿线国家的合作，开发的项目都是沿线国家的项目，这些国家项目不属于中国的主权，因此项目信息的发布恐怕也不应该由中国政府来负责。

丹尼尔·拉塞尔：透明度的问题至少有不同的含义，一方面要，跟当地社区，利益相关方和人民解释说明，比如，这个项目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忽略人民的话，会让当地人民更加恐惧。

另一方面，就是商业信息方面的透明。在全球来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一些信息可能是保密的，通常来讲中国公司、国际公司有很多很好的做法，比如提供一部分又不会披露敏感部分的信息。开始一个大项目之前，公开招标信息、承包商信息、环境评价、社会影响评价报告是可能的，因为在中国就是这么做的。对于“一带一路”项目来讲，首先要确保公开这样的信息。

最后一点，在其它国家必须要尊重那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他们的喜好。但是我认为去劝说这些项目所在国提供更多透明度，这对于中国也是有好处的，但不可能强迫他们这么做。透明度是腐败的敌人，腐败是项目成功的敌人。

周洛华：感谢各位观众的提问。

最后我引用李商隐的诗送给丹尼尔·拉塞尔先生和他的报告，“桐花万里丹山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感谢丹尼尔·拉塞尔先生和美国亚协为“一带一路”倡议导航做的工作。

谢谢大家！（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