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5-31 作者: 刘玉书
27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数字丝绸之路进展、挑战与实践方案》发布会暨研讨会在文化大厦举行。会议正式发布了《数字丝绸之路进展、挑战与实践方案》报告,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作引导发言、研究员刘玉书进行了报告阐述。
编者按:5月27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数字丝绸之路进展、挑战与实践方案》发布会暨研讨会在文化大厦举行。报告原文刊发在核心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6期。该报告的作者王文、刘玉书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本文综合了5月28日中评社的报道,嘉宾发言摘要由现场速录整理而成。
会议现场
27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数字丝绸之路进展、挑战与实践方案》发布会暨研讨会在文化大厦举行。会议正式发布了《数字丝绸之路进展、挑战与实践方案》报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作引导发言、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玉书进行了报告阐述。此外,会议还邀请了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研究所所长秦安、国家开发银行战略研究处处长吴志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周洛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以数字丝绸之路为主题进行了研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兼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主持了这次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兼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指出,在过去的三、四百年时间里,人类历史经历了四轮的发展变革。分别以机械化、电力化、网络化为代表的前三轮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对于人类有一个共通性,那就是前三轮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基本上是以解放人类的四肢和五官为主要的目标。而在大约十四、十五年前人类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应该说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带给人类的变化实际上刚刚开始,目前来看,是人类的大脑被解放。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人类的大脑已经不需要由个人的大脑脑神经来完全指挥,而是听从于技术。这种变化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便利和效率提升。但是,要看到,人类大脑被完全解放的过程,还远远没有到来,这还只是初步过程。人类在进入数字化、智能化的过程中,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也面临着技术的挑战和技术拓展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当然必不可少地要把“一带一路”加上数字化元素。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上第一次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当时及随后较长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智库界关于“数字丝绸之路”的研究依然较少。刚好在31天前,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再次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在这个提法提出一周之后我们推出“数字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报告,是从智库角度出发,既是对新产业革命浪潮的呼应,也是对于中央决策的响应。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玉书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玉书就《数字丝绸之路进展、挑战与实践方案》报告的相关研究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就五个核心问题进行了补充阐释——
一是是否需要国家层面的数字丝绸之路战略?“一带一路”发展到今天,体量已经很大了,一举一动都受到国际关注。数字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进入工笔画阶段的重要内容,只做不说,就只能被动地按照别人的意图来任意解读。从国际环境来看,开放、包容、透明的国家层面的数字丝绸之路,更有利于国家的合作与发展。
二是现在要做什么样的数字丝绸之路?主要是信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智慧城市。这三大块构成了目前我国数字丝绸之路的核心内容。当前体量最大的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为什么要加速数字丝绸之路?李开复曾经讲过“数据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石油”。人工智能的发展升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因此,数字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有着很大的意义,特别是在缩小数字鸿沟,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数字化的互联互通发展越快,缩小国家间数字鸿沟,促进全球均衡化发展的基础会越好。
四是怎样加速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建设?除报告中已经提到的外,再补充一些情况。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鸿沟比较明显,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信息基础设施比较好的,我国强大的信息基础设施能力能提供较好的合作基础,帮助他们和其他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此外,互联网也在发生变化,沿线国家无线互联网发展明显高于有线互联速度。当前,全球互联网接入人数速度在放缓,但个人网络使用时间越来越长。同时,在互联网扩张相对变缓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趋势,国际物联网的连接速度越来越快,这出现了新的蓝海。我国在这方面也发展得特别快。这个优势,构成了我们国家数字丝绸之路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因为物联网和个人是密切相关的,涉及到个体活动的每一个单元,是一个悄无声息且较为彻底的数字化过程。所以,数字丝绸之路在物联网方面的前景和未来值得期待。目前,我们也需要国家能制定透明、统一的,和已有的“一带一路”原则一致的数字丝绸之路规划,国内的企业和地方之间的发展和协调也需要统筹。
五是“一带一路”进入工笔画阶段,我们相关的研究和发展会遇到什么问题?从研究的角度来讲,目前,收集数据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发展太快了。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数据口径、采取什么样的数据研究方法,会直接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别。这是“一带一路”研究现阶段需要注意的问题。通过深入研究,可以发现,“一带一路”的深入,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和改变也是特别大的。在一定程度上,改革开放直接决定了“一带一路”发展的未来,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报告发布之后,秦安、吴志峰、周洛华、王义桅四位专家以数字丝绸之路为主题进行了研讨。他们分别就数字丝绸之路的定位、数字经济的内涵以及数字丝绸之路的意义发表了看法。
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研究所所长秦安在发言中指出,我们首先要明确数字丝绸之路的定位。数字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新阶段,这是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强调的观点,也是中国特色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我们不可回避的,也是中美博弈的新阵线。
第一、我们要搞清楚一个关系,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关系。我一直强调,两者之间是“承载其上,容入其中,控制其内”的关系。理解好这个关系就更能理解“一带一路”和数字丝绸之路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把握好两大格局,中国和世界的格局,中国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世界的格局,特朗普上窜下跳,他在推翻美国自己建立的一套国际规则,对我们是个重大挑战,但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第三、做好三个方面,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主动应变。一是时代呼唤。去年首届数字中国福州论坛,习主席的贺信上有三组关键词恰好概括了这三方面。第一组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这就是时代对我们的呼唤,我们进入网络空间新时代,数字浪潮扑面而来,以前是寸土必争,现在要数据必保。以前是枪杆子出政权,现在要大数据稳政权,这样的时代到来了。二是对手挑战。习总书记说,我们要建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和智慧社会。这方面我们要加紧,对手挑战越激烈,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智慧社会建设越要加速,这个建设的中国经验和智慧也要融入数字丝绸之路之中。三是主动应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习主席贺信中的第三组关键词。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智慧社会建设需要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国人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时候,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也需要这样,才能切实在关键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方面有突破性进展,惠及中国及世界人民。
第四、要抓住四大类核心技术:一是5G新赛道。特朗普把它作为军备的赛道,我以前是军人,非常清楚,一旦5G通道打通以后,整个战争的环境就发生了变化,美国所具备的优势会减弱。所以,美国把它作为军备竞赛。5G技术,这是我们的优势,所以特朗普急了。二是人工智能,三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恰好是政治局两次集体学习的内容。从这点看出国家领导人对它的重视,也能看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将这些领先技术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之中。四是网络安全。中央提倡网络安全一把手工程,特别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双轮驱动。倪光南院士多次呼吁,网络安全也是核心技术,我们必须把网络安全技术提升上去。正如中央所强调的,“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是没有现代化”,“网络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
总而言之,5G是我们的通道,人工智能是我们的方法,大数据是我们的资源,网络安全是我们的重要保障。
第五、激发和提升5个力量:号召力、执行力、生产力、文化力、国防力。学习领会中央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是包括“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数字丝绸之路”这两条主线在内的一个完整体系。这也是国家的号召力,为数字丝路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我们需要将号召力转化为万众一心的执行力,形成沿线国家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普遍影响力,进而提升网络空间乃至数字丝绸之路中蕴含的生产力、文化力、国防力,让数字丝绸之路成为网络空间新时代的和平之路、文明之路、富裕之路。
国家开发银行国际战略研究处处长吴志峰就数字丝绸之路这一话题发言。数字丝绸之路确实是重要的话题。我研究两大领域:“一带一路”和“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原来这两块是相对独立的,数字丝绸之路正好涉及到我研究的两大领域,正好沾到一块儿了,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结合我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我想谈三个方面。
第一,数字经济并非是部门经济的概念,这点应该强调。我们谈数字经济,不能把数字经济和能源经济、农业经济一样作为部门的经济概念,这有渊源。信通院提出的数字经济报告,把数字经济定位为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的概念,证券公司也将数字经济定位为TMT的概念。在现在这个时代,数字经济已经不是TMT的概念,也不是基于信息通讯技术这么一个狭窄的范围,它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因为数字经济已经是个整体经济的概念,这一点明确地提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在金融区块链时代,从信息互联网进入价值互联网,价值互联网的意义是一切的资产都可以数字化,包括合同都可以数字化,这种经济对各个产业的渗透,基本到每个毛细血管里去了,这种转变值得关注。
第二,数字经济的内涵。研究数字丝绸之路或数字经济,提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当然没错,但还应该从基础的东西做起,包括对产业、投资、贸易、资产等进行研究。数字经济首先是技术驱动的经济,强调技术怎么都不为过。所以数字经济的内涵一定要包括技术,数字经济的技术主要包括ABCD(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以及它们融合产生的新技术,要有核心的“硬科技”的概念。数字产业投资以及数字化贸易也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中国在这方面包括投资、贸易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阿里巴巴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但并没有引领风起云涌的态势。我们在“一带一路”上,主要还是基础设施、产业园区上推动,数字产业投资以及丝绸之路数字贸易还不够。关于数字经济内涵特别要强调资产的数字化,这是数字经济里最核心的概念。当前主要还是TMT相关领域,不涉及到数字资产,但以后一系列的资产都要数字化。现在正处在资产数字化的风口,真正起风的时候还没到,但至少处于潜伏期了。它也是由区块链所带动起来的。资产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内涵里主要的方面,应该提出来。“一带一路”沿线的资产数字化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内容。在这些沿线国家,包括东欧中亚国家的资产是很丰富的,去研究的话,可以发现一条资产的光谱,从低端到高端,农业、矿产到各个资源要素。这些资源的资产化或数字化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应该成为重要研究的内容。
第三,建设数字经济对丝绸之路的意义。现在“一带一路”主要还是建设基础设施,矿产、能源等方面的建设和推动,这也引起很多国际上对我们的攻击,比如“新殖民主义”,把资源拿回国来,对当地的产业、就业并没有多少推动。他这么指责当然没有太多的道理,但你也很难提出来你的道理在哪里,能针锋相对把它驳倒,也谈不上。数字经济倒是提供了另外一个契机,对整个“一带一路”建设是具有巨大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产业链的意义。我们前年做了《“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报告》,里面谈到一个核心观点,产业价值链是“一带一路”的经济基础。只有在这个经济基础上面谈人文交流以及政治方面的东西才具有意义,否则你是没有基础的。对于数字丝绸之路来说,首先在产业链联系上,美国打贸易战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这些产业逼出中国,到东南亚去。
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字经济这一块如果我们能主动地在东南亚构建产业链联系,其实对我们后面应对贸易战具有很大的作用。即使我中国的产业转出去了,数字经济上中国还是有优势,在产业链高端,尤其是微笑曲线的两端,包括标准制定方面,就能够占据一定的主导性,就能够牵制他。
二是数字经济对于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投资和贸易也具有非常大的作用。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收购印度的支付公司。通过把他的技术装进去,把印度这个支付公司迅速变成了印度排第一的(行业公司),等于他的头部企业。中国有很多类似的杰出企业在非洲等地建设网络,这在“一带一路”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具有很实质的支撑作用。
三是促进人才流通。任正非这次提出应该搞“大开放”,引进中东欧国家的科学家到中国来,就像当年美国引进苏联这些科学家一样,把他们的智力引进到中国来,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欧洲人才素质比较高,比如爱沙尼亚提出所谓“数字国家”的概念,走得非常靠前,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人才。比如塔林理工大学(Tallin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等。还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他们都是里面相对水平比较高的。如果把这些人才和中国的市场结合起来,实现任正非所说的这种开放政策,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和推动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周洛华则从5月27日这一敦刻尔克撤退79周年的纪念日入手展开发言。从二战历史来讲,为什么选在敦刻尔克撤退呢?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从撤退角度来讲,敦刻尔克的水文、港口条件并不好,但为什么最后选择在敦刻尔克撤?
原因只有一个。英国远征军在当地发现了因战争逃走的比利时国王。发现比利时国王在敦刻尔克建了一个叫拉潘尼的别墅。比利时国王是个喜欢炒股的人,带着全家在拉潘尼别墅度假的时候也要管理自己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那些资产。为此,在战前已经给国王在拉潘尼别墅装了直通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专用电话线。尽管水文、港口条件都不利,但通讯条件很好,因此,最后决定在敦刻尔克实施撤退。由此可以看出,通讯设施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应用不是因为我有高科技所以去应用,这个想法挺荒谬的,我二十多年前做ERP时发现,那套ERP系统在美国总部的工厂运行得很好,在中国的工厂,当然因为我的水平关系,不但没有应用好,反而是个大麻烦。二十多年前尼葛洛庞帝的研究生写的一篇重要的论文,当时挺有名的,叫《柯伯-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检验》,在经济学领域非常有名。他把传统的柯伯-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2个拆成4个,一个是和IT有关的投资,一个是非IT的投资;一个是IT技术人员,一个是非IT技术,把四个要素拆下来重新检验。他说检验的结论是,如果这个工厂的生产规模达不到一定的标准和水平,你运用IT技术对你来说就是倒退,如果你达到某个规模,你应用IT技术反而对你是个提升,这是个0和1的问题,规模达不到一定水平,自己硬推数字战略可能适得其反。
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我没有指责其他国家的意思,但我确实看到印度媒体讲印度自己的事情,说印度政府前一段时间强行推一个“去现金化运动”。印度很多现金被宣布是非法的,强行推动,反对声很大,甚至一度民怨四起。这是印度媒体说的,说我们一直说印度是个民主国家,是个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我们用行政化的手段在推非现金化,你去看看中国,我们成天说中国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结果他们的政府根本没有推动,完全是市场化的手段实现了整个社会的无现金化。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也证明了尼葛洛庞帝当时的判断。柯伯-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再检验,当你的规模达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硬推某个战略一定是失败的;当达到一定的规模,不用推它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所以,推数字战略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有所甄别,对那些国家,加入了公约也不应强行推动某些应用,一定先有某些需求再有某些应用,而不是先有某些技术再创造某些需求和应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
第一、数字丝绸之路的意义。数字可能是21世纪重要的特征。大数据、云计算等都是当前发展的重要特征,也能体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我们讲互联网首先是讲互联互通的。例如马云提出的e-WTP,已经写在G20杭州峰会公报,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倡议。
在人性和道德层面上,随着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发展,未来的世界有些人可能会变成“无用”。例如以前靠拼体力、打工还能混口饭吃,后来就没有需要了,大量行业会消失掉。发展中国家会被更加边缘化,有钱的人会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会越来越没钱,这样的局面怎么办?
好的方面讲叫弯道超车,去年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有个部长论坛,当时正好让我来主持,第一位发言的是南苏丹通讯部的部长。他说请我讲我们国家的网络发展经验,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连电都缺乏,怎么讲呢?我们听下来很是感慨,我们讲互联网的时候,人家先要解决供电问题。南苏丹是目前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刚刚独立。我们现在帮他们弯道超车,跨过2G,3G,4G,甚至上马5G,给他们通上电,这就是中国的“仁义”。
数字丝绸之路也改变很多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看法,很多西方人把中国叫“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层面搞创新,国家层面搞基建。但现在数字经济的公司领先的都是企业,并不是国家企业。这丰富和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是中国从原来的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过程,包括规则制定的意义也得到了展现。
第二、数字丝绸之路的进展。我今天补充一点丝绸之路的进展。除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外,还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比如智能电网等,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这两方面是同时消解数字鸿沟的。另外,数字贸易方面,电子商务是WTO改革的重要内容,这是软联通。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已经发起乌镇数字倡议和宣言,将来可能要搞伦理的倡议和宣言,也涉及到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建设等等,这些进展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三、数字丝绸之路的三大挑战。一是安全的问题。比如说海底光缆问题。海底光缆是大数据、信息安全的关口,是未来核心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美国将海底光缆建设的竞争视为军事、产业等相关重要方面的直接挑战。所以,美国打压我们的很多原因并一定是他们现在所说出来的和正在宣传的理由。
二是产业政策。现在部分西方国家在指责中国的产业政策,补贴国有企业等等。他们一方面批判我们,一方面又学我们。比如美国搞了人工智能国家委员会,欧洲也搞产业政策的协调。现在我们要明白,美国表扬我们的恰恰是希望你们犯错误的,批评、打压我们的恰恰说明我们做的是对的。
三是规则和伦理。现在欧洲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日本准备在这次G20推行一个“可信赖的数据移动”,(日本)本来要打两个(牌),第一个是高质量基础设施,被我们第二届高峰论坛干掉了,第二是可信赖数据流通。我们认为,很多大数据因为我们有国家情报法、安全法等等所有我们有较大的保护力度。但日本想针对这方面做文章,这方面的斗争不可避免。
第四、数字丝绸之路的实践方案。一是现在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的打压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要更多重视向以色列、欧洲的各国的合作与联系。他们国力不一定特别强,但一招鲜吃遍天。像爱沙尼亚,它是欧盟也是北约网络安全指挥中心,网络技术非常发达的,我们要重视这个。我个人在搞爱沙尼亚个案,得好好研究。包括北约数字化的建设等。要重视以色列以及欧洲这些国家。爱立信、诺基亚现在已经起来了,原来手机被淘汰掉了,现在5G又领先了。
二是地球数字化。这个当前我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早在2016年5月,著名遥感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提出了基于空间观测的数字丝绸之路国际科学计划倡议(DBAR),并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DBAR主要是以地球大数据为抓手,围绕“一带一路”农业与粮食安全、气候与环境、海岸带与海洋、灾害风险、高山与极地寒区、自然与文化遗产、城市与基础设施、水资源与水安全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研究,服务于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根据第三届数字丝绸之路论坛公布的信息,截至2018年12月底,已有53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与。
此外还有数字海洋。欧洲的数字海洋在德国汉堡那边,整个把海洋给数字化,地球70%都是被水覆盖的。把海洋数字化,整个人类将来规则的制定有非常大的空间,像当年格劳修斯提出公海的概念《国际海洋法》让东半球、西半球都被葡萄牙、西班牙瓜分的情况下,荷兰崛起成为“海上的马车夫”。今天,中国通过人们在数字海洋领域的崛起,成为世界性的大国、真正的强国。三是智能电网。全球能源互联网计划,这个也很有意思,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我们今天讲的是相对人工智能来讲的。人工智能在定义人。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需要高度重视。我刚从智利回来,智利现对APEC提出的口号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迪拜也提出了“People Centre”(以人为中心),现在是世界潮流。所以、人工智能、数字丝绸之路等,我们要围绕以人为中心来展开研究。例如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的问题,但这不只是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有未来社会伦理的问题。这是关于人类发展,人类向何处去,人何以为人类的问题,这些是根本性的问题。(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