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晨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学者，本视频为人大重阳独家首发。

当前“北京新发地”成为疫情新发生地，人们在心底非常难以接受“第二波”来袭的现实。然而，假如疫情不会那么快就“过去”，而是长期存在呢？又或许，面对很容易变异的病毒，疫苗的有效范围可能远不及想象？从各方面来看，世界抗疫已从“遭遇战”转为“持久战”，必须调整“战略”，全面评估应战之法。

我们对世界抗疫五个月来的认识有三大误区：

误区一是低估病毒的影响力：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许多人将“非典”作为参照物来预估新冠的影响力。然而两相比，无论是经济影响还是社会影响，新冠病毒已超过“非典”的1000倍，且还在恶化！就像之前人大重阳预测的三种递进的情境：区域危机级、世纪危害级和文明兴衰级。目前看来，世界已经进入第二种情境，且正在向着第三种发展。

误区二是高估了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作用。美国在201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全球防疫能力中排名第一，而中国仅排名第51。在美国，全民医疗卫生支出占GDP之比约达18%，医疗卫生行业打败了军火工业和高科技行业，成为市场规模最大的行业。而疫苗的研发却迟迟未见效果，与占比极不匹配。

误区三是对全球治理体系期待过高。在全球抗疫中，有着丰富资源、发达科技、强大影响力和软实力的超级大国美国，非但未起到带领世界各国共同抗疫的带头作用，反倒先后对中国、欧洲、甚至其盟友英国等爆发疫情的国家采取了停航、禁止入境等措施。打破了世界各国对美国全球治理能力的幻想。

面对疫情，我们要学会与病毒长期相处。由此我们应该提升三方面的能力：一是社会适应能力。一般来讲，人类几乎不可能消灭一种病毒，能做的只能是在尽量降低病毒对人类危害程度的情况下，让病毒变为普通疾病的历程尽量变短。就像2003年的SARS、2014 年的埃博拉等。

二是提升经济适应能力。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严重影响了美国疫情防控的效果。反而在经济更加平等的国家，防疫效果明显要好。尤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始终把每个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为了人们生命安全不惜一切代价。

三是治理适应能力。在本次疫情中暴露了一些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的短板。英国、瑞典等国家奉行“群体免疫”策略，造成疫情快速传播，死亡率高。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国家虽然也积极应对，但是其国家治理方式阻碍了相关政策的落实，各党派都以本党利益优先，忽视了大众和国家利益，最终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那么世界与中国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呢？

我相信，贸然“重新开放”等于二次传染。如果只强调经济而忽略了抗疫，那么国家将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会诱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病毒，而是社会发展中长期积压问题的一次大爆发，即使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西方也非常严重。西方社会长期积压的民粹主义、老龄化、收入不平等、种族矛盾、过度依赖货币数量等问题将这场疫情的危害系数放大了。就像这次疫情期间美国因黑人“弗洛伊德死亡”引发了大规模种族主义对抗，进一步恶化了疫情局势。我们应该以精准应对的办法解决重大微观问题，对病毒进行精准打击。(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Twitter：RDCYI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