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9月2日凤凰网。

中美建交40多年间，意识形态一直在双方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伴随疫情形势的变化，双方从贸易战迅速上升到经济、科技、政治的全面摩擦，意识形态之争似又卷土重来，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不断上升、影响面不断扩大。展望未来，中美合作之路也会因意识形态争斗而更为艰难。那么，该如何正确看待“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如何管控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围绕这些问题，学者们在由凤凰网《风向》栏目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美关系如何走出困局”讨论会上进行了深入交流。

对话嘉宾：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何伟文 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核心提要：

1、 王勇认为，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带来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同时两国的互信也越来越脆弱。 因此未来重建战略互信、政治互信等是关键。 具体到实践中，要在危机管控中减少误解和误判，并从具体领域做起。

2、时殷弘对“重建战略互信”和“误解、误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两个概念缺乏具体性和客观性。他提出，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关键要做到“聚焦”。

3、何伟文认为，我们绝不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分歧上纠缠下去，要跳到联合国宪章，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在具体问题的谈判上，要首先把主权和国家观点突出出来，然后表示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谈，这样才有可能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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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现场实录：

对于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王勇认为，这种分歧带来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 他提到，所谓的“新冷战””、“冷战”，和一般的关系竞争是不一样的，它是带有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政治体系的竞争。美国以蓬佩奥等人为代表的安全鹰派，实际就打意识形态牌。他们企图唤起人们对于冷战的记忆，铁了心要跟中国打一场“冷战”。并且他们现在正在动员在过去美苏竞争时期，美国所积累的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在内的一些资源、工具、体制来应对中国。

对此状况，他提议，我国在做对外宣传、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体制特征的时候，应更多地强调中国的体制和其他国家的体制之间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要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所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共通之处。

同时，也要减少误解、误判。 “战略上是大国的竞争是肯定的，制度的差异也是肯定存在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去无中生有，夸大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分歧。所以明年，无论美国是哪个领导人在台上，我们都要利用这样一个时机，梳理一下我们的内外的做法，要同时开展和未来美国新政府的对话。”王勇说。

王勇还提到，中美两国的互信越来越脆弱，因此未来重建战略互信、政治信任是关键。 具体到实践当中，要重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和政治信任，首先要从最基本的管控危机做起。要避免对对方的误判，特别是现在海空处于一个对抗的局势，要避免产生麻烦。

第二，要从具体的领域做起。 战略互信、政治信任不能空谈，要看具体的结果。这就需要双方外交官谈判人员，在领导人的信任之下，来进行非常深入的磋商。同时他也提到，因为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受到大选非常大的影响，现在所有的对话渠道都是关闭的，因此现在可能也不是具体谈谅解、达成妥协的很好的时机。

时殷弘首先对“重建战略互信”做了补充。 他表示，从2014年开始，中美双方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机构的学者就谈互信。但凡事要看结果，中美关系不是变好了，而是变更坏了。因此，不是说谈互信就不对，而是说要在具体实践中落实。

对于 “减少误判”，时殷弘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他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基本看法，不能说就是完全误判，因为有的确实是对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中国有看法，也不能说完全是误判。

同时，时殷弘认为，中美关系到现在这么糟糕的地步，其中有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要“聚焦”。 他提到1962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谈话，当时两国并没有谈意识形态，也没有从意识形态上互相谴责，而是达成了“不能打起来”的具体协议。

因此他主张，当前中美关系也要谈具体的内容。他表示，“现在非常明确的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是两国共同的最高利益，也是最起码的公约数，同时也是在目前局势下的统帅性纲领，因此务必把这个事情做好。”

何伟文认为，我们绝不能够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分歧上纠缠下去，而要跳出来，也就是说跳到联合国的宪章。 他认为，意识形态在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内，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属于内政，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各国主权平等，第二个互不侵犯，第三个互不干涉内政，“我们讲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四才是平等互利，要前三条没有你什么都谈不上。”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讲的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以现在要讲不能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国家关系上遵循的准则是国际规则，那就是说尊重主权、尊重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把它落到实处，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个是台海，第二个是南海，第三个就是香港。台海问题上，我们的实力依托是，我们的军队在那里进行大规模军演，就是告诉你，这里是我的主权所在地，你不能逾越。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谈。如果我们都把这个做好了，把关键问题抓住，这样才能从大的方面避免一些可能发生的大的问题，例如避免擦枪走火。我们该如何避免擦枪走火呢？首先要把我们的主权突出出来，把国家观点突出出来，然后表明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来谈，这样的可能性才是有出路的。”何伟文表示。

时殷弘则认为：“面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挑衅，中国确实要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各国主权独立，互不干涉内政，法律平等等。 但这只是我们回应美国的一半，还有一半甚至更重要——我们要影响美国国内的舆论，影响世界各国，我们还要强调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制度根本是不会变的，这是中国道路，但并不是说中国具体制度里面百分之一百都是不可变更的。”

时殷弘还提出，我们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包括继续甚至深化拓宽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关键不在于打嘴仗，关键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国内人民越来越满意，世界上有了有较多的中立者和同情者，包括美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可以逐渐地、慢慢地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这是非常关键的。(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Twitter：RDCYI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