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9月2日凤凰网。

经济贸易能够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什么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的基本体制制度决定的。由于部分的逆全球化，跟过去相比，在全世界差不多所有重要国家，经济界的政治影响都在明显减小。

中美贸易争端持续不断，自2018年以来，中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关税战、世贸投诉、技术封锁和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今年1月15日，中美双方正式在白宫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标志着两国朝着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迈出重要一步。8月25日，双方在经贸会谈中同意创造条件和氛围，继续推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那么顺利履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于缓和中美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作用有多大？中美之间的经贸相互依赖是对称的吗？这种依赖在目前看来还能否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中国应当注意什么？围绕这些问题，学者们在由凤凰网《风向》栏目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美关系如何走出困局”的讨论会上进行了深入交流。

对话嘉宾：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何伟文 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核心提要：

1、王文：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很多乐观的现象。第一，今年上半年中美之间的相互投资额是加大的；第二则体现在特朗普对中国发起骂战的两年多，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2、时殷弘：经济贸易能够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什么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的基本体制制度决定的。由于部分的逆全球化，跟过去相比，在全世界差不多所有重要国家，经济界的政治影响都在明显减小。

3、王勇：中美之间在高科技领域上的竞争并不排斥中美双方之间在资本和技术上的相互合作，这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可以叫做“竞合”的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的模式，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4、何伟文：今年1到6月份，全国直接利用外资同比负增长1.3%，但是从美国来的投资增长6%。虽说经济是一个稳定器，但并不足以在政治安全上使得中美关系稳定下来。

以下为现场实录：

王文认为，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很多乐观的现象。第一个乐观现象就是，今年上半年中美之间的相互投资额是加大的。比如，2020年前七个月中国人去美国上市的公司募集到的资金是40亿美元，而2019年全年才38亿，也就是说我们获得在美国市场的决心、踊跃的程度一点都没比去年要减少，而且是上升的。美国的市场对中国企业去IPO也是开放的，虽然我们过度的视角都放在了华为这些公司上。

“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也是上升的，最新的调研数据表明，82%的在华美国企业都决心把中国市场作为他们首要市场或者主要市场，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并没有发生变化。从金融领域来看，纵使特朗普天天打压中国，两国的金融圈是在握手，是偷偷地躲开了特朗普的所谓的疯狂和非理性。”

第二个乐观之处，王文认为，特朗普对中国发起骂战的两年多，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打击华为，还是中美经贸摩擦，都收效甚微。华为过去两年的营收额每年都上涨20%以上，美国的产业链更是没有移出中国。中国的贸易总额这些年保持不变，即使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今年上半年的贸易下降仅3%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的对外贸易并没有被美国人打乱。

“至于中美贸易，虽然有下降，但是总体额度还是非常巨大，只是下降了仅仅不到10个百分点左右。美国在中国企业贸易结构中的调整相对的更小，它成为第三大贸易伙伴，少于欧盟和东盟，但是美国仍然是中国第一大单独的贸易伙伴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对于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仍然非常大。”

王勇认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一些学者就提出来，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当然说这种发展实际上来说还是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依附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国际分工当中，中国的产业中国的企业还是主要是在中下游。“但是对我们来说，西方的市场开放也给我们的产业和企业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但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学习的能力比较强，我们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

王勇提到，中国的科技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际上都培养出来了。“比如说我们从苹果公司的产品供应链就能看得出来，苹果本身并不生产手机，但是它却拿到了这样一个附加值的57%，日本、德国拿了差不多17%。但我们的中国的工厂工人非常可怜，我们再拿到增值都要5%到6%。但是根据最新的研究，中国的企业在提供苹果关键零部件的竞争力在上升，我们本地的增值的分量在提高，现在差不多到了30%左右。从报告的结论看到，除了中国，从没有在国际的产业链当中上升那么快的国家。这就是中国企业，我们中国的产业确确实实非常努力，也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

王勇认为在中美之间，由于像以华为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的迅速发展，还有以腾讯、字节跳动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的全球崛起，确确实实改变了国际经济竞争的格局。“当前中美在互联网这个行业，是一个双赢的故事，现在美国的企业更多的把中国企业当成竞争对手。”

“表面上看中美间的贸易战是特朗普在打，但实际上背后关系到这些无数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所以说未来中美在‘脱钩’、‘新冷战’的一个新的背景下，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在科技和产业的竞争方面。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强国家、强市场这样一种发展的模式，也许会对其他的国家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王勇进而谈到了美国的贸易鹰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市场的开放没有这些美国的贸易鹰派人物所想象的那么大，特别是美国的跨国企业在中国所获得的市场的好处越来越少。这些人想利用特朗普，利用关税战等手段打开中国市场。贸易鹰派这股势力，主要是想打开并深耕中国市场，而不是要促使中美“脱钩”，王勇认为所谓的贸易鹰派也还是我们可以做工作的一个对象。

“疫情发生之后，各国的产业政策都在调整。美国现在也要提出产业政策，明确宣布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基金，来扶持未来高科技领域发展，以跟中国、和其他国家展开竞争。所以在高科技领域，未来中美之间一方面会就共同利益开展合作，但是竞争也会加剧。但是这个竞争并不排斥中美双方之间在资本和技术上的相互合作，这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可以叫做‘竞合’的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的模式，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关于中美的经济相互依赖和两国政治和安全之间的关系，何伟文认为，这是一个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的关系，而双边经贸关系又仅仅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何伟文谈到，目前中美经贸之间贸易投资仍然在发展。从贸易战打到现在，今年政治上美国对华敌对情绪急剧升温，但是根据中国的海关统计，就在今年7月份，中美双边贸易额超竟然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的2018年的月平均水平529个亿，达到了550亿。所以说双边贸易仍然在发展，而且超过2018年月均水平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美国对中国出口并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在投资数据方面，何伟文提到，今年1到6月份，全国直接利用外资同比负增长1.3%，但是从美国来的投资增长6%。“所以这也很奇怪，就是说双边关系坏得这么坏，双边投资贸易还在进行。”

何伟文继续说道：“虽然说经济是一个稳定器，但是不是足以在政治安全上使得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回答是不可能。因为政治安全上的强硬远远超过经济基础的作用。但是如果再看几十年后，两国之间的产业互补，人民之间、企业之间、地方之间的经贸往来能够持续，那么最后还会影响商业运作。”

时殷弘对何伟文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表示，经济贸易能够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什么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的基本体制制度决定的。由于部分的逆全球化，跟过去相比，在全世界差不多所有重要国家，经济界的政治影响都在明显减小。

“现在美国很多财团如果还是倾向于跟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最多只能开后门到白宫到国务院去说一说，它不敢拿出来说。因为美国目前的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很厉害，其他国家不能也是如此。时殷弘谈到，如果我们保持乐观，但代价是基本不具体看目前形势的空前严重性，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形成无论是缓解是推迟还是逆转的，真正管用的战略政策和策略呢？”

谈到中美未来的合作，王文表示，两国可能开展合作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在贸易领域的合作。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今年年初已经达成了贸易协定，但是疫情影响了贸易协定的落实。中国需要很多美国的贸易产品，比如美国的农产品，美国也大量需要中国的制成品，比如服装、玩具等等。王文表示，他希望两国在贸易谈判上面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因为这涉及到了两国百姓的福祉。

谈及顺利履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于缓和中美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作用有多大，何伟文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会谈就好像是一个病人病得不行了，看看他的肺的含氧量还可以，可见还算不错，但是它对整个中美关系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何伟文继续补充道，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反而可能成为美国打压中国的一个有利工具。因为就扩大采购和扩大贸易而言，这个扩大讲的是中国扩大从美国进口，没有说扩大美国从中国进口。

“从实际来看，根据中方统计，今年一到七月份我们从美国的进口，实际相当于今年应该达到1937个亿的35%，就是说7个月要完成35%。按照美方统计，今年1到6月份中国只完成了全年规定指标的25%，也就是说中国不守信用。你说了要增购，结果不增购，说明不可信，中国违约。”

特朗普已经说了中国违约，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有两个选择。何伟文解释道：“一个我举出很多例子来反驳，比如可能采取新的关税；第二个就我来买我来买，我不停地买，给他一个信号：中国不反驳，还让步。所以在政治上打压中国是没有关系，可以继续，我们要防止这种情况。也就是在经贸领域，有建设性的方案要推进，同时要防止美国对中国采取新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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