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是全球发展的重大节点，也是充满极大变数的一年。为此，在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指导下，几家主要从事绿色金融研究的智库重磅推出多场“绿色金融公益直播讲座系列”，4月9日晚，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主讲“绿色金融的机遇与展望”，详细介绍了国内外绿色金融的最新进展。以下为直播实录：

要点摘要

1、这次疫情是人与大自然不能和谐共处，发生强烈冲突的证据，这种冲突使得人类的健康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但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现象，人们因为疫情待在家里不敢出门，各式各样的经济活动也在下降，开车也少了，突然之间大家发现空气变好了、水变清了，鸟和各种各样的动物也出来了。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人是依赖自然的，而自然并不依赖于人类。我们必须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要尊重自然。

2、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的根源主要在于经济所面临的三大结构问题：污染型的产业结构、污染型的能源结构、污染型的交通结构。

3、人民银行牵头起草的《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被国际公认为全球第一份比较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文件共有35条，主要内容可以简化成“四大支柱”来做讨论。

4、如果仅仅运用传统的技术，往往不能让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成本有充足的下降幅度，从而不能使这些产品和服务获得长期的竞争力。为了让绿色金融的发展有自我可持续性，我们必须要推动绿色科技的发展，通过科技的发展让更多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变得更低，让它们更加有竞争力。而绿色科技的发展需要通过投资，尤其是PE/VC领域的投资来推动。

主持人王文：绿色金融现在已经成为金融界和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门词，已写入十九大报告，就在刚刚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也写入了“绿色金融创新”。绿色金融对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发展、对中外合作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中国金融学会绿金委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五道口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四家合作主办了“绿色金融公益直播讲座系列”。

今天是第一讲，由中国绿色金融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马骏博士作首讲嘉宾。马骏博士是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五道口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绿金委在马骏老师的带领下推动了绿色金融的研究。绿色金融越来越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的行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业。在这次疫情中，大多数人都居家隔离，借这样的机会，我们来系统地梳理绿色金融这项事业。马骏博士做首讲是非常合适的。

现在请后台的同事们把镜头切换给马骏博士，我们内心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马骏博士为我们做“绿色金融公益直播讲座系列”的第一讲！

“绿色金融公益直播讲座系列”的背景

马骏：欢迎大家来参加绿色金融公益讲座系列活动，感谢王文院长刚才所做的介绍。这次系列活动是由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指导，四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主办的一场传播绿色金融理念、方法的系列活动。这四个机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和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是人民银行2015年批准成立的，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有250个机构成员的行业协会，其中绝大部分是金融机构，包含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型银行，一些规模较大的保险、证券和其他金融机构，还有绿色企业以及研究机构，主要功能是传播和推广绿色金融的理念、方法和工具，推动绿色金融创新。

发起这次公益讲座活动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几个礼拜以前，我们召开绿金委的主任办公会议。王文院长说现在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宅在家里，尤其是晚上有时间，所以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多做一些宣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班子经过讨论达成共识：在今后几个礼拜发起一系列的绿色金融公益讲座。

今天我要讲的是第一讲，我的主题是“绿色金融的机遇与展望”，主要向大家介绍国内外最新的进展，后半部分会讲两个新议题：一个题目是环境风险分析，这是过去两、三年中，在G20绿色金融小组和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推动下逐步取得共识的一种新的方法和工具，用于金融机构评判投资标的环境和气候风险；另一个题目是绿色科技领域中的投资机会。

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谈一谈为什么要在疫情期间关注绿色金融这个话题。关于新冠疫情到底是怎样起源的，是不是人吃了蝙蝠导致的？我们也搞不清楚，但至少可以说，这次疫情是人与大自然不能和谐共处，发生强烈冲突的证据，这种冲突使得人类的健康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但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现象，人们因为疫情待在家里不敢出门，各式各样的经济活动也在下降，开车也少了，突然之间大家发现空气变好了、水变清了，鸟和各种各样的动物也出来了。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人是依赖自然的，而自然并不依赖于人类。我们必须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要尊重自然。

如果不敬畏、不尊重自然，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在哪些领域中，我们正在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与此非常相关。至少有两大领域。一是人类各种各样的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导致的大规模污染，包括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二是人类燃烧各种化石能源产品，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了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很可能成为本世纪最大的危机。

这些污染型和高碳活动的受害者不仅是大自然，更是人类自己。今天我们会用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些气候和环境因素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包括金融风险。

金融界能做什么事呢？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就是如何用金融手段来推动绿色、低碳的投资，让经济变得更加绿色，让生存环境变得更加美好，这也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的一个方面。

下面我把要讲的内容先做一个概要介绍，一共六个方面：

绿色金融的缘起

中国实践与国际比较，尤其是过去四、五年里，中国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实践和相关的国际比较

绿色金融领域众多的国际合作机会，尤其是中国发起和参与的一些国际合作

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

清华开发的气候转型风险分析模型，目前已用于能源企业和投资于能源企业的金融机构的风险研究

绿色金融领域中潜在的新投资标的

一、绿色金融的缘起

2013年我写了一本书《PM2.5减排的经济政策》，其中引用了一张图，是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卫星数据计算出的各个国家空气污染指数，也就是PM2.5；图中显示，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包括中国、印度、中亚、北非等，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书中引用的另一张图是世界主要城市PM2.5年均值的比较图，最高的是印度新德里，第二是石家庄；北京在第六位，当时年均值为90微克/立方米，当然现在已经降了很多，得益于最近四、五年非常多而且有成效的减排工作。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的空气质量安全标准是25微克/立方米，北京2013年年均值超过了WHO标准好几倍。图中显示，发达国家城市的PM2.5水平比较低，都在20微克/立方米以下，最低的是澳大利亚的悉尼，只有8微克/立方米。

污染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2012）显示，全球每年有1200万人因为污染而过早死亡。另外一个研究（GAHP  2019）对因污染而过早死亡的人数，按照国别做了分类测算，结果是印度每年有200多万人因污染致死，中国是180多万人。北京大学的陈玉宇教授和清华大学的李宏彬教授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淮河以北的居民因为燃煤导致的空气污染，人均寿命预期缩短5.5年。

原环保部2009年的数据显示，当时我国污染超标水源占比75%，全国耕地面积中19%以上污染超标。

这些污染导致了什么样的经济成本？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2007）指出，中国各类污染，包括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土壤污染，全部加起来的经济成本高达GDP的10%。十多年前我国GDP增长速度接近10%，但如果刨去污染带来的损失，绿色GDP的增速可能是0。

除了污染之外，环境还面临其他一系列的挑战，比如沙漠化。其实全世界约30%的（陆地）面积都已经沙漠化了，而且沙漠化的面积还在不断扩大；与之相关的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很多动物都因为没有生存条件而死亡。

除了这些环境挑战之外，我们面临的一个更大挑战，也可能是本世纪人类将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英国学者用一些方法来估算过去几十万年中每年的碳排放情况，表明最近一百年来全球碳排放大幅度上升。由于碳排放上升导致全球气温上升，比如接近北极地区已经上升了4度，有的地方2-3度，有的地方0.5-2度，平均下来，全球在过去一百年里已经上升了1度左右，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不断加强。导致气温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能耗上升，所谓能耗主要是指燃烧了大量的煤炭和石油。过去一百年中，全球能耗上升了20倍，这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气候变化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科学家预测，如果气候变化的趋势不改变，全球一大半的地方都会出现严重干旱，严重的干旱又会导致很多物种灭绝，有些科学家甚至预测50%的物种将会由于干旱和其他原因灭绝。

海平面上升是另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现在北极的格陵兰岛每秒钟就有一万吨的冰在融化。如果全球气候变化趋势不变，北极南极的冰山都化掉，很多科学家都预测海平面在本世纪将会上升几米，从而导致全球沿海地区的几亿人甚至十亿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气候变化如果得不到控制，所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可能会使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很多沿海城市被淹没。

除了干旱和海平面上升之外，气候变化还会导致飓风、台风和水灾等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的大幅上升。科学家预测了今后80年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水灾受害人数，目前每年有大概2000万人受害，到了2050年估计会翻5倍，受害人数可能会达到1亿人。

刚才讲了这么多的污染和碳排放，其根源在什么地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主要源于经济所面临的三大结构问题：污染型的产业结构、污染型的能源结构、污染型的交通结构。以中国的数据为例：中国的重工业占经济比重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而重工业单位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和碳排放是服务业的9倍。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约60%，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清洁能源占比只有20%，清洁能源占比是发达国家的1/3到1/2。给定同样的当量，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和碳排放是清洁能源的10倍。交通结构方面，我国有将近700个城市，虽然在大城市，比如北京和上海，地铁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但还有绝大部分的中小城市很少有地铁。平均来看，我国城市居民地铁出行的比例只有10%左右，而发达国家大城市的地铁出行比例高达70%。给定同样的运输量，私家车产生的空气污染和碳排放是地铁的10倍。

这三个例子告诉我们，高排放跟这三个结构是高度相关的。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改变这三大结构——产业结构清洁化、能源结构清洁化、交通运输结构清洁化。谁来推动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呢？我认为主要是投资结构的变化。微观经济学讲，产出是由投入来决定的，投入包括资本的投入、土地的投入、人力的投入和科技的投入等等。如果资本投向一个产业，可以带动其他要素都投向这个产业。如果能够引导资本投向更加绿色的产业、能源和交通模式，整个经济就会变得更加绿色。

这就得出一个结论，一定要改变过去过度投资于污染型产业、过少投资在绿色产业的投资结构。这个投资结构的改变需要靠金融来发挥主导作用。我们在四、五年前曾经做过估算，中国每年需要约4万亿人民币的绿色投资，覆盖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和绿色建筑等领域。但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只能承担10%左右的绿色投资，其余90%的绿色投资必须依靠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如何进入绿色产业呢？这需要依靠金融体系，包括银行、基金、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等来引导这些资金进入绿色行业，这也是为什么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主要原因。

我们也做了“一带一路”国家到底需要多少绿色投资的估算：仅低碳项目在“一带一路”国家所需要的融资额就达到了1万亿美元，如果把其他和碳减排不太相关的其它一些绿色项目放进去，可能会达到2万亿美元。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的情况基本相同，10%甚至不到10%的绿色投资可以由政府提供，90%甚至90%以上需要民间社会资本，因此金融体系必须要承担起动员绿色投资的责任。

在2014、2015年讨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这个体系必须要达到三个目标：

1.要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与融资可获得性。一些绿色项目虽然有环境效益，但是回报率不太高，私营部门不愿意投资。我们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回报率提高到私营资本可以接受的水平。

2.降低污染型项目投资回报率和融资可获得性。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使污染型项目融资难融资贵。

3.强化企业和消费者的绿色偏好。仅政府有绿色偏好是不够的，应该让企业和全社会消费者都有绿色偏好，都愿意购买绿色的产品和服务，这样绿色投资者的回报率也会相应提高。

二、中国实践与国际比较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9月份发布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要构建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此后以这个文件为基础，中央给了人民银行一项任务，由人民银行牵头起草《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在2016年8月公布之后，被国际公认为全球第一份比较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文件共有35条，我把它的主要内容简化成“四大支柱”来做讨论：

支柱1：绿色金融界定标准。要定义什么是绿色金融活动，比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应该投入到哪些产业中去。这些界定标准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洗绿”——即有些企业可能会打着绿色融资的旗号，拿到绿色资金而未必做绿色项目。

中国已经有了三套界定标准：1）2013年由原银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统计标准》，把绿色信贷可以支持的项目分为12类；2）绿金委在2015年发布的《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包括六大类和31小类；3）最新的一套目录是2019年由发改委和其他六部委共同发布的《绿色产业目录》，有六大类别，30个二级分类和211项绿色产业内容。

国际上用得比较多的是ICMA（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Association）编制和推广的《绿色债券原则》（The Green Bond Principles），最新版是2018年编制的，所认定的项目类别比以往版本更多。全球最细的分类标准是《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目前正在欧盟审批中。

支柱2：环境信息披露。这主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除了对普通项目要求的必须要披露的财务数据之外，绿色项目还需要披露相关环境信息，才能让投资者知道到底有没有减少二氧化碳和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有没有达到预期环境效益。有了这些披露后，资金才有可能被引导进入真正的绿色项目。

过去几年，中国的相关部委不断提出强化企业和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比如2017年原环保部强制性地要求重点排污企业必须披露环境信息，上市公司中有20%左右属于这一类，已经被要求披露环境信息。《指导意见》的分工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中国要分三步走，建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到2020年将会强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最近的进展是生态环境部牵头几个部委将会制定一套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规定。

此外，对一些金融产品也有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比如2017年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发布了关于绿色债券发行主体披露环境信息的要求；除此以外，还有自愿性措施，比如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一年多以前组织了十家中英绿色金融机构开始主动披露环境信息，并且公布了三年行动计划。

举一个实例，浦发银行在发行绿债的报告中，披露了环境效益，内容包括节省的标准煤数量、二氧化碳减排量、氨氮减排量、污水处理量等数据。当然，除了这些定量数据以外，一般来说，发行人也会披露定性的环境信息，包括企业在绿色发展方面的理念、举措，公司在ESG方面的治理模式等。

其他国家也在逐步强化它们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比如法国的《绿色发展能源过渡法》，第173条要求本国的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披露气候相关的信息，另外，欧盟也有对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强制要求披露环境和气候信息的相关规定。

支柱3；绿色金融激励机制。有些绿色项目环境效益不错，但经济效益还没有达到社会资本的要求，所以需要采取一些激励措施来降低融资成本，使投资者的回报率有所提升，撬动私人资本共同参与。

中国在过去几年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在央行层面至少做了两件事情：1）把绿色评价放入宏观审慎评估系统（MPA），以往MPA用来评估银行经营是否审慎，2017年新增了一项内容，即，如果银行的绿色信贷比重高或者增幅大，则可以得到更高的MPA分数；这是一种对绿色金融业务的正向激励。2）人民银行还推出了绿色再贷款，银行可以拿绿色资产作为抵押从人民银行获得低成本融资，也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做绿色票据再贴现，成本也低于市场。

在地方政府层面，尤其是2017年国务院批了五省区八个市开展绿色金融试点之后，很多地方推出了对绿色项目的贴息和担保的激励措施。比如湖州对绿色项目施行三级贴息——浅绿、绿、深绿分别给予6%、9%、12%的贴息；江苏对绿色债券贴息30%，在全球也没有比它力度更大的了。此外，一些地方政府还补贴绿色项目的担保费用和对绿债发行给与认证补贴。

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最近几年也纷纷推出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孟加拉国要求银行至少要把5%的贷款投向绿色产业；荷兰政府设了绿色担保基金；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都推出了对绿色债券的认证补贴。香港不仅有认证补贴，还对首次在香港发行债券的机构给予一次性奖励，每次奖励250万港币，可以连续给予两次。此外，丹麦还为小企业节能项目提供保险等等。

支柱4：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基于项目多元的融资需求和投资者各不相同的风险管理需求，需要设计各种各样的绿色金融产品。

这里选几个重要的例子。一是绿色信贷。去年21家大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已经达到10.6万亿人民币，而且绿色信贷的增速高于信贷整体增速。虽然我国的绿色债券市场比欧洲起步要晚很多，欧洲2006年发行第一笔绿债，中国2016年才发行第一笔绿债，但我们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过去四年累计发行了1.1万亿人民币绿色债券。二是绿色基金。按照基金业协会的统计，现在已经有700多只绿色基金。除了这些大项的绿色金融产品外，还有一些创新产品：绿色ABS、绿色ETF以及很多类别的绿色保险和碳金融产品都纷纷出现了。

欧美在ESG投资方面成长非常快，规模也很大，这是我们和其他亚洲国家相对比较滞后的领域。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其他一些机构测算，在2019年前后，全球，其实主要是欧美，ESG投资管理总规模达到30万亿美元，到2030年可能会达到100多万亿美元，这是全球尤其是欧美金融界普遍看好的一个产品领域。

从绿色债券市场来看，全球发展都很快。2019年全球15个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大的经济体中，中国和美国排在最前面，其中，我们2016和2019年都排名第一；2017-2018年，美国排名更高一些。

三、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

最近几年在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由中国主推的、在G20峰会上达成的发展绿色金融的全球共识。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杭州峰会上亲自宣讲了发展绿色金融的全球倡议。在此背后是由中国倡议发起的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2016年在主要国家的央行、财政部和国家层面推动形成了G20共识。2017年该小组做了更细致的一些工作，提出了要推广环境风险分析，也和要强化环境数据的可获得性。2018年该小组推出了三个新倡议：1）要创造更多的资本市场可接受的可持续资产（Sustainable Assets），比如ABS，有足够的流动性，全球机构投资者像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都能购买和持有；2）大力推动绿色PE和VC来促进绿色科技的发展；3）推动在绿色金融中运用数字技术，包括互联网、大数据、AI等数字技术来降低识别和认证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成本。

2017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英文全称叫做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简称NGFS。当时是由中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八个国家的央行一起发起的，初衷是希望八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共同研究探讨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路径。出乎意料的是，在仅仅两年内，这个网络已经发展成为覆盖50多个成员国的非常重要的国际平台，除美国外，目前较大国家的央行和监管机构都已加入该网络。

除了这些多边合作之外，还有很多双边合作，像中英、中法等等。比如，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织了中英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试点，现在已经扩展到了13家中英绿色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中国的工商银行、兴业银行、江苏银行、湖州银行、华夏基金、易方达基金、平安保险、人保财险、中航信托以及四家英国机构。这些机构自愿地开展了环境信息披露，而且形成了三年行动计划。第一期报告已经发布了，第二期报告正在起草，很快将会发布。这个三年计划的第一阶段，要披露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的余额，以及环境效益，这是大部分机构已经能做到的；第二阶段，要披露部分行业棕色信贷和棕色投资的余额，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第三要扩大披露的范围，同时要开展和披露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这些工作从全球角度来看都是非常领先的，全球范围内很少有金融机构能够完整披露这些内容。如果做出一个好的模板，应该会成为中国、英国乃至全球各国金融界非常重要的参考。

中欧之间也在开展绿色金融合作。下一个比较重要的合作是推动中欧绿色金融标准的一致化。中国已经有三套绿色金融标准，包括信贷、债券和产业三个方面；欧盟很快也要把《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正式化，中欧将成为全球两大拥有自己绿色标准的经济体。因此，双方都认为如果中国和欧盟之间能够达成共识，形成一套互认的标准，将非常有利于跨境绿色资本的流动。

此外，中英还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一带一路”成员国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强度要高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所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所以它们更需要绿色投资。因此，在2018年11月份，由绿金委和伦敦金融城牵头发起了一组绿色投资原则，呼吁全球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在投资“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强化环境风险分析，强化环境信息披露，运用绿色金融工具，来推动这些地区的绿色投资并减少污染型和高碳投资。截至目前，这套原则已经有37家全球签署机构，覆盖了1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主要的银行都已参与，除此以外，还有英国、法国、德国、瑞士、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金融机构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参与，而且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四、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方法

环境和气候风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转型风险，一类是物理风险。简单举一两个例子。

转型风险是指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金融资产价值的损失。例如，政府要推动能源绿色转型，自然会限制化石能源（煤炭、煤电、石油）等方面的消费。这种限制性措施会使传统化石能源企业的利润下降、成本上升，最后出现金融风险，比如违约率上升或者投资估值下降。

物理风险是指像海平面上升、台风、洪水、水资源短缺等物理状态的变化所导致的金融资产的损失。比如，如果海平面上升把海滩上的房子给淹了，房子的价值就可能大幅下降甚至归零。

欧美已经有一些机构开展了环境风险分析，我们中国也有几家，包括工商银行。环境风险分析主要在三个金融业态中开始一些尝试，比如保险业负债端的环境压力测试；资管业做的比较多的是能源转型所导致的资产减值或者出现搁浅资产的可能性；银行业的压力测试有：如果环保政策变化，可能会导致一些重污染企业金融风险上升；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如果政府采取措施抑制煤电、煤炭和石油行业的发展，它们的违约率也会上升；此外，由于水风险，比如干旱和水价上升，也会使依赖于水的企业，包括农业企业和纺织印染企业等金融风险上升。

2017年，我们在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中提出的环境风险分析倡议，列举了全球已经开展这些分析的14个案例。NGFS在2019年4月份的一篇报告中提出“气候变化是金融风险的来源”，影响力非常大。今年NGFS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由我牵头的监管工作组正在编制的《环境风险分析手册》和背景报告，现在已经整理了全球30多个环境风险分析的方法和案例，今年7月准备正式发布这套文件，这份报告是按照风险类别和金融业态来编制的。

一些国家央行和金融机构已经在做的环境风险分析的基本结论：英格兰央行的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4万亿到43万亿美元的资产损失，取决于气候变化的强度；荷兰央行经过研究认为11%的本国央行资产将面临较大的气候风险，主要指高碳资产，比如石油、煤炭、火电等等；法国央行认为本国的银行和保险业面临8000多亿欧元的转型风险敞口，主要指高碳产业的上市公司及它们发行的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项研究结论是过去十年中，美国煤炭行业的估值已经持续下降，这表明煤炭行业气候风险转型成本已经开始显现；剑桥大学研究认为在2度温升情景下欧洲某家天然气公司的估值可能会减损70%；MSCI子公司Carbon-Delta做的分析表明，一些能源企业在15年内可能会减值17-31%；英国研究机构Vivid Economics认为在2度温升情景下，煤炭板块的股票减值幅度可能会达到80%，石油板块估计会减值40%，水泥预计会减值30%左右；2II研究所（2 Degrees Investment Initiative）的研究结果是，在2度温升情景下，煤电行业的可能会减值80%，从而引起该行业违约率上升4倍；法国开发署（AFD）和维也纳经济大学（WU）的研究结果是，在2度温升情景下，欧洲国家矿业资产可能减值70%，发电板块资产可能会减值36%；IRENA研究认为，2度温升情景下，全球有价值1万亿美元的化石能源资产可能会搁浅。

在中国几年前就有了开展环境压力测试的一些要求。比如在七部委《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鼓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环境高风险领域的贷款资产敞口进行评估，定量分析敞口在各种情形下可能给金融机构带来的信用和市场风险；也要求机构投资者，比如保险公司开展相应的压力测试。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去年12月份的“中国金融论坛”上发表演讲，他明确提出，气候变化可能会演化成为系统性的风险，同时要求金融领域要加强环境风险分析。

工商银行在这个领域是我国领先的，过去几年他们已经对火电和其他高污染行业，像钢铁和水泥进行了环境压力测试。测试主要从环保政策角度进行，他们选取了437户火电企业，测试了环境因素导致的信用风险。具体场景是，假设环保部门会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压力测试发现火电行业AA级及以上客户的信用等级可能会向下迁移，迁移率分别是68%、75%、81%，环境政策的变化对火电行业信用风险的影响较为明显。

五、清华绿色金融研究中心

开发的气候转型风险模型

我们清华绿金中心开发了两套环境风险分析模型，一套是用于研究气候相关的转型风险，另一套是用于研究气候相关的物理风险。今天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套模型的运用案例。

我们的气候转型风险模型已经用于分析煤电企业和石油企业在各种能源转型政策下的贷款违约风险；今天用煤电领域的分析举个例子。这套模型研究的是中国煤电企业在几种转型因素的影响下违约率上升的幅度，这些转型因素都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尤其是能源转型政策有关。

我们主要考虑五大转型因素，分别是：1）能源转型政策导致煤电需求下降（营业收入降低)；2）由于技术变化，新能源成本下降，迫于竞争压力，煤电价格被迫下降(营业收入降低)；3）碳价上升，煤电企业需用更高的价格购买配额（成本上升）；4）由于财务状况恶化，评级下降，煤电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成本上升)；5）银行或金融监管部门提高棕色资产的风险权重，从而提高煤电企业融资成本(成本上升)。

这里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以上因素对煤电企业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IEA预测，在2度情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煤电需求应该在未来10年内下降30%；在1.5-2度温升情景下，到2030年全球碳价可能接近100美元/吨，而现在中国的碳价其实不到10美元/吨，也就是说，有可能中国的碳价在未来十年中会翻十倍。此外，彭博新能源金融预测2030年中国新能源发电成本（包括光伏和风电的平均发电成本）要比煤电低50%，这自然会导致煤电迫于竞争压力降价。

清华气候转型风险分析模型框架如下：

模块一：设定各种各样的气候转型情景；

模块二：将气候转型情景转化为对行业的冲击，比如煤电行业的需求下降、成本上升；

模块三：把行业的变化转化成为每家受影响企业的财务数据的变化；

模块四：在银行的违约率模型中测算这些企业在不同情景下违约概率的上升幅度。

我们用模型对三家中国煤电企业今后十年的违约率进行了预测，结果是在各种不同的气候转型情景下，违约率都快速。压力模型测试结果有三个结论：

1.在2度温升情景下，需求下降、价格竞争加剧、融资成本上升会使中国样本煤电企业的违约概率从2020年的3%左右上升到2030年的22%左右；

2.仅考虑新能源价格竞争和融资成本因素，中国样本煤电企业的违约概率从2020年的3%左右上升到2030年的12%左右；

3.仅考虑碳价上升和融资成本因素，中国样本煤电企业的违约概率从2020年的3%左右上升到2030年的11%左右。

综上所述，环境风险分析包括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有助于金融机构识别、管理环境和气候风险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从而引导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投资机构降低对污染型和高碳资产的投资，增加对绿色资产的配置。对银行来说，这种压力测试也可转化为内部定价机制，如果银行预测污染型和高碳企业未来风险较大，应该提高这些项目的贷款利率，以此来覆盖未来可能增加的信用成本；同时也可考虑降低绿色信贷的融资成本，因为压力测试同样会显示绿色项目往往在未来盈利更好，风险更低。

此外，环境压力测试不一定停留在金融机构层面。虽然现在是很多金融机构在做，但央行和一些监管部门也在考虑要把它提高到监管的要求，比如有些国家的央行已经在考虑要发布明确指引，要求金融机构必须要做环境压力测试，而且要报告压力测试结果。

六、绿色投资新领域

传统绿色金融业务，主要是大银行为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包括污水、固废、新能源、地铁、轻轨等等，项目规模大，风险不大，因为这些项目用的都是传统成熟的技术。

但我们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是，如果仅仅运用传统的技术，往往不能让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成本有充足的下降幅度，从而不能使这些产品和服务获得长期的竞争力。比如目前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许多节能产品和有机农产品成本和售价还是高于非绿的产品。政府可能需要不断地给这些没有竞争力的绿色产品和服务提供补贴，而政府的资金也是有限的。为了让绿色金融的发展有自我可持续性，我们必须要推动绿色科技的发展，通过科技的发展让更多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变得更低，让它们更加有竞争力。而绿色科技的发展需要通过投资，尤其是PE/VC领域的投资来推动。

我今天要讲的几个例子都是和绿色科技相关的潜在投资领域。

1.垂直农场。采用封闭式大棚来进行高效农业生产，解决生态有机农业成本过高的问题。大棚里用的空气和水都达到高的清洁标准，不用土壤，而是用营养液栽培，可以确保种出来的农产品真正达到有机标准。但怎样保证成本下降？首先，种植是多层的，可以做到10层以上，也就是说，单位面积的产量是传统农业的十倍以上；同时，因为是封闭环境，可以保持温度恒定，比如用光伏发电让整个农场恒定在最适合农产品生长的温度上，一年可以多季生产，这样同一面积上的产量又会提高好几倍。因此，在欧洲、新加坡和美国已经建成的垂直农场中，已经实现单位面积产量比传统农业高25倍，未来可能会更高。所以说，完全有可能做到既生产有机农产品，又是低成本的、比传统农业更加便宜的未来新型农业工厂。

2.人造肉。以大豆和其它植物为基础原材料生产人造牛肉、鸡肉、猪肉等，这在技术上已经可行，而且口感和真的肉是非常接近的。人造肉领域为什么有很大前景呢？有两点：一是女士们会喜欢，吃人造肉不容易发胖；二是可以降低碳排放。根据德国科学家的测算，肉食者造成的碳排放是素食者的两倍，所以它也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贡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3.氢能汽车。氢能本身是储能技术，也是清洁能源。氢燃烧以后产生水，完全没有碳排放，也不会污染空气，未来很可能成为替代传统能源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新能源。日本投入多年试验氢能汽车，据说在不久的将来，日本氢能汽车成本将与普通汽车持平。有专家预测，2025年北京的路面上就可能会有10万辆氢能汽车。

4.绿色建筑。有的绿色建筑靠设计、材料、设备和植被等新方法，可以做到完全不使用空调。绿色建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碳排放，因为建筑物是全球40%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来源。未来十年，预计中国绝大部分新建筑都必须是节能、节水的绿色建筑。国外一个案例中的节水建筑可以节约80%的用水，很多水都可以循环利用。未来，不仅建筑本身需要绿色化，还会带来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变化，比如建筑设计师需要具备设计绿色建筑的能力，建筑过程将转变为装配式，建材必须是环保的，建筑垃圾需要循环使用，建筑物内使用的冰箱、空调等必须是节能的，建筑物用的电应该是清洁的，与建筑物相关的金融服务也需要绿色化，即要开发绿色按揭贷款和绿色建筑保险等金产品。

5.塑料循环使用。除困扰着人类的三大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外，第四大污染就是塑料污染。在欧洲、新加坡和美国的塑料循环领域已经出现很多科技创新。例如，把废旧塑料压制成各种各样的新塑料制品，未来绝大部分塑料制品有望通过循环使用来制造，可以解决由塑料引起的第四大污染。

在这个讲座的最后，做个小广告。希望大家关注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微信公众号，名称就叫做“绿色金融”。这个公众号从2015年开始运作，现在几乎每天都有绿色金融方面的消息、文章，包括各种各样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内容。（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