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文字整理：崔一喆，刊于6月22日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5月22日刁大明讲座直播摘要

1. 何为又为何“特朗普化”？“特朗普化”的特点在于一个反建制派的总统掌握了美国核心权力，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却无法对特朗普形成制约。同时，共和党正变得极端化，特朗普所代表的一些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逐渐被共和党接受。在未来的美国政坛上，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也将会以某种形式得以延续。造成“特朗普化”的终极原因，在于美国深层次文化中固有的本土主义、反智主义与偏执风格等因素。

2. 当前美国政治发展的核心议题是什么？目前，美国政治所聚焦的几个问题主要包括了美国政党重组与政治周期的更迭、身份政治与认同危机以及新时代社交媒体对政治认知的影响。

3. 身份政治如何塑造美国对外政策？现在美国民众的身份认同将会对未来美国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民族认同的延续与解构，可能重塑美国国家认同，同时两党同时提供了具有“身份政治化”色彩的对抗性回应，“特朗普化”的美国将彻底地改变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国内发展的趋势。

4. 特朗普未来留下的政治遗产。现在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将会深深地改变美国政治与历史走向，很有可能会是美国转向的历史节点。目前，特朗普已经强化了美国社会的极化趋势，相当程度地改变了共和党的政治风格，并开启了长期大国竞争的时代。

一、何为又为何“特朗普化”？

首先，提到特朗普时，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会想到特朗普本人是个商人，属于反建制派，最早提出了“美国优先”、“推特治国”以及“白人至上”等理念。此外，在对外事务上，特朗普不断地“退群”，与相关国家大打贸易战，还有过所谓的“通俄门”甚至因为“通俄门”遭到弹劾，新冠疫情爆发后又不断的“甩锅”中国。这些都意味着特朗普真是比较“特”，而非“普”。

其次，“特朗普化”，这个词又该怎么解释呢？在英文中人们可以用“Trumplization” 或“Trumped”之类的词语代表“特朗普化”。虽然，这个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界定，但是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一些观察者已经非常频繁地使用类似“特朗普化”的词语。

当然，现在学界讨论共和党正在“特朗普化”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很多人也说民主党在“桑德斯化”。特朗普和桑德斯在美国两党的意义上，分别代表了保守派民粹倾向和自由派民粹倾向，他们都属于比较偏极端路线。可以看出，共和党“特朗普化”，大概是说共和党在政治理念与政策选择上，可能出现了和特朗普趋同的极端化走向。

其实，自2016年大选之后，共和党就表现出了一种“特朗普化”的趋势性变化，这些变化会对美国的政治生态、政治制度，甚至对于美国外交政策，都造成一些可能永久延续的烙印。

现在反思一下，美国的“极端化”本身不是特朗普导致的，但是特朗普却加剧了这种“极端化”。“白人至上”主义在特朗普时代重新兴起，“反建制”派掌握美国的核心政权，在几年前这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现在却真实地发生了。此外，在特朗普之后的共和党不会彻底否认，“美国优先”这个表达，在特朗普之后的共和党不会彻底否认，民主党人也恐怕很难彻底否认这个词。

一方面，“特朗普化”表现为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与风格被共和党甚至更多群体接受。特朗普代表了一些传统理念，比如他口口声声说的美国优先。如果进行历史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美国“本土主义”的复兴。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时候，这些理念简直是匪夷所思，但之后却越来越多的被共和党接受了。既然理念接受了，那就意味着特朗普实施的一些政策方向和设定的目标可能也被共和党接受，甚至有些说法对民主党来说也未必不能接受。就像拜登也在反复表达，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因此无论是共和党的后续者，还是民主党人的后继者，特朗普的某些执政风格将得到延续。此外，像特朗普这样利用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对传统媒体解构的趋势恐怕也将延续。

另一方面，“特朗普化”表现在特朗普与共和党建制派的关系，即特朗普彻底控制了至少是牵制了共和党建制派。2017年特朗普刚刚刚上任的时候，大家觉得他可能会被融入建制派，但是事实证明了一个反建制派的总统已经掌握了权力核心。自奥巴马时期，随着茶党等力量的崛起，共和党很多长期在任的政治人物或者国会议员不断地在初选中就被换掉。比如，埃里克·坎托，弗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他在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里已经是二号人物了，是多数党领袖，但是竟然在初选中失败。这种态势本身是反建制对建制的“清洗”，但现在看来对于共和党非常快速的新陈代谢和世代更替也是有帮助的。当然，建制派和反建制派是一个相对概念，通过反建制的力量与话语，以反建制派标签与建制派对抗。但如果反建制派成功推倒建制派，反建制就变成“建制”了。可是，现在看特朗普有非常明显不同的一点，那就是他坐在椭圆办公室里有效的保持了很强的“反建制”色彩，并有助于长期帮助特朗普和基层选民进行互动，完全巩固了关键部分选民的支持，不断的和华盛顿共和党建制派周旋，最后迫使这些建制派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他的理念。

在所谓“通俄门”的调查过程中，共和党人当然不希望本党总统被拉下马。但是民主党显然希望无所不用其极的用所谓“通俄门”的方式，将特朗普弹劾下台。建制派的共和党人则希望通过调查，让特朗普回到一个正确的传统路径上来，比如对俄罗斯政策等等，但显然这种希望被反噬了，共和党反而成了特朗普的“党”。因为在总统和国会的互动中，国会是扮演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角色，总统的权力相对更加主动。所以，特朗普无所不用其极的利用了这个主动的权力，导致民主党虽然在国会里基本掌握多数、但多数情况下议程基本上却被共和党主导。同时，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不断主导并塑造舆论议程，民主党完全被特朗普牵制，在设置议程上显然是一种被动局面。

现在，无论是美国的宪政框架，还是相应衍生出来的政治制度，似乎对特朗普都构不成有效的制衡，换句话说，既管不住他的嘴，也管不住他的“推”，这也让人反思。显然，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现有框架对特朗普没有约束或者不足以约束到框架中去，这是导致“特朗普化”的一个表现和结果。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为何“特朗普化”呢？

其中最大的一个理由是，特朗普将这个国家整个生长过程中植根于深层内核记忆里的负面基因重现展现出来，即特朗普本事就是美国历史发展中文化基因的展现。比如本土主义、反智主义和偏执风格，这些意识形态潮流在美国的历史上都曾发生过。

关于本土主义。本土主义的核心就是先来和后到的问题。1798年，美国出台的《移民法》和《暴乱法》就是为了反对天主教爱尔兰移民的政策，随后的“一无所知”运动、“3K党”、“排华法案”都是本土主义的类似表现。“后来”成为“先到”之后，“后来”的人相对于“再后来”的人就有了“本土主义”的意识形态。其特点表现为美国人认为美国是完美的，是例外的，美国本身没有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外部和外来移民。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舆论上，美国社会总是呈现出一种外部归因的状态。因此，在美国历史上，只要有国内两党政治人物或者整个政治精英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会重新选择本土主义为代表的外部归因思维。

关于反智主义。反智主义源于早期欧洲移民来到美国以后发现，欧洲的经验在北美并不一定适用，或者需要一个新的经验。这种理念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体现，或者说效用主义。实用主义的正面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它的另一面却是反智主义。当过去的经验无法处理眼前的问题，面对的新问题需要全新的解决方案时，不难想象社会的思潮将会走向硬币的另一面。

美国其中一部分共和党人，比如像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保守派选民，本身对于一些民主党知识精英就是持有极度的彻底的不信任，这也是反智主义。特朗普显然也是反智的，在他身上或者在共和党人身上表现出的明显特点，就是反建制。在2016年3月特朗普还没有获得提名时，共和党内一些所谓的外交界、安全界、战略界的要员和专家就开始公开写信，说特朗普不行，不能让他当总统，他当完之后北约都敢退，原因就在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到处表达的反智主义言论。但是，这些共和党人是华盛顿精英，他们并不代表威斯康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普通民众。这些华盛顿精英平时高高在上，丝毫不能体会普通美国民众的困境。所以，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选择了特朗普把他们推翻，相信特朗普能够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可以说是美国反智主义的胜利。

关于偏执风格。很多时候，即便美国没有现实中的危机，但是整个国家总处于一种不安全感之中，即美国的现有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甚至是价值观在被其他势力威胁。而这种威胁是一个莫名存在的系统性威胁，类似于阴谋论式的危机，整个国家总有不安全感，这是一种偏执体现。那么，美国人又要如何抵御这种虚幻的威胁呢？那就是无所不用其极，恨不得直接下猛药解决，再猛烈的反击也不过分，这就是美国独特的偏执风格。在美国历史上，麦卡锡主义就有这种明显的偏执风格。像共和党人对奥巴马医改的反对也是一种偏执风格，原因在于共和党人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这种偏执风格在特朗普身上也是有体现的。特朗普在奥巴马时代不断炒作所谓“奥巴马出生地”的话题，甚至还因此吸引了保守派的眼球，这也是偏执风格的体现。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上述这些问题在美国历史上都曾分别出现过，但是却在特朗普身上有一个集中的体现，而特朗普身上的特点都是美国文化中一些比较极端的基因。“特朗普化”就是在制度层面上、在过程层面上特朗普逐渐占据主导形势，在政治理念上、方向上和生态上特朗普的一些理念开始被别人接受，而不是他接受别人。所以，一定程度上，不仅是共和党，如果说当前美国政治出现了类似于返祖现象式的“特朗普化”。而这种“特朗普化”的美国历史极端基因的重现，及其对政治与政策的影响，不会因为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选举的成功与否而发生改变。

除了历史基因之外，“特朗普化”还可以归因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甚至“部落化”的发展态势。所谓“部落化”至少有两种体现，一种是势如水火，甚至涉及到人格层次的的极化对峙。以往的极化往往还有限度。比如，共和党在某个议题上反对民主党的原因大概只是对于国家利益、区域利益和某些议题的看法不同。但是现在来看这种状态似乎被彻底的打破了，一个共和党人在大多数议题上彻底和一个民主党人持对峙态度的同时，双方呈现出人格意义上的敌对，这种彻底从人格意义上彻底否定对方的对峙就是“部落化”。

如今，在美国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共和党的支持者就是轻慢对待疫情，就是觉得没必要保持社交距离。这就是“部落化”的结果，即如果某些选民支持共和党，他就只听共和党的或特朗普的，民主党怎么说都不听，甚至觉得民主党人都是居心叵测。这就可以解释，美国媒体报道有人服用消毒剂预防疫情的奇特事件。

“部落化”不但是两个已有政党的矛盾加剧，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族裔关系上的对峙。两党、南方北方对于奴隶制的不同看法，导致了南北战争的爆发。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的极化程度是在南北战争之后下降了，后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又逐渐上升。这波极化以来，非常罕见地出现了两党标签和族裔标签完全呈现重叠的现象。作为少数族裔就是支持民主党的多，白人就是支持共和党的多，拉美裔表现的稍微弱一些，非洲裔更强一些。除了族裔标签很明显外，还有性别标签、宗教标签和LGBT群体等等这些标签。这些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标签是人们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用这些标签划分两党的极化，自然更加难以妥协，反而加剧矛盾。所以，为了巩固白人群体对共和党的归队和支持，特朗普加剧了“白人至上”的理念与政策。

“特朗普化”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总统权力的持续上升。在美国国内，很多政治人物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帝王式总统”，因为总统政治的扩权导致了国会对他的限制比较被动。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特朗普不是“帝王式总统”而是“革命式总统”。“革命式总统”是对宪政、对于总统制衡的框架进行一些革命性的变化。此外，还有学者用“修辞总统”或“话语权总统”称呼特朗普，即不但在制度层面上拥有权力，而且用话语和特殊动员方式实现了政治动员，并持续保持特定群体民众的支持。就好像“永续竞选”一样，不断通过选民给自己赋予更新的授权，获得权威，推进政策，这是所谓的“修辞”和“话语权总统”。

当然，应该说这些总统形态并不是一刀切的。不是今年是“帝王式”，明年就变成了“话语权”，而是在某个议题上某个形态显现的多一些，某个形态显现的少一些，或者在某个时间段显现的更为明显。因为社交媒体的原因，特朗普的动员仿佛是一种“永续竞选”，他会不断保持自己反建制的感觉和状态，不断为自己实现更多的权势挤压建制派，而这种状态的结果就是不断的撕裂。

社交媒体导致的政治动员，强化了“特朗普化”。社交媒体上的议程设置革命强化了本土主义的宣泄，强化了极化的宣泄。在推特上follow的人都是和同类人，所以最后只会固化你的理念，并解构传统媒体和传统政治精英的权威。解构权威，解决不了困境，谁能引领这种情绪怨气呢？就是在社交媒体上能引领话题、形成新的权威的人，即特朗普这样的人。

二、当前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

当前美国政治有三个方面的核心议题。第一个是政党重组和周期更迭。比如偏自由派的周期，偏保守派的周期，偏公共利益的周期，偏私人利益的周期。有人信有人不信，相信这个周期论的人，大概认为25年或30年是个周期。周期的转换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党重组和区域变化。2016年或许是政党重组或政治周期的新开始，但还需要2020年甚至2024年大选的确认。但无论如何，这是当前的一个核心问题。

第二个是身份政治和认同危机。从美国的外部环境看，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外部的所谓“巨大威胁”消失了，内部诸多问题随之暴露。对于外部的威胁来说因为都是美国人，所以大家都团结一致，外部威胁消失，内部的分歧就加剧了。

其实亨廷顿也谈到过了，当然他预测是在2040年左右，但是现在看按照美国相关研究的准确说法是2045年，美国白人将占少数比例，但是没有任何族裔能够占多数，美国将会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无多数族裔人口的国家，这种状态从来没有过。由此引发的是认同危机，到底谁是美国人？白人占少数，不到50%，之后是拉美裔，非洲裔，那这个国家到底应该继续坚持说英语呢，还是把西班牙语也算作官方语言？或者说这种白人盎格鲁—萨克逊的传统信条和文化底色还能不能继续保持，还是会出现重大变化，这些都是未定的事情。也许无所谓，也许问题很严重，但没有人能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美国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第三个是社交媒体和政治动员。因为在美国政治中，媒体是政治人物和选民实现互动的桥梁和传播方式。媒体技术的变化对政治样貌有很大影响。比如，如果尼克松当年能发推特的话，他没准也可以躲开被弹劾压力和被迫辞职的厄运。社交媒体的美国政治新玩法会如何，很值得关注。

这三个问题中，第二个问题身份政治的问题是最早出现的，它是政党冲突最大的主题和动力，第三个问题是前两个趋势的一个强化因素。但这三个议题里都有特朗普，也似乎都造就了特朗普。现在看，美国政治中，关乎政治前景的一些议题里，有特朗普的存在，而且都做为一个重要的牵动因素或者变量。这或许也是美国政治所谓“特朗普化”的特殊原因。

三、身份政治如何塑造美国对外政策

身份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特朗普化”对外交政策影响的一部分体现。“美国是谁的美国”的问题和亨廷顿的问题即“我们是谁”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如果去看具体的数字，今年18岁以下的美国人口中白人已经占少数了，这就像把一张纸飘放到一个浅浅的水里，水一点点浸润过去，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身份认同也在一点点地酝酿巨变。所以，这个危机应该不是到白人完全少于50%时才会发生，而是实时发生、加剧的。所以，“美国是谁的美国”背后是身份政治和认同危机，也是当前两党必须回应的重大问题。显然，现在“特朗普化”的共和党的回应是，美国是谁的美国？美国是白人的美国。而民主党的回应是，美国还是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是所谓的所有人的美国。让人感觉，共和党的回应比较简单和直白，因为它给出的答案是把美国带回故土，带回以前的样子。虽然是逆潮流而动，不符合潮流，但美国人知道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而民主党的理念是多元文化的美国，是把美国带到所谓的“天堂”，这个场景太理想化了，没人见过。没人见过就意味着虽然美好，如何实现就是个问题，所以这不但是民主党的困扰，也是美国政治发展中越来越藏不住的隐忧。

从历史视角看，美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就开始寻找新的认同感，并且在九十年代以后越来越明显，一直到现在，这个国家一直在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美国是谁的美国？”如果将“美国是谁的美国”从美国国内语境转移到对外政策语境的话，那就成了“美国到底是美国的美国还是世界的美国”？显然，特朗普的共和党在国内说，美国是白人的美国，对世界说，美国就是美国的美国，那就是“本土主义”，表现就是开始“退群”、放弃责任、“美国优先”。民主党人说美国还是世界的美国，是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美国，还是通过更多建构来维护领导力的美国。

如果再回溯一些历史的话，美国的国家历史其实也是不断追逐认同的历史。从奠基到南北战争，是在回答“何为美国”；从重建到民权运动，是在主要回答“谁是美国人”；而现如今的关键问题才是“美国是谁的美国”。相应地，不同阶段的对外政策也就依次表现为如何区别于其他国家而成为独立国家、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寻求到自身的领导地位，以及如今的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再次重新定位。但必须看到的是，前两个认同即基本完成的国家认同和并未完成的民族认同，都遵循了“求同化异”的原则，即逐渐形成同一个标准，修正案的标准或者民权运动的标准，美国人需要去努力改变自身来符合这个标准。异的东西先放下，要求同，以一种共识统和差异。但现如今，面对着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挑战时，回答“美国是谁的美国”这第三个认同问题的时候，似乎就已完全不同于前两个问题回答时的逻辑，即不能“求同化异”，而是“存异趋同”，即以维持差异性为前提的谋求共识，这显然更为困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

四、特朗普会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

现在离美国选举还有五个月，虽然不知道谁赢，但现在能够马上告诉大家的特朗普政治遗产可能就是，Gorsuch、Kavanaugh这两个人。熟悉美国政治的朋友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特朗普上台之后的三年里，已经把联邦最高法院里的两个法官换成了亲保守派共和党的人选。Gorsuch生于1967年，Kavanaugh是1965年出生，而大法官金斯伯格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人，那么这两位“60后”的法官可以再当多长时间呢？因此这无疑是特朗普最显性、可能延续时间最长的政治遗产。

当然后面的遗产可能是一些问题，这也需要进一步的待定证明。

比如最大限度强化已有的极化趋势？

是否开启新的政党重组态势与新周期？

是否彻底重塑了美国共和党的政治面貌？

是否开启了总统政治话语权的政治时代？这一点显然是事实了。

是否继续拉低了美国党争恶斗的品质，所谓的品质是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显性，更加没有任何约束。

是否开始美国战略收缩并以自身实力维持地位的时代？

是否开启了“大国竞争”的战略转向？显然也是了。

无论如何，现在看来恐怕无论是四年还是八年，特朗普真的是这个国家转向的重要节点，这是毫无疑问的。

史学家说，也许一个世纪的前二十年会决定这个世纪整个的风格，这个世纪的前二十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而且到第二十年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全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巨大的挑战和危机，那美国做了什么？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做了什么？特朗普的存在，只会意味着这个新的世纪不会像上个世纪一样是美国世纪了。无论如何，特朗普走入椭圆办公室的那一刻，就是一个国家转向的开始，或者说是整个世界格局秩序面貌重大转向的开始。(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Twitter：RDCYI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