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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重阳研究团队集体亮相激辩:新动荡变革期,中国何为?

发布时间:2023-01-05 作者: 人大重阳 

2023年1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2023年迎春论坛“新的动荡变革期与中国未来”于线上线下成功举办。这是人大重阳继成功举办2021年“百年变局下的新征程”、2022年“全球变局下中国如何应变?”两届迎春论坛后的又一场大型迎春论坛,论坛回顾了2022年全球经济、金融、政治等领域的诸多重大进程,展望了2023年中国及世界的未来发展。

人大重阳网讯:2023年1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2023年迎春论坛“新的动荡变革期与中国未来”于线上线下成功举办。这是人大重阳继成功举办2021年“百年变局下的新征程”、2022年“全球变局下中国如何应变?”两届迎春论坛后的又一场大型迎春论坛,论坛回顾了2022年全球经济、金融、政治等领域的诸多重大进程,展望了2023年中国及世界的未来发展。此次活动系人大重阳有史以来全职与兼职研究人员参与研讨人数最多的一届迎春论坛,近50位人大重阳老中青人才齐聚一堂,共同研讨在新征程下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此次论坛在小鹅通、百度、B站、微博、知乎、长安街知事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超过20万人次在线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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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作开场致辞。王轶表示,人大重阳历届迎春论坛是专家学者们思想交流碰撞的重要平台,全面回顾前一年发展局势的同时,为新一年形势展望做出预见性的探讨,而2023年迎春论坛中值得探讨的话题一定会更加丰富。中国人民大学自建校以来,始终关注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作为学校重点建设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始终走在思想的最前列,致力于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两个时代之问。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全球性问题复杂多变,影响深远。在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各国民众更加需要紧紧拥抱在一起。为平稳度过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更加需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全人类携起手来,共同解决全球性的问题。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人大重阳创院高级研究员张燕玲,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王国刚,建设银行原副行长、人大重阳原高级研究员黄毅,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黄海洲分别进行了发言。


张燕玲表示,国际安全和国际治理体系正在崩溃,已经成为共识。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目前的动荡原因是美国一手策划挑起。我们要提高维护国际秩序的治理能力,提高在国际各领域的话语权。多边机制是全球化具体框架、是全球治理的产物,美国将自己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放弃还嫁祸中国是“挑战者”。后疫情时代、全球疫情的结束,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利好,反而不确定性更多。在全球治理的至暗时刻,化险为夷,化危为安,是对我们治理能力的重要考验,大国担当是彰显我们治理能力的机会。面对国际政治军事充满持续冲突,经济金融较量持续升级,国际治理的危机管控是非常重要的,是智库的最重要任务。


王国刚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发力点”为题,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六方面的挑战。一是现代科技进步的快速发展;二是全球经济政治形势日趋复杂;三是新冠病毒疫情严重冲击了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四是应对气候变化更加紧迫严峻;五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补短板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六是实现经济稳增长任务艰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金融的发力点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坚持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加大对关键性核心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能力;三是加大金融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力度;四是加快绿色金融发展;五是完善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机制;六是加快构建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传染的新机制。


黄毅认为,大家都期盼2023年会好,但从目前形势判断,可能和2022年同样困难。之前看待、理解问题的逻辑都需要做出改变。国际上,竞争博弈正成为主旋律;国内,对公平、安全、规范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中国至少有三大重要机遇,应该抓住:一是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我们应特别关注芯片和房地产两大产业。二是国家自主品牌。国货品牌的崛起将让中国本土企业真正从中国强大的内需中获益。三是人口内迁。与新时代相伴,未来人口流向可能会有所变化,就业可能出现“内迁化”和“乡镇化”,将会给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应紧跟时与势,不断深入理解大势变化背后的全新叙事和经济金融逻辑变化。


黄海洲表示,2022年处于股债汇三杀的状态。股市方面,由于美元融资成本和美元利率上升,全球主要股市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债市方面,多个国家的债市在全年也遭受了重创。汇市方面,由于美元指数上升、美国加息,也处于消极状态。大宗商品则表现稍为良好。造成美国目前的通胀的原因:一是其空前的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二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对供应链的持续冲击。展望2023年,美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或者陷入温和衰退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美国的居民储蓄水平相对较高,而且美元资产的流动性水平较高。2023年,全球将重点关注日元的走势以及如果美元指数持续走强,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承受的汇率压力。


在报告发布环节,人大重阳院务委员兼合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刘英发布了《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国际秩序与大国博弈》研究报告。她介绍道,当今世界显现出“动荡”与“变革”双重迹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世界时局的重大判断。当前,世界正进入国际秩序重组酝酿期、大国博弈重要关口期、经济风险喷发积聚期、社会民粹思潮高涨期、气候变化应对交锋期、科技革命创新突破期,我们要做好面对剧烈动荡和迎接重大变革的准备,在协调平衡中积极进取,在变革图强中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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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题研讨一“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国际秩序与大国博弈”环节,前驻伊朗大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华黎明,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邵善波,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丁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刘宗义,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区域国别、反恐、海外利益保护问题专家周戎,人大重阳副研究员申宇婧与助理研究员许林先后发言。人大重阳副院长杨清清主持。


华黎明表示,2022年,中东地区对美国的依赖减弱,追求战略自主和大国平衡外交,俄乌冲突使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地位再次上升。美国、俄罗斯、欧洲力量在中东地区形成多元平衡。各大国在热点问题上存在分歧,彼此既不直接对抗也不合作。中东大国内部关系转暖势头不减,安全形势继续向好。2023年,世界多极化将会进一步深入发展。


邵善波强调,台湾问题过去被认为是美国问题,美国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但近五年,十年的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与美国内部矛盾的激化,一升一降,造成相对实力的根本变化。时至今天,解决台湾问题,会是解决中美矛盾、化解美国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恐惧的一个办法。


丁刚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反弹的动力将取决于中国制造、中国消费的“复活”。中国经济的最大确定性在哪里,我们能为世界经济提供怎样的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制造反弹的力度。目前全球市场的明显变化是发达国家市场优势下降,新兴经济体市场上升很快,这给中国制造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刁大明指出,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总体仍处于低谷状态,但保持了相对突出的稳定性。未来两年,中国稳定性较强,美国对华政策存在不确定因素。中美高层互动、高管互访可能恢复常态。为了进一步稳定中美关系,新的中美关系指导原则、人文交流问题和台湾问题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刘宗义提到,“印太战略”作为印度“大国崛起战略”的一部分,是印度既有对外战略的延伸和发展。拜登上台后,美印在“印太战略”上的分歧减小,日益合流。印度的“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对冲“一带一路”,实现“多极亚洲,多极世界”;建立取代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当前和今后十年,中印关系将以对抗性和竞争性为主。


周戎表示,习近平主席对沙特阿拉伯的出访和参加三环峰会(中沙、中海和中阿峰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深化了中沙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合作层次,妥善处理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立场。同时,中国与海湾和其它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关系,对打破美西方对中国的“围追堵截”有重要意义。


申宇婧认为,在金融科技的革命之下,中国与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甚至在一些领域处于领跑地位。影响金融发展的技术变量可以分为三大类:数据、算力和算法。数据好比生产资料,算力好比生产工具,算法类似于生产者的角色。中美的金融科技博弈主要体现在数字生态与数字货币、加密资产领域。


许林提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多项数据足以证明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经济体就处在顺风顺水的国际环境之中。事实上,部分发达经济体通过金融冲击、贸易保护、高额农业补贴、科技脱钩等举措,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设置了一系列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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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二环节嘉宾围绕“2023年,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展望及风险”主题进行了发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赵晋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赵锡军,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及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人大重阳原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全国金融教指委办公室主任、人大重阳研究员刘庭竹,人大重阳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廖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人大重阳研究员陆利平,证券日报社副总编辑、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董少鹏,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贾晋京,人大重阳副研究员陈放参与讨论。人大重阳副研究员陈治衡主持。


赵晋平强调,推动制度型开放对我国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增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的长期稳定是提升我们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抓手。同时,加强多边合作制度是促使跨境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关键。


赵锡军认为疫情的“疤痕效应”将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约束。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急速变化带来的“翘尾效应”将会在2023年进一步显现。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将在未来继续影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这三点将会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重点防范和化解风险。


何伟文认为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是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他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做好两本账的准备,一是将2023年GDP增长率视为预期指标,而非设定指标;二是2023年GDP预期增量需要看增长的必要条件和充足条件及其变化。前者是努力方向,后者是预案准备。


刘庭竹介绍了当前世界市场异象、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市场的发展前沿。并从四个方面解释了新机遇的内涵,包括新的产业发展机遇、经济秩序的恢复、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增长、以及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廖群从三个方面乐观地描述了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复苏的情况。一是疫情的转折,即防疫措施基本放开后所带来的逻辑性反弹。二是政策方面,2023年经济主要任务即稳增长,扩大内需,扩大消费作为主要抓手。三是外围虽差,但不至于衰退。因此,2023年很可能会强劲复苏。


陆利平表示应该全面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并回顾了银行业的开放历史与对外开放的展望。以及无论从政策或是学术的角度来讲,金融业开放具有深远的意义,即外资银行进入对内资银行业能够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董少鹏从四个方面解释了各国经济增长都有困难,但中国具有优势。第一,庞大的市场经济规模;第二,制造业继续保持全球的优势地位;第三,宏观政策保持战略定力;第四,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市场恢复,生产升温,消费回暖,物流畅通正在显现。


贾晋京表示,随着疫苗序贯接种以及新冠病毒治疗药物的不断涌现,疫情终将结束,但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疫情期间采取的刺激政策正在反噬经济。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疑问是,美国在疫情结束前是否会爆发债务危机?


陈放认为,由于欧美发达经济体持续加息,2023年,至少在上半年,全球经济大概率将面临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环境。但是,我国货币政策仍然会“以我为主”,维持较为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并进一步加强对特定行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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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春研讨三“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环节中,前中东特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吴思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李国强,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刘志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周晓晶,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马丽蓉,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王义桅,人大重阳宏观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蔡彤娟,人大重阳助理研究员徐天启参与讨论。人大重阳助理研究员方菏阳主持。


吴思科认为,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周年,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两者相伴而行。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沿着“一带一路”,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互联互通硕果累累,贸易合作质量与效益提升,同时有力地促进了民心相通。


李国强指出,中欧班列唤醒和揭开了亚洲大陆陆路交通的新篇章。中欧班列已经是贯通亚欧大陆的国际运输大动脉,成为亚欧之间新的物流通道,把亚欧大陆更高效地接入了全球物流网络,从而弥补了现有海运体系的短板和不足,增强了亚欧陆上通道,提高了全球供应链稳定性。


刘志勤表示,2023年将是极其复杂的一年,我们可以持有乐观的态度,同时,也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2023年一定是个大动荡、大分化、大融合、大重组的时代。对中国来讲,不会是平静的一年。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好中国事,其次是讲好中国故事。


周晓晶提到,“一带一路”作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务实的国际平台已经经历了十年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重点项目都取得了显著亮眼的成果。在2022年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下,现有15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组成了一个“一带一路”的国际大家庭。


马丽蓉分享了中国与伊合组织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的意义及六条路径:达成卫生合作共识、签署共建协议;开展抗疫物资援助、深化医疗卫生合作;探讨传统医药抗疫新路、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加强双边合作、改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复工复产。


王义桅回顾近十年“一带一路”的发展,总结出共建的三重效应:国内效应、中国与世界的合作效应、全球效应。展望2023,“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效应日益显现:全球本土化、全球地区化、再全球化。“一带一路”将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蔡彤娟强调,2022年,以G20为代表的现有国际机制越发暴露出治理短板。一是俄乌冲突放大了全球治理参与方之间的裂痕。二是美欧激进货币政策引发新的全球经济问题,反映了全球经济治理失灵。三是全球治理机制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无能为力。四是目前的全球治理机制难以解决全球发展问题。


徐天启认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过去这十年,可以说是,一个总额、四个主体、上千项目、三个变化。展望未来五年,“一带一路”战略本身可能将面临更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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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讨四“气候变化、科技革命与可持续发展”环节,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秘书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梅德文,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能源专家、腾讯战略发展部高级顾问、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翟永平,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陈定定,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学教授蓝虹,中碳科技(湖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原亚洲开发银行绿色低碳发展顾问、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莫凌水,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刘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胜军,人大重阳绿色金融部项目副主管、助理研究员刘锦涛陆续发言。人大重阳绿色金融部项目副主管、助理研究员赵越主持。


梅德文表示,实现碳中和的压力前所未有,它必须要有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减排工具,那就是碳市场。碳市场是低成本、高效率地促进碳中和的制度工具。建设更加国际化、金融化的自愿碳市场交易平台,能够把中国巨大的碳信用供给,与全世界巨大的碳信用的需求,连接起来。


翟永平通过腾讯“碳中和行动方案”其中的两个具体案例,运用碳普惠方法学建立的“低碳星球”小程序,以及碳Life的低碳连接器,介绍了科技公司可以通过“消费侧”、“企业侧”、“对数字化技术的投资”三个层面参与到各行各业碳中和工作中。他建议建立碳普惠平台,以电子化的方式引导社会节能减排。


陈定定表示,中国这几年的绿色汽车发展较快,未来一是要高度警惕美西方国家对这个产业的围堵和打压,二是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未来进一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得更好,巩固好我们和“一带一路”国家及沿链国家的稳定关系。


蓝虹介绍了《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标准》的编制方法和框架,其重点不仅仅是识别有哪些生物多样性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管理这些风险。审核要点是为了帮助金融机构识别项目中的生物多样性风险,而第三级目录的管理办法,则是帮助金融机构如何管理该生物多样性风险。


莫凌水表示,在国内,气候投融资服务于我们“双碳”目标的需要。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实现产业和金融数据的共享,尤其打通碳排放数据、环境影响、能耗数据共享的壁垒,金融科技公司要以这些数据作为基础,为其提供服务和手段的依据。


刘戈认为,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发展与国际油价的变化、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周期密切相关,且是逆相关。从2022年开始,整个新能源路径由过去的成本变成了盈利的可能性。一旦把储能问题解决,中国将有无尽的风、光、电的资源,以及无数的巨大的应用场景。


张胜军认为全球治理体系未能达到善治的标准,当前存在系统性偏差,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治理没有纠正反而不断助长了这一偏差。而解决这一系统性偏差的钥匙可能就是区域治理,坚持发展优先而非安全优先的东南亚区域治理用于激化全球治理走出赤字陷阱的“活化能”。


刘锦涛表示,21世纪,绿色转型已成为全球各国高度关注的重点问题,中国式绿色现代化也对绿色转型进行了深刻诠释。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将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简单过渡,而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论坛最后,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作闭幕总结。他表示,过去十年,世界上发生了太多的危机、战争、冲突、动乱,但过去十年也是变革的十年,中国日新月异,新事物新业态不断产生。今天这场迎春论坛,对人大重阳来讲首先是一次“大比武”,因为此次人大重阳老中青三代研究员难得齐聚一堂激辩未来;其次,本次论坛也是“大交流”,本次论坛涵盖了宏观经济、“一带一路”、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绿色金融等中国与世界的大热话题;最后,本次论坛还是“大畅想”,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到来,让我们对未来有无限的畅想。他向人大重阳研究员集体及关心人大重阳的网友朋友们表示了衷心感谢及新春祝福,并强调“人大重阳将继续与时代同行,与国家崛起同呼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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