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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中国经济结构产生的能量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

发布时间:2024-01-26 作者: 张立群 

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能量,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我想中国经济现在正在酝酿把自己一系列的有利发展条件聚集起来,整合起来,中国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增长动力源泉。

共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2023年11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与通州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首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 成功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出席本次大会并在“分论坛三:全球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重构”发表演讲,以下为其发言内容:


只有发展才能支持世界持续地和平,因为当缺少发展,经济缺少增长能力时,一些有能力或者自认为有能力的国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这个利益获取方面,从增量博弈转向存量博弈。


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能量,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我想中国经济现在正在酝酿把自己一系列的有利发展条件聚集起来,整合起来,中国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增长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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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立群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这样的一个论坛,也特别向朱校长致谢。同时特别感谢我的校友王文院长对我的真诚邀请。在今天的讨论中,大家都在谈和平与发展。的确,只有发展才能支持世界持续地和平,因为当缺少发展,经济缺少增长能力时,一些有能力或者自认为有能力的国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这个利益获取方面,从增量博弈转向存量博弈。而这将给世界和平和安全带来越来越大的危险。


在此基础上,我的发言将重点集中关于世界经济增长潜力的问题上。特别谈一谈中国,谈一谈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最近十几年的增速确实在下降,现在也面临着较为明显的经济下行压力,但这只是因为需求收缩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持续自我循环的结果。中国政府正在通过积极扩大内需,来克服需求收缩的困难。所以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会重新比较充分的表现出来。


关于上述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详细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即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变动能量为什么要比西方现代化大很多。


一,众所周知,经济结构的变化,或者经济结构所释放的能量,与经济结果的不平衡有重要关系。这与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是一脉相通的。当事物内部存在许多不平衡因素时,事物产生变化的能量就比较大。而中国的这种现代化恰恰如此,首先我们着眼现代化的起步资金。在起步资金的形成,起步资金的水平和起步资金的使用方面,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大不相同。


首先,起步资金的形成,发达国家是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海外殖民、黑奴贸易等等,在此过程中,除包含许多不光彩因素外,确实非常有效地实现了财富累积。所以回溯一些历史统计数据,如1870年的美国1870年,人均GDP按照2000年美元的口径,已达740美元;日本1895年也已达到475美元。而中国1952年,刚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现代化初始起步时,中国的人均GDP按2000年的美元标准,只有61美元。所以中国现代化的起步资金在这个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此外,起步资金的形成,中国并不是通过掠夺外界资源,而是通过全体中国人民低消费、高积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靠节省,把起步资金聚集起来。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财政收入在GDP占比一直呈4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的主要资金是聚集起来搞建设。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国是采取比较严格的计划工资,指标管理;在农村是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且收购价格是由国家来决定的。所以农民和城市居民,实际上都是通过低消费为现代化聚集起步资金。


在此基础上,这种起步资金的使用也存在巨大差异。从发达国家来看,因为发达国家资金充裕,所以现代化的起步是全面推进的,比如说既要发展轻工业,也要发展重工业,既要发展工业,也要建设城市,然后城市发展之后也要发展各类服务业。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大体上是齐头并进,内部结构失衡的问题不明显。但是中国由于起步资金数量有限,又希望尽快地完成工业化的奠基,所以中国采取的是依靠计划配置资源,从重工业开始。


工厂的建设是工业化的一个微观基础,而建设工厂离不开各种机器设备,比如中国沈阳重型机装厂。同时,工厂建设也离不开各种材料,比如鞍钢等等。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是从重工业起步的。这样一个过程,一个方面带来了经济结构较大失衡,即工业当中轻重工业结构失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失衡,如1978年时,工业增加值占到GDP的比重已经达到40%以上,但是我们的城镇化率在1978年的时候只有17.9%。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左右时间里,我们集中所有资金用于建设工厂,城市建设为工厂建设让路,生活消费的改善为工厂建设让路等等,这个就形成了很大的经济结构失衡。


但这样的政策取得了重大收获,即中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依靠这个体系,我们实现了两弹一星。所以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式下,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现代化的道路。而这个道路在结构严重失衡的背景下,蓄积了巨大的发展能量,中国准确地把握了能量的释放节点,这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大体来看就是把我们三十年左右全体人民勒紧裤腰带建起来的工业化的基础,全面用于改善民生,因此我们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把生产经营自主权下放给企业,让企业根据居民消费的变化,自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然后把收入分配的大头让给居民,通过农村的联产承包的改革,通过城市的从厂长到利改税等等,企业拥有资金支配权不断扩大,计划工资指标对收入的控制被逐步的打开。农产品的销售上,除掉农民上交的公粮外,主要的部分都采取市场的供求对接方式。


在此改革浪潮之下,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而在收入增长的支持下,居民的低消费状态迅速改变,从食品工业、纺织服装工业到家用电器,再到各种汽车、住房,包括手机电脑等等,生活的全面改善,使得中国工业结构依靠市场的作用,出现了迅速的调整,轻重工业的结构失衡很快的改变,工业规模由此也迅速扩大。


另外,城镇化方面,我们也进行了快速大规模补课。2022年,中国的常住人口的城市总人口已达9.3亿多人,而1978年时只有1.72亿人。四十多年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人口增加了七亿多人,美国总人口的两倍以上,这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巨大的能量释放的过程,支持了中国经济四十年的持续高增长。1978年到2022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5%左右。


所以这样的过程也是和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不一样。在这个基础上,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逐渐进入高收入国家。比如去年人均GDP1.26万美元。以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标准,去年是1.32万美元,这已经很接近了。而发达国家在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增速是明显下降的,实际上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内部结构变动的能量下降的比较明显,包括城乡结构,包括工农结构,包括收入分配结构等等。因为发达国家依靠南北差距的扩大,还有国内财富的聚集比较快,所以即便国内的蓝领收入也是跟着经济增长持续提高的。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3到0.35之间,内部收入分配矛盾也不是特别突出。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潜能呈现明显下降,经济的增速确实明显下降。但是中国,当我们依靠市场力量矫正了经济结构失衡之后,中国出现了另一个失衡。在收入分配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去年是0.462。0.4是收入分配的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表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在人均GDP达到1.26万美元的时候,我们去年还有六亿左右的人,每个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人民币,年收入1.2万人民币,这实际上表明中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整体居民全面的富裕,共同富裕还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其中积聚了巨大增长能量。试想如果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从4亿人增加到8亿人时,当我们的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公务员等等都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时,那中国消费潜力的释放,中国城乡结构、工农结构持续变动的能量,包括地区结构变动的能量仍然是非常大的。


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能量,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观察现代化不能仅仅靠比较研究,因为比较研究需要注意样本的可比性,如果归纳样本和中国样本差异较大,仅仅靠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来指导中国,这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判断中国现代化的潜力,就是巨大的结构变动潜力。


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如果不发展,如果不持续较快的发展,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结构变动的能量,就会危及社会稳定、危及社会安全。有些人如果他的人生理想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勤劳致富的话,他就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方式。所以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所以中国现在必须发展,而且必须持续较快的发展。


中国在这点上和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中国经过第一个百年的努力,我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现在有世界上种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有丰富的人力人才资源,也有比较充沛的资金供给,今年十月份,中国的各项存款余额288万亿,国民总储蓄率超过40%,另外各种技术,去年中国创新指数从2012年第34位提前到第11位,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现在的供给增长潜力非常大,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技术有技术。中国产业对市场需求的响应能力是强大的。


另外,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十几亿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需求的释放,会使得中国的内需市场增长非常大。现在有些人担心消费遇到天花板,但是如果考虑到美好之后,就不存在天花板。因为美了还可以再美,好了还可以再好,今年用这款手机可能过两年要用一个更好的手机,今年开这样款式的汽车,过几年你可能要换一个更好的汽车,这代人住这种房子,下代人可能住更好的房子,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像毛泽东主席所谈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就是要给十几亿中国人民谋得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的幸福,而这样一个幸福最后会证明社会主义道路优于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正在持续的奋力推进当中,不存在任何增速下降的这样一些可能。


当然面对困难,需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通过政府投资,通过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各种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来带动企业订单的增加,带动企业的生产和投资的恢复,带动就业的回暖,带动消费的回暖。这个过程现在正在不断地酝酿,不断地累积当中。


而这个效果,包括今年人大批准的预算赤字,在今年年度内调整,赤字率由3%提高到3.8%,赤字规模由3.88万亿人民币增加到4.88万亿人民币,增发一万亿人民币国债,这个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是不一样的,地方政府专项债是财政资本的发展,需要项目资金自我平衡,而这一万亿的增发国债可以用于比如灾后重建,包括各种防洪排涝的设施,包括很多像中国水网、地下综合管廊等等,这些公益性很强的设施建设,这些是用未来的税收来平衡的。所以克服困难的过程已经开始。


我想中国经济现在正在酝酿把自己一系列的有利发展条件聚集起来,整合起来,所以我想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到新一轮的持续回升向好的增长周期,这个增长周期我认为持续的时间应该是十年左右。所以中国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增长动力源泉,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我想可能更多的围绕着这样一个持续的向上的增长来展开,或者说中国经济这样一个越来越强有力的增长,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增量的利益实现的空间。


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经济全球化可能有新的重大机遇,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样一个对抗因素增加,脱钩断链因素提高的格局,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团结起来来应对的。我的发言结束,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速记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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