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2023年11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与通州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首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成功举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洪俊杰受邀在学术对话会一：“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环节参与研讨。现将发言内容整理发布如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洪俊杰

我演讲的题目是《贸易数字化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不论是高质量发展，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开放的话题都离不开。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我们要走和平发展道路，高水平的开放是必由之路。在开放当中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传统优势，要素成本和禀赋优势，正在慢慢消失。这是一个重大课题，相关部委领导非常关心，在新的形势下，怎么来构建中国新的合作和竞争优势，这是这个话题的背景。

第二个背景，全球范围内有几大趋势深刻影响着所有的国家，有人归结为五化，数字化、绿色化、区域化、服务化和安全化，最重要的已经展现出它的巨大影响力就是数字化和绿色化，这是两个巨大的优势。绿色财政需要研究，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每一个领域，包括贸易领域。今天我主要从这个角度谈谈我对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我们经历了三次全球化，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全球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在新的转型当中，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前段时间我们邀请了原来联合国的副秘书长作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从全球全球化到多元全球化，大家理解不一样，但是现在处于非常重要的变化时期。

不管未来全球化怎么发展，数字化都是最核心的方面。数字化每年推进2%的全球经贸发展，所以值得我们关注。

大家关注到全球不确定性在剧增，世界的不确定性指数，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波动非常之大，包括受一些大国博弈的影响，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很大。所以安全性和风险管理，对于高校研究者、高校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最新数据显示，数字经济占比是41.5%，很多发达国家超过60%。总体来说，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上半场做得比较好，下半场处于第二方阵。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个大背景，它是一场革命，对于我们经济学研究来说也是一场革命，冲击非常大。

理论上，很多概念和边界需要重新定义，包括企业的概念重新定义。我们认为企业是个黑盒子，他干什么看不见，我们看得见的是投入和产出。现在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企业越来越变得可视，和市场边界变得非常模糊，包括数据，以及国际竞争的关键生产要素也在发生变迁。

理论上，很多经典的理论也都需要重新定义，比如国际贸易领域，假设它是边际效益递减，但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可能是相反，数据越多之后价值越大，带来的效益越高。

内涵上也发生很大变化，传统的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但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变得不是那么确定。现在争议非常大的，数据的产权问题，到底是归消费者，归平台，亦或是归数据公司，还是归其他所属，谁也说不清楚，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各个国家都在摸索，数据确权非常重要。

我们要推进数据交易，交易起来才有数字经济的发展，最大的矛盾在这里。短期来看这也是一条路，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产权问题不解决，始终是一个重大的瓶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产权制度。若所有权不清晰，交易、定价，其他很多问题都不能解决。此外，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问题，其跟实体经济的反垄断条款是不一样的，因为数字经济下很多平台企业天生就具有一定的垄断。若用传统指标来定义，平台企业就是垄断企业，但是很明显它不符合数字发展的基本特点。很多东西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方法上也已从第一范式转到第四范式，因果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相关关系就能看出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的数字经济总体规模第二，从宏观的数字经济规模还是从微观的数字企业排名来看，基本是这个特点。中国的平台经济做得相对较好，得益于中国传统的优势，相对比较落后的是产业数字化的问题，产业数字化对应的是贸易数字化，它是一个更全面的概念。

中国有很多机遇和优势，包括先发优势，我们能把上半场的优势转化成下半场，也是有可能的，包括企业家精神，以及规模、设施、场景、劳动力的优势。国际上，目前中国的成本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劳动者素质高于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的综合优势。

中国主要还是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快而不优，大而不强的问题，无论从大数据还是从细分市场、独角兽企业，亦或是从全球的算力分布来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时中国的治理体系，普遍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我们有一些相关的制度，但是一些细则相对少一些，导致底限不清、预期不稳。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探索发展了一些数据交易公司，数据交易所，整体来看做得还不是太令人满意。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底线不清和预期不稳的问题，包括标准问题、数据深加工能力不足，还有国际化程度不高。

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数字经济的发展跟共同富裕到底是什么关系？一方面它是能够促进数字红利，但是它对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我做了一个研究发现，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从现在的数据来看，数字企业的集聚，导致了地区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数字经济企业聚集在先进发达地区，或者聚集在城市中，聚集效应进一步地释放以后，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我们做了一个严谨的论证，用中国所有的登记企业做了一个研究，结论就是显著扩大了地方间收入差距。数字化如此重要，我们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所以构建一个兼具发展和包容的数字治理体系非常重要，一定要把包容性纳入进来。

从国际竞争优势来看，贸易数字化与传统的跨境电商平台是两个概念。一个是贸易全链条的数字化赋能，包括平台的问题；另一个是外贸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浙江打造了数字自贸区，北京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大家都在积极探索。外贸主体聚焦数字化转型，它改变了外贸的模式，改变了跟谁做贸易的方式，改变了贸易的格局。包括降本提质增效、产业竞争力、安全稳定，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在外贸有一个中国特色，这是一个典型事实，就是大量中小微企业参与到国际贸易当中，90%—95%的外贸企业主体是中小微企业，用传统的理论很难解释。传统的从事外贸的企业应该具有一定的优势，至少在生产效率、规模上具有一定优势，但是中小微企业看似并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原因推动大量中小微企业从事外贸？我发现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电商平台构建的虚拟网络，和中国高速发达的公路网，构建了一个物理网络，把大量的中小微企业聚集在一起，使得它能够展现出综合优势，节约了销售成本、运营成本、存货成本，最终提升了他们的出口倾向和出口规模。我们有一个研究，非常明显证明了这一点，虚拟网络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销售成本和运营成本，使得原本在传统概念下不具备出口能力的企业，现在能够进行出口。

最近有一个调研，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到底面临什么困难。我们总结一下，主要就是缺人才，第二个缺规划和设计，其实也是人的问题，缺少方法，最缺的就是人才。在数字经济大背景下，教育界背负着很重要的责任和担当，我们要培养适应数字化背景下的高层次人才，高校也在做探索。我在学校经常说，我们至少需要培养学生有一个技能，未来不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你才能有价值，要实现这个挺难的。因为人工智能连接着量子计算，连接着大数据，要跟企业结合，有什么事它不能干？而且它越来越聪明。现在有一个说法，Chat-GPT变量是100亿，当它达到700亿左右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有自主意识，现在已经接近人类了，所以未来对各行各业的冲击非常大，包括教育。

国际上，我们讲国际规则的时候，数字规则很重要，美国强调跨境自由流动，欧盟主要是对消费者隐私比较重视，中国关注平台方面。规则背后就是实力和比较优势，各国都要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但是最终什么样还是实力的对比。在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流动，隐私产权，包括平台责任，以及关税等领域，全世界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包括在WTO框架下博弈。

关于对策，第一，从政府角度来说，构建发展和包容为导向的治理体系。治理是国内的问题，规则是国际上，这两个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数字经济具有天然的跨境特点，很难说把数字经济限制在一个区域内，所以规则和治理是紧密相连的。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在一些自贸区对标CPTPP先行先试，在确权、交易、产业发展、共享、仲裁、统计等方面，已经有些地方在做探索，可能试点做的还不够，我们还要进一步思考，进行探索。

第二，发挥数字经济要素和平台作用，推动贸易数字化。包括从人才角度，从企业、模式、主体、数据的流通，以及产业链等领域，整体推进贸易数字化的发展。商务部也在探讨贸易数字化园区，影响力还不够，建议商务部把它提高到国家层面来做。

第三，是关于三核问题，即核心技术、核心环节、核心企业。技术方面，我们还存在卡脖子问题。关键环节和头部企业方面，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球价值链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我们再进一步采取举措，进一步融入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的同时，也要积极构建自己的价值链。在这个过程当中，核心的难点是什么？我们缺少头部企业。纵观全球所有的价值链都是被一到两家头部企业控制，他们具有话语权和分配能力，中国在头部企业方面较为缺乏，未来我们积极构建自主价值链的时候，一定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跨国公司，提升他们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一定要两面说，我们不是单纯建立自己的体系，我特别反对只说后面一个，我们需要积极融入发达国家行列。在学习的同时，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比如说“一带一路”，慢慢地构建以我为主的价值链，它还是一个相互联通的体系。

（本文根据速记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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