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系统性变革。为了传播绿色发展核心前沿理念，人大重阳、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环境科技传播中心、《环境与生活》杂志社将紧密围绕碳中和，联合举办系列讲座，传播与碳中和相关的科学知识。这是疫情以来，继“百年大变局”“绿色金融”“重新认识美国”“深度认识中国”“数字货币十讲”系列直播后，人大重阳推出的又一个重磅系列讲座。讲座第八场由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秘书长梅德文主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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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

1.中国目前发展高度依赖高排放，所以，中国目前是高排放高发展。因为中国特有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决定中国目前还处于粗放型，而非节约型发展模式。

2.中国经济结构以资源密集型，以制造业为主，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金融资产结构以化石能源资产为主，导致中国“碳中和”的风险压力巨大。

3.我们认为，中国的“碳中和”需要碳市场。碳市场制度是解决碳排放外部性的有效经济手段。

4.碳市场是个配额市场，碳交易的规模，流动性，交易价格是否具备有效性、稳定性，本质上和碳市场是否具备总量控制，而且配额是否有拍卖，配额发放松紧有着密切的关系。

5.人们总是高估一个新技术新事物的短期影响力，而低估它的长期影响力。也许，碳市场就是这样一个新技术、新事物。

中国“碳中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根据著名的卡亚模型，一个国家的碳排放取决于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能耗强度、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这又取决于两类因素：一类因素和发展阶段有关，包括产出和消费结构，节能和减排与固碳技术水平等，另一类因素是能源禀赋和能源品贸易结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会比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产生更多的碳排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碳中和”面临宏观经济转型、能源转型和金融转型这三大挑战。

首先，面临宏观经济转型这样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工厂。2020年，中国制造业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8%左右，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0%。按照发展和排放的特点，可以将国际社会的减排分为几个类型：

1.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低排放高发展。

2.非洲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低排放低发展。

3.中国目前发展高度依赖高排放，所以，中国目前是高排放高发展。因为中国特有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决定中国目前还处于粗放型，而非节约型发展模式。环境经济学有个著名的库兹涅兹曲线，它主要阐述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会出现“碳达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主任早在2010年就说过，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人均GDP3-4万美元时才会达到“碳达峰”，或者实现库兹涅兹曲线的拐点，而众所周知，中国人均GDP去年刚刚突破1万美元，如果按照年均GDP增长5%-6%来推算，到2030年，中国实现“碳达峰”时，中国人均GDP可能刚刚达到2万美元左右。所以，即便如此，2万美元距离发达国家“碳达峰”时的人均GDP3-4万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在实现碳中和的同时还要实现较快追赶式增长。但是理论上宏观经济有一个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的宏观经济不可能三角，换句话说，你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只能选择其中两个目标。某种程度上讲，碳中和本质就是在“碳中和”背景下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绿色供给侧改革，同时确保经济高速增长，那么就要牺牲物价稳定，这意味着“碳中和”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物价上涨的潜在风险，这也是我们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内的一批经济学家所警示的，这就是中国“碳中和”面临宏观经济转型的挑战。

第二，中国“碳中和”面临能源转型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的能源结构，富煤贫油少气，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2020年能耗折合标准煤将近50亿吨，央行原行长周小川指出,碳排放将近100亿吨，占全世界碳排放28%左右。我们的碳排放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排放的总和，大约是美国的2倍，欧盟的3倍。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主任近期指出，我国煤炭消费占比仍然超过50%，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是发达国家的2.1倍，而我国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

发达国家这样的能源转型一般是三个阶段：首先是煤，然后过渡到石油天然气，最后才过渡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而中国目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是73%、43%，这意味着我们能源转型不可能依靠石油和天然气，需要跨越式进入到新能源阶段。但是关于新能源电力产业也有一个所谓的“不可能三角”，即低成本、清洁环保与安全稳定之间，也就是成本，安全与环保之间只能选择两个目标，不可能三者同时实现。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之下，中国的能源低碳转型也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

第三，中国的金融结构或者金融转型也是在“碳中和”时代面临着重大挑战。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以间接融资，也就是以银行为主。它还是存在着两个风险：

其一是中国的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用相比于银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其二是中国金融资产，据统计，2020年底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353.1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19.74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0.15万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3.3万亿元。

如果穿透这些巨量的金融资产，我们发现，它的底层基础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比例都是化石能源资产，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根据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的研究，世界化石能源资产可能会在2025-2030年之间发生一次危机，也就是化石能源资产将会大幅度贬值缩水，特别是以煤炭为代表的资产，比如说煤电，未来的违约率可能会很高，导致金融体系资产风险敞口很大，这就是中国金融资产在“碳中和”时代面临的重大风险。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结构以资源密集型，以制造业为主，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金融资产结构以化石能源资产为主，导致中国“碳中和”的风险压力巨大。

在此，我们可以专门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发展，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对标，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标。202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70%，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30%，能耗大约是美国的150%，碳排放大约是美国的200%，广义货币发行量（M2）大约是美国的175%。这样一组数字对比说明，中国的经济效率、能源效率、金融效率都有待提升，如果要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可能我们的经济、能源、金融都要绿色转型，这就是发展和减排的“两难”。也就是中国当前“碳中和”面临的巨大挑战。

当然，我们说中国“碳中和”的机遇也同样是千载难逢。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说，目前是以风光等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并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中国的机会最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能源供给侧，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风光新能源生产体系。2020年风光装机分别是2.81亿千瓦、2.53亿千瓦，合计5.34亿千瓦。而且总书记已经郑重宣布，风光装机总量到2030年要达到12亿千瓦，这也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每年还需要增加6000多万千瓦装机，中国光伏产业具备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包括上游的硅片、中游的电池与电池板，下游的发电站都有巨大的优势。举例说明，我们光伏的重要公司隆基股份市值已经达到5000亿，就是已经超过神华公司了；

在传输侧，中国有世界最先进，技术最成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特高压电网，特高压电网的特点是长距离、大容量、低损耗；在能源消纳侧或者应用侧，我国的储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突飞猛进，据工信部肖部长宣布，我国新能源汽车总销量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累计销售超过500万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主任也认为，中国在本次工业革命或者能源革命之中已经具备了成本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与政策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大有可为。他还做了一个统计研究，据分析，美国、日本、欧盟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分别是845辆、423辆、575辆，而中国目前仅有173辆，假定未来我们要达到400辆，还有将近230多辆可以直接采用新能源汽车，而发达国家必须达到使用周期之后才能替换，也就是说它有沉默成本和重置成本，而我们提早转型，成本就很低。

举例汽车产业，根据去年11月份的一个统计，世界十大市值汽车公司，比亚迪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市值的汽车公司，蔚来第六，上汽第十，十大市值汽车公司，中国已经占据三席，当然这是去年底的统计，这个数字都是变化的。在储能方面，中国锂电池电池产量世界第一，宁德时代稳居世界首位，今年股市上把宁德时代称为“宁王”，这个“宁王”的市值已经达到1.2万亿，而且储能还有类似规模效应或者摩尔定律的莱特定律，也就是说当某个产品产量翻一倍之后，它的成本可以下降15%以上。具体到储能说，电动车每增加1倍，电池价格就能下降28%，据说到2025年，最迟到2030年全球电动车产量会从去年的200万辆增加到4000万辆，在电动车这个超级赛道上，中国突飞猛进，大有可为。

在绿色金融方面，我们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绿色信贷市场。去年底，本外币绿色信贷规模将近12万亿，存量规模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居世界第二；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碳市场。今年7月开启的全国电力碳市场交易配额将近40亿吨，超过欧盟，已经成为首位。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看交易量，从7月16日开市到7月底，统计这11个交易日，累计成交量将近600万吨，成交额将近3亿，平均价格50元/吨。这个价格大家可能没有感觉，也就是全国碳市场50元的价格是试点碳市场价格的2倍以上，可以说我们全国碳市场取得了“开门红”的骄人业绩。当然，如何兼顾价格稳定和持续流动性之间是个难题，如果我们能够把碳市场做大做强，做到既有规模还有流动性，能够让它的价格反映真实的边际减排成本，照这样发展，金融市场就可以为我们中国碳中和解决大规模的低成本长期资金，中国就有可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的历史性机遇，通过发展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从过去的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从而实现长的技术生长周期。为什么我讲需要一个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这对于技术创新至关重要。

关于中国“碳中和”的投资，清华大学与中金公司等很多机构都分别测算，得出大致相近的结论，就是中国实现“碳中和”或者说要完成能源转型需要差不多140万亿的投资。这140万亿投资，我们知道，必须需要一个长期的，低成本的大规模资金支持，三个要素：大规模、低成本、长期，有这样的资金支持，它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每一次工业革命的背后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持。

我们回顾历史，每次全球工业革命都开启一轮技术长周期带动的经济增长，大约持续60-100年，再次比较一下前两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都有一个特点，能源供给，能源消纳，金融支持“三位一体”形成一个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比如说能源供给，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煤，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油；传输通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火车，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石油管道与电网；能源消纳，第一次工业革命包括火车、纺织等等，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汽车；金融市场支持，第一次工业革命是银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银行+资本市场；当然，我们也可以总结为结算货币，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英镑，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美元。

由此可知，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能源供给、产业消纳和金融协同支持的创新、发展、协同的模式，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煤+铁路+银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石油+汽车+资本市场，我们可以探讨采用风光新能源+电动车+碳市场的协同创新发展的模式，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加入这一轮技术长周期工业的革命大潮，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从而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碳市场的定价现状与问题分析

如何才能抓住这个机遇呢？我们认为，中国的“碳中和”需要碳市场。碳市场制度是解决碳排放外部性的有效经济手段。所谓外部性，简单说就是内部成本外部化，外部收益内部化，这是个经济学术语。环境经济学认为，解决环境污染这种所谓“公地悲剧”为代表的这种外部性问题需要借助于科斯定理，也就是当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无论初始产权如何分配，最终都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然我们知道真实的社会里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我们就有必要想方设法地降低交易成本，清晰地确定产权。

所以，经济学也认为，资源优化配置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必要条件，即清晰的确权，二是充分条件，降低交易成本。碳市场就是遵循这样的制度治理，它可以实现总量控制目标下减排成本的最小化，换句话说它可以同时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破解中国发展与减排的两难问题，促进中国经济、能源与金融结构调整的有效工具。借助市场的力量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碳交易市场是个重要的选项，能低成本高效率地促进经济效能、能源效能和资金效率。

一方面，通过碳市场的激励机制，鼓励新能源产业或非化石能源产业发展，解决减排的正外部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碳市场的约束机制，抑制化石能源产业，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问题，也就是说碳交易市场最重要的两个机制，一是激励机制，增加非化石能源的收益，二是约束机制，提高化石能源的综合成本，通过碳交易市场这样的价格信号，反映碳排放的综合社会成本，或者边际减排成本，或者外部性成本。

中国碳市场自2005年起就开始参与国际碳市场，当时作为《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的CDM市场，也就是清洁发展机制市场，从2013年开始，中国在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和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以及后来的福建这八省市陆续开展区域碳交易试点，试点的区域、面积、人口总量、GDP总量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试点地区的配额总量就是八个试点总量大约12亿吨左右。从2013年到2021年6月，这8个试点配额总量超过12亿吨，总共近3000家控排单位，大约1000家非履约机构，1万多名自然人参与了区域碳交易试点。截至到2021年6月，这八个试点八年累计成交4.8亿吨，交易额114亿，平均交易价格23.75元。基于此基础可以计算一下规模，八个碳交易试点换手率，累计成交量4.8亿吨，配额总量12亿，4.8亿吨的是8年的，如果除以8是6000万吨，这样我们就能算出来，也就是说6000万吨除以12亿，中国平均换手率，过去碳交易换手率是5%左右。这样我们下了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的碳交易试点，是一个区域分割的市场，也是一个现货市场。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过去七八年的中国试点碳交易市场总结起来的特点就是交易规模小，交易价格低，缺乏流动性，投融资功能弱，我们的换手率只有5%。所以，碳交易试点的价格发现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都有待完善。

碳交易市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中国碳减排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价格工具，同时也能够为中国140万亿计的投资提供价格信号、引导功能、激励机制、风险应对与稳定预期。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行长说，碳市场最重要的作用是引导投资，通过跨多个联动的项目和技术投资，逐渐改变未来的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实现3060目标的过程必然要依靠大量的投资，无论是发电、交通等行业的碳减排还是发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资，能否吸引这么多投资？这么多投资如何引导，激励，不酿成大的亏空？，这么多投资不可能凭空实现，每项投资都需要导向，需要算帐，而算帐就需要有依据，就需要有个价格信号。毫无疑问，碳交易市场就可以为中国的百万亿计的“碳中和”投资提供一个价格信号，这就是我们刚才一再强调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依靠的是银行；第二次工业革命依靠的是资本市场；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认为，需要在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型的金融市场或者类资本市场，那就是碳交易市场。

今年7月，中国碳交易市场千呼万唤始出来，7月16日-7月30日11个交易日，交易量近600万吨，成交额近3个亿，平均价格50元/吨，我们作为碳交易市场的从业者对这个价格还是感觉很振奋的，因为这个价格是全国碳交易试点价格的2倍以上，中国京、津、沪、渝，加上广东、湖北、深圳、福建这八个碳交易试点，从2003年到今年6月份总共交易量114亿，4.8亿吨，平均价格23.75元/吨。所以，我们对于全国碳交易市场50元的价格感觉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它基本是我们目前节能减排的边际成本，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张希良教授认为它取得了“开门红”的骄人业绩。接下来，如何兼顾价格稳定与持续流动性，就是持续的交易量，这是个难题。

目前，碳交易市场就一个行业——电力行业，企业门槛必须是2013-2018年中任何一年的碳排放量超过2.6万吨以上的发电企业，目前全国一共有2162家发电企业作为重点排放单位，碳市场的主管部门根据电厂的发电量及其对应的基准线为企业分配配额。

之前提到全国碳市场的交易量，一是全国碳市场上个月的交易量；二是八个试点过去七八年的交易量。目前，全国碳市场的配额大约是40亿吨左右，根据中国碳交易试点过去七八年的交易量，换手率大约是5%，可以推算一下，中国全国碳市场的交易量，40亿吨的总配额，如果按照5%的换手率来计算，那就是2亿吨的交易量。如果平均是50元，总量便是100亿，当然，我们认为，未来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碳价格有可能在试点区域平均价格基础之上实现大幅度的提高，市场规模有可能达到400亿。我说的这个400亿指的是当碳价达到200元/吨的时候。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很多专家认为，当中国实现“碳达峰”的时候，中国碳交易价格有可能还是在100元/吨左右。如果是100元/吨，5%的换手率，那就是所谓2亿吨，就是200亿的交易量；如果是200元/吨价格，那就可能达到400亿交易量。说到这里，我们对中国碳交易市场的配额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目前碳市场的规模只有电力行业一个领域，大约40亿吨配额，未来如果从一个电力行业发展到电力、石化、化工、造纸、建材、民航等八大行业，那配额可能超过70亿吨。所以，我们假设换手率是5%，可以推测未来，比如“十四五”末期或“十五五”也就是2025-2030年之间，中国碳交易市场配额总量可能会达到70-80亿吨，根据换手率，如果是5%，我们的交易规模可能会达到3.5-4亿吨。

假设交易换手率5%。我们来判断一下交易价格，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比较谨慎的，一种是比较乐观的。

国际权威的环保组织美国环保协会EDF的谨慎预测，认为今年碳交易价格大约50元/吨左右（人民币），到2030年中国“碳达峰”时大约不到100元，93元；到“碳中和”时，也就是到2060年可能会达到不到200元/吨（人民币），比如167元/吨。我认为，EDF的观点可能偏保守，偏谨慎。当然，预测价格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有效市场假说，市场价格是不可能判断出来的，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个预判。

另外一个判断，清华大学能源环境与经济研究所团队张希良教授认为，碳价格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也就是说2021-2030年是8-10美元，差不多100元（人民币），这对中国碳达峰时的价格，美国环保协会和清华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都预测的价格是100元左右（人民币）。但清华方认为2035年可能会达到25美元，2050年可能会达到115美元，也就是说超过600人民币。2060年“碳中和”时可能会超过200-300美元/吨。我为什么抛出这两种预测呢？希望大家自己做一个判断预测，对未来的发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也没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此，可以比较一下，当今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中国碳市场尽管配额规模40亿，超过欧盟碳交易市场不到20亿吨。但是流动性、价格、交易量，我们比欧盟碳市场还差得很远。欧盟碳交易市场去年交易量81亿吨，这个交易量是配额总量的400%多。欧盟碳市场配额不到20亿吨，欧盟碳市场的交易量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约90%。欧盟碳市场去年的交易额2010亿欧元，交易价格大约是24欧元。在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按照市场的交易量或流动性、换手率、交易活跃程度来对比，欧盟碳市场的换手率是400%，是中国8个试点碳交易市场换手率的80倍。过去我们2013-2021年6月份，8个碳交易市场的交易额114亿，交易量4.8亿吨，除以8，也就是每年6000万吨，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中国碳交易换手率大约5%。欧盟碳交易换手率是中国碳区域市场的80倍，这是算交易活跃程度或者换手率、流动性。如果按照价格对比，欧盟碳交易市场去年平均价格24欧元，而中国碳试点去年平均价格大约23.75元/人民币，韩国碳市场价格50多美元，而欧盟碳市场价格50多欧元，当然碳市场价格是浮动的。如果比较价格，中国碳交易市场价格和欧盟碳交易市场价格刚好抵上一个汇率，如果不考虑拍卖成本，欧盟目前的碳市场已经到达第四阶段，目前配额拍卖率超过75%。

欧盟度电碳价格大约是中国度电碳价格的10倍以上。刚才一再强调，碳市场的目的是通过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价格发现来引导稀缺的资源获得更优的配置。如果碳交易市场的规模、流动性、价格都不能够科学地体现或者反映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综合社会成本或者外部性成本，也就是说它无法形成公平、合理、科学有效的碳价格的话，碳市场的功能就会大大地减弱。

刚才我们比较了中国和欧盟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模，交易价格，碳交易的流动性、换手率，可以客观地说，中国碳交易市场需要进一步完善科学、合理、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保持我们可能无法实现碳交易市场担任第三次工业革命金融支持的重要历史担当的重任。刚才我说了好几次了，我认为，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第一次工业革命金融支持靠的是银行，第二次工业革命金融市场靠的是资本市场。中国目前在新能源的供给，我们有最大的新能源体系，传输有特高压电源，消纳有电动车体系和储能体系；但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能提供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支持的金融市场。当然，中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国发展新能源产业绝对需要银行与资本市场，但这是不够的，还需要新型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那就是碳市场。但这个历史担当要求中国碳市场的规模、价格、流动性都要达到科学、合理、有效的体系和机制。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碳市场责任重大。

欧盟碳市场与北京碳市场

欧盟碳市场第一阶段从2005-2007年，遭遇金融危机；第二阶段从2008年-2012年；第三阶段从2013-2020年。发现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2001年底-2017年大约七八年时间，欧盟碳交易市场价格都没有超过两位数，也就是碳价格长期低迷，主要有两个原因碳配给供过于求，长期疲软；二是欧盟碳市场初期采取“祖父法”，就是历史分配法的原则，鞭打快牛，不利于市场公平。

2018年开始，碳价就达到了15欧元一直到2019年、2020年的20多欧元，为什么达到这样的水平呢？最主要的是：

1.扩大控排行业的范围，抑制国际抵消信用的使用，有效地减少配额盈余。

2.采用“市场稳定储备”，也就是MSR原则。所谓MSR就是市场稳定储备原则，它作为长期控制配额盈余的方案，市场稳定储备原则将给予一定的规则和目标，按照规定的条件自动地调整配额的拍卖量。也就是说它是个长期盈余的配额管理方案，给碳市场提供一个有效的预期。

3.欧盟碳市场金融产品丰富，碳期货交易活跃。

4.欧盟碳市场参与主体多元，金融服务发达。

这是我比较了欧盟碳交易市场为什么从几欧元到目前的50-60欧元的原因，我们就想说明一个观点，碳市场的配额市场，碳价格本质上取决于节能减排的边际减排成本，也取决于碳配额发放的松紧，因为它是个配额市场。

再说说北京碳交易市场。全国碳交易试点，交易平均价格23.75元/吨，而相对北京碳交易试点体系完整，市场规范，交易活跃，监管严格，北京价格是全国平均价格的3-4倍，主要是因为北京一直坚持严格从紧的配额发放原则，加大核查的力度，并在政策的执行上贯穿始终。所以，我们老说那句广告语“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简单来说，北京这样的碳市场，最重要的原则是一直坚持从紧的配额发放原则。

因此，我刚才一再强调，碳市场是个配额市场，碳交易的规模，流动性，交易价格是否具备有效性、稳定性，本质上和碳市场是否具备总量控制，而且配额是否有拍卖，配额发放松紧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北京大力培育“碳中和”市场。

举例说明，2016年开始，北京绿色交易所参与蚂蚁集团的“蚂蚁森林”项目，作为技术开发商，我们提供了30多种应用场景的碳核算方法，也就是算法。截至到去年底，蚂蚁森林项目累计吸引5.5亿用户，已经种植2亿棵树，种植面积280万亩，守护树林面积280平方公里，累计减排1200万吨。目前，“蚂蚁森林”项目是个人碳中和领域推进建设低碳社会发展最成功的案例，它获得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2019年“地球卫士奖”，也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的“激励与行动”的奖项。我为什么在此强调“蚂蚁森林”，是因为通过“蚂蚁森林项目”，是因为“蚂蚁森林”运营了五年，积累了差不多6亿用户，这说明中国广大的中产阶级愿意参与绿色低碳节能环保行动的。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绿色消费群体，未来这种规模的绿色消费群体可以倒逼中国的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与绿色流通。“蚂蚁森林”项目还说明，实现“碳中和”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推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包括中国投资和消费都要转型，而中国绿色转型离不开广大的个人的资产池，我们实现了“蚂蚁森林”项目为我们以化石能源生产、消费、流通为代表的经济体系敲响了一个警钟，未来我们的生产、消费、流通都需要绿色，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可能都需要绿色转型，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然，我们北京绿色交易所目前筹划成立的“碳中和股权基金”和“碳基金”，也是为北京的绿色金融国际中心建设而服务的。未来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我们要对标国际领先的碳市场标准，积极发展自愿减排交易，探索绿色资产的跨境转让；同时，借鉴国际碳市场中碳期货、碳期权等成熟的经验，积极开展自愿减排市场的新型碳金融工具，努力服务支撑北京建设全球绿色金融与可持续金融中心建设，希望把北京绿色交易所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绿色金融市场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为中国的低成本、高效率地促进“碳达峰”“碳中和”作出自己的贡献。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

完善中国碳市场定价机制的展望

7月16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国碳交易市场首日交易额高于预期，首日表现让业内人士备受鼓舞。但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虽然交易价格持续攀升，但成交量相比较首日严重下降。根据当前的趋势，由于配额的升值预期，我们认为，碳配额的价格仍然是稳中有升的，根据目前的交易量测算，我国全国碳交易市场交易换手率可能在2%左右，当然，在履约期到来的时候可能放量，但全年的换手率仍不容乐观。刚才我们讲了欧盟碳市场去年换手率是400%，中国目前只有2%，和欧盟碳市场换手率相比，差别很大。

我们综合分析全国碳市场建设过程以及开市的表现后认为，中国当前碳市场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这个观点我也是借鉴了王康先生的一些观点，我觉得王先生的分析还是比较中肯，比较客观的。

一是当前配额发放方式决定了碳市场交易难以兼顾价格稳定和持续流动性。因为当前配额是免费发放，配额总量普遍充足，碳市场最重要的市场机制就是总量和交易，就是cap andtrade，在这样的机制下，由于配额获取成本为零，一旦供给过剩，碳价很容易跌到地板价。如果我们采用预期管理或者其他措施保持碳价格稳定，又必然抑制交易量，也就是有价无量，所以，碳交易一周表现，在大家为碳价持续上涨喝彩的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流动性不足的隐忧，交易量严重不足，碳价也会缺乏基本面的支撑。

二是参与主体和交易品种单一。当前全国碳市场参与主体限于控排企业，专业碳资产公司、金融机构、个人投资者暂时没有拿到碳交易市场的入场券，虽然降低了炒作投机的风险，但也不利于资金规模扩大和市场活跃度的提升。参与主体的安排，说明当前碳市场的主要功能在于控排企业的履约，长期流动性无法得到外来支撑。同时，交易品种仅为配额现货，没有期货、期权、远期、互换等衍生品的进入，缺乏更有效的价格发现工具和风险对冲手段。

三是碳排放的监测核查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因为碳资产是建立在碳排放数据基础之上的虚拟资产，碳市场相对于其他市场更加抽象，企业碳排放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是碳市场公信力的基石，能源数据的核查困难以及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曾经严重困扰合同能源管理产业的发展，可以预见，碳交易市场从一个行业扩展到8个行业，除了建材、水泥、化工等能源使用更多元，生产流程更复杂，过程排放更多样行业加入碳交易市场，中国碳交易市场MRV体系（可测量、可核查、可报告）将是碳交易市场建设需要攻克的重大难题。

四是CCER资产有关政策尚不明朗。因为碳市场有重要的抵消机制。刚才我们说碳市场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激励机制，二是约束机制，配额市场更多的是约束机制，相当于大棒。CCER作为自愿市场更多的是激励机制，为非化石能源市场提供一个激励机制，有点像胡萝卜一样，但目前CCER市场还没有重启。我们知道，CCER市场对于体现碳减排项目的环境价值，环境效益、环境收益，传递价格信号作用明显，受到新能源、分布式能源、林业碳汇等广大碳市场相关方的密切关注，也是更多主体参与碳市场的入口。这部分市场还没有重启，这也是个问题。

我们认为，全国碳市场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得考虑经济发展环境的平衡，欧盟是在碳达峰15年之后才建立碳交易市场，而中国还没有“碳达峰”，目前人均GDP也只有1万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建立碳交易市场，可能相当于“惊险一跳”，因为碳市场对于经济结构、金融结构、能源结构是个政策调整工具，但还需要考虑到区域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过去有个叫胡焕庸线，就是所谓的瑷珲-腾冲线，就是中国区域发展东西不平衡，现在又有个南北不平衡。大家都知道，网上有个著名的所谓中国经济发展南宋版图。

价格机制的复杂性，从宏观和远期来看，碳价格由宏观经济总体发展状况、低碳技术进步决定，碳价格理论上应该等于全社会节能减排的边际成本，也就是说碳价格应该反映碳排放的综合社会成本、边际减排成本或外部性成本。但从微观和近期来看，总量与交易，也就是capand trade机制之下，碳价格与碳资产以供需情况来确定。刚才我们分析了欧盟碳市场的价格，为什么2011年-2017年七八年时间长期低迷，长期疲软，长期处在个位数的价格，一言以蔽之，就是配额放得太松了或者配额放得太多了。后来为什么碳价格高歌猛进，狂飙猛进，就是因为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配额发放紧了，发放得少了。

中国8个试点碳交易市场，只有北京碳交易试点价格一枝独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总结而言，就是“紧”和“少”，简单说就是配额发放得紧，配额发放得少。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如果总量控制和配额发放的方式不合理，简单说三个条件：是否是总量控制即是否是绝对总量减排，配额分配方式是否有拍卖，是否有期货产品，这三条直接决定了碳交易市场有效性、流动性、稳定性。展开说，碳交易短期价格看需求，长期价格看供给。

碳市场建设还有一个问题是数据体系的复杂性，能耗数据是碳核算最重要的数据来源，由于不同的能源供给，它的主体相对独立，政府、公共事业单位、企业对能源数据的掌握都不够完善、准确，全口径能源数据的归集整理难度非常大，历史碳排放数据库也存在缺失。所以，我们很难确定配额总量和企业配额分配，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形成健全的碳排放监测体系需要多方的长期努力。因此，我们认为全国碳市场将处于较长的完善期。

全国碳市场的扩容与产品的完善将同步进行。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碳市场将逐步地克服它的很多缺点和弱点，未来2-3年内，8大行业会有序地纳入，配额的总量有望扩容至80-90亿吨/年，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清华大学的张希良教授认为，八大行业加入碳市场之后，配额总量会超过70亿吨。但考虑到中国经济每年还在以5%以上的速度增长，我们认为中国“十四五”、“十五五”配额总量有可能会接近或者超过80亿吨，如果按5%的换手率，未来中国碳市场交易量每年会有3-4亿吨，另外取决于交易价格和流动性了。纳入的企业未来将达到7000-8000家，按照当前的定价水平，碳市场总的资产规模可能会达到4000-5000亿。

我们认为，CCER预计在今年底或明年上半年进入碳市场，企业履约手段更加完善，碳市场向新能源、综合能源服务等产业传导价格的机制也更加完善，未来的专业碳资产公司、金融机构、个人投资者将有可能有序地进入碳交易市场，将有效促进碳市场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资金聚集效果更加明显，市场逐步活跃，从而逐步形成一个缓慢但有效的正向循环。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碳市场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主体、产品与监管。我国要形成有效性的、流动性的、稳定性的兼具广度、深度与弹性的碳市场，要完善碳市场的定价机制，要反映边际减排成本、外部性成本或者综合性成本，这样的碳市场需要三个条件，简单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立法、量化、定价。扩展开来，就是立法要严，量化要准，定价要活。

首先，立法。这代表了全社会的意志，我们需要通过严格立法确定减排总量和配额分配方法，建立严格的配套政策体系是判断真实碳价格重要的一部分。目前我国碳市场立法尚未完成，也就是说目前《国务院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还没有颁布。

其次，量化。我们认为，将目前的碳核查体系在碳排放因子法、物料质量平衡法等基础之上，再适时地增加以CEMS在线监测为代表的直接测量法，对各个控排行业的排放数据进行直接核查，运用现代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实现更加低成本的监测比对与核算量化，以达到可比性强，准确性高，实用度强的目的，以建立更加科学严谨的数据支撑体系。生态环境部预计，中国碳市场将在“十四五”末，也就是说2025年将逐步建成碳监测评估体系，届时，碳监测网络范围和监测要素基本覆盖，碳汇、碳源的评估技术方法基本成熟。

最后是定价，刚才一再强调，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完善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机制，破解中国发展与碳中和两难。”重要的话题我再说一遍，说到定价机制，从宏观和远期来看，碳价由宏观经济、行业发展总体状况，低碳技术进步决定。理论上，碳价应该等于全社会的节能减排成本，但从微观和近期来看，总量与交易机制，碳价由碳资产供需情况确定，所谓长期价格看供给，短期价格看需求。刚才我一再重复了欧盟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经验，中国碳交易市场，为什么北京价格一枝独秀，碳配额发放一定要从紧的配置原则，说句俗话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因为碳市场是个配额市场，如果配额发放得太松了，这个市场就无法做到有效性、流动性与稳定性，这是一个非常浅显，非常简单，但也非常重要的市场原则。

完善碳定价机制需要吸纳更加多元化、规模化的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是指数量要足够多的，具有不同风险偏好，不同的预期，不同信息来源的市场主体，只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形成公允的均衡价格，才能发现真实的碳排放价格，才能发现所谓边际减排成本，综合社会成本，才能反映外部性成本。另外市场的规模要足够大。我刚才一再强调了，欧盟碳交易市场规模是配额规模的4倍。所以，换手率是400%，而中国过去七八年的区域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模只有配额规模的5%。因此，碳交易市场规模要足够大，要兼顾持续性、有序性、成熟性和稳健性；同时，碳市场要推出更加市场化与金融化的产品，以满足市场的信用转换、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等市场的基本功能。这意味着碳市场需要提供足够丰富的多层次的产品，不仅包括期货、期权、掉期、远期、期货这些交易性产品，还要包括抵质押、资产证券化、担保、再融资以及这样的融资性产品，包括有些企业以及投资者实现跨期贴现，套期保值，合理套利以及风险管理，透明和包容性监管也是发展多元化市场主体和多样化产品的土壤，更是碳市场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最后，刚才我们第一部分一再强调了中国碳市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鉴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减排的两难，鉴于区域发展与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鉴于价格机制的系统性，鉴于数据体系的复杂性，我认为，我国碳市场注定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大概率是一场马拉松，回顾中国碳市场的发展历史，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刚好两个七年。

第一个阶段是2005-2012年，整整七年的CDM（清洁发展机制阶段）；第二个阶段是2013-2020年，又是整整七年的区域试点阶段。当然，目前中国的区域试点仍然是和全国碳市场并存。我想说，2013-2020年主要是以区域试点为主，因为这七年基本上没有CDM，所以，我们认为这七年还是区域性市场。未来，我们认为还需要一个七年左右的全国碳现货市场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全国的碳现货市场根据中国碳交易市场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稳健性原则，特别是碳交易市场可能在碳达峰之前更重要的定位或者功能作用，还是我们节能减排的一个政策工具，就是这样的一些定位，我们认为，中国全国现货市场完善需要七八年，也就是说从2021年今年到2028年左右，这是全国碳现货市场的阶段。

全国碳现货市场以后怎么办呢？以后会是什么样呢？刚才我也预测到中国碳市场的规模，如果8个行业配额总量超过70-80亿吨，交易量假设是5%，会有3-4亿甚至5亿交易量。当然这是现货。如果有了期货，我们知道，期货是现货换手率，一般来讲会在30-50倍以上，会更大。关于交易价格，EDF认为今年50元人民币，2030年100元人民币左右，2060年“碳中和”的时候200元人民币左右，但清华能源经济环境研究所认为，2030年15美元，差不多100元人民币；2035年，25美元，差不多接近200元人民币了，他们认为，2050年可能会超过115美元，2060年“碳中和”时可能会超过200-300美元。如果让我做个选择，我个人更倾向于清华的预测和判断，这个逻辑就是金融“不可能三角”与欧盟、美国未来可能要推进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基于这两个判断，我们知道，国际金融中有个“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它就是说在汇率稳定，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三方面变量之中，一个国家只能选择两个目标，不可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而这个理论在碳市场中也许同样有效，长期来看，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外部性，碳排放权天然具有国际自由流动的属性，我们如果要保持国内碳中和产业政策优势和独立性，碳价一定会向国际碳市场趋平，碳价格一定会向国际碳市场趋同化。

过去中国碳交易试点价格和欧盟碳市场价格刚好相差一个汇率，我们是24元人民币，欧盟是24欧元。现在全国碳市场是50多元人民币，欧盟是50多欧元，刚好相差一个汇率。特别是按照目前的价格对比，欧洲碳排放配额基本是100%的拍卖，欧洲度电碳价格大约是中国度电碳价格的10倍以上，实际根本就不止。也就是说长远来看，回头中国资本市场一开放，全方位地引进外资，外资也会进入中国碳市场。

未来还有一个情况，随着国际气候谈判的不断深入，NDC国家自主贡献制度，我们认为也会逐步地发生一些改变，日趋合理、公平、科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盟碳边际调节机制已经在欧洲议会通过，一旦2023年之后碳关税正式启动实施的话，欧盟会对它的进口商品，含碳量进行征税，他认为，如果你没有缴纳和欧盟碳交易市场大致相近的价格，就是没有支付这样的碳排放成本，低于欧洲碳价格的差值来计算碳税，国内外巨大的碳价格差异会产生巨大的碳套利空间。

一旦存在套利，价格差就会消除，这也是所谓的巨无霸汉堡包一价定律，或者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要素市场价格驱动理论的碳交易市场的一种反映。还包括美国也在推进碳边境调节机制，这样的基础之上，国际碳交易市场，我们认为，在2050年有可能形成一体化的国际碳交易市场。那么国际碳交易价格有望形成趋同化，这是美国碳边境调节机制。

从长远看，如果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框架和规则因为发达国家碳关税政策出现调整，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会影响中国的节能减排工作。也就是说未来40年，中国经济将经历一条非常陡峭的减排路径，也就是说我们的库兹涅兹曲线将会非常陡峭，相当于给中国陡峭的碳中和路径上再增加一些障碍，要求中国在更加严格的排放约束条件之下实现发展，在更短的时间内适应更大的变化。所以，我总结中国的碳市场，如果说三个单词就是立法、量化与定价；如果展开说就是严格的立法，严谨的量化，严肃的定价。如果从最简单的单个字来代替，就是立法要严，量化要准，定价要活。如何才能实现严格立法，严格量化与严肃定价呢？需要9个转向，我就不展开了。

最后，我还是用一句话结束今天这样冗长的讲座。我们认为，中国新能源供需已经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这非常重要，即中国新能源供给，这个供给侧有风光新能源，传输有特高压电网，加上分布式能源微电网；消费侧有储能、新能源汽车；如果再加上碳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就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就可以抓住新一轮的技术长周期，就可以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从而抓住这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性的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机遇，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重要的贡献。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强大的绿色金融市场和碳交易市场，要强大的不仅仅是规模，还有效率。我们认为，效率更加重要。

最后，我用一句硅谷的名言结束今晚冗长的讲座，据说比尔·盖茨特别喜欢引用这句名言：人们总是高估一个新技术新事物的短期影响力，而低估它的长期影响力。也许，碳市场就是这样一个新技术、新事物。

我认为，碳交易市场一定大有可为，希望各位网友或者各位听众在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之中能够分享它的红利，我认为是可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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