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共同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今日国土》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 ‘碳中和2060’与中国绿色金融论坛（2021）暨《‘碳中和’中国城市进展报告2021》成果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科技部原副部长、中国国土经济学会首席顾问、全国低碳国土实验区专家委员会主任刘燕华作主旨演讲。以下为会议演讲实录与视频。

2015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的签署，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巴黎协定》的宗旨是各个国家要制定自主贡献的目标（NDC），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非传统安全。

最近一段时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有精辟的论述。2020年9月22日，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长期愿景。2020年12月12日，习总书记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讲话，对达峰和中和提出四个新指标：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把达峰的指标进一步细化。2021年1月25日，习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到了中国将继续促进可持续发展，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一步提到2030和2060，并提到中国正在制定行动方案，已开始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实现既定目标。

通过学习讲话，体会三个问题：第一，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第二，抓住机遇，绿色复苏；第三，创新驱动，全球治理。

第一，中国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

1990年中国排放量很少，后来逐渐增多，现在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113亿吨，约占全球30%，排放总量大，减排工作不容易。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占57%，其他的石油、天然气还很大程度依赖进口。能源的生产总量（需求总量）也在不断增高，经济增长和能源的需求增长是同步的，这是困难之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中国人均排放在全球并非最高，但碳强度非常高。碳强度高说明产业还属于低端的、粗放的，生产GDP消耗的能源比较多。根据统计，中国的碳强度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相当于欧洲和美国的2-3倍。经济必须转型，只有经济转型，碳强度才能下降。

中国的发展，经济增长和能源增长是同步的。要实现转型，到了2020年左右就差不多快弥合。美国在2006、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实现了交叉，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碳开始稳定；欧盟更早，1990年左右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就已分道扬镳。我国国情是工业刚刚起步，和发达国家不能相提并论，需要努力实现跨越，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再看美国达峰和中和的间距时间以及欧盟达峰和实现中和的时间：欧盟早就达峰，实现“碳中和”大概用71年时间。美国从达峰到承诺的“碳中和”大概用43年时间。而中国2030年达峰、2060年中和，从达峰到中和只有30年时间。这说明我们达峰时间相对比较晚，中和也相对滞后，但要考虑历史背景。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早，已经200多年，排放时间很长。中国工业革命起步相对比较晚，仅几十年时间，所以我们比发达国家达峰时间稍微滞后，或者中和时间相对滞后，这是中国的国情。

我们要付出的另一个努力是技术问题。按照目前的技术、标准、投资水平，要实现达峰和中和的技术支撑可能远远不够，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除此以外，还有中国的国情。首先，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2.0阶段，许多领域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人口众多，扶贫攻坚刚刚取得第一阶段胜利，防止返贫任务非常艰巨。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型和能源安全需要巨大的投入和付出，这个付出既是经济损失付出，也是就业等社会成本的付出。另外，能源禀赋以煤为主，石油和天然气现在依赖进口（石油40%、天然气70%），要不断改善。另外从技术角度考虑，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储备还有很多不足。

第一个问题的结论是：“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是中国自己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别人施压。中国发展到这一阶段，自己必须要进行结构大幅度调整，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多重的，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和选择。中国是个负责任大国，有这种担当，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要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第二个问题，抓住机遇，绿色复苏。

绿色复苏有个时间节点，短期节点是针对疫情，要在三年之内，在全球范围内对付疫情做出努力，同时实现复苏和低碳转型。中长期是在“十四五”、“十五五”的十年时间实现达峰要做很多工作和投入。世界正在处于动荡变革期，新的世界国际格局正在形成，中国的结构转型也是中国针对2035和2050的基本实现现代化。所以我们抓住机遇要分短期、中期和长期。

从空间角度，要考虑全球范围内的共识，同时要有国家战略大格局。中等格局是区域，有大区域，比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双城四大区域，还有次区域，即地方、基层社会的行动。

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的能源结构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能令各种各样的能源进行结构调整，特别是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要大幅度提高，煤的使用将基本上极少，预测比例大约在5%以下。

近期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公报谈到了“十四五”目标：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生态文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还有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面对“十四五”目标，中国已经开始启动，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先是新基建，到2025年中国要投入10万亿，在七个领域下工夫：5G、特高压、新能源充电桩、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七个领域里有两个重大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数字经济、智能社会，要向高质量发展；另一个方向是低碳，“数字经济+低碳转型”是今后的一个基本发展方向。新基建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它投资于未来，有一个长效机制。

再是国家在部署安排能源的大幅度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清洁能源、地源热泵等各类清洁能源快速发展，已在各行各业开始行动，比如在电力行业搞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还有多元互补、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制造……都是各个城市、各个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目标——绿色低碳。

产业转型也是如此，新兴产业不断兴起，其培育是今后几年、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一个方向。低碳的问题主要是解决能源利用效率，中国单位GDP排放相对比较高，把能源效率提高就会把排放降低。另外要加强产业链集群，搞创新驱动。

另一个是生态恢复与生态价值也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要在生态空间与质量上下工夫，这和低碳有直接关系。环境质量和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是同根同源的，都是燃烧化石能源、排放污染物，所以治理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应该相对一致，我们在生态空间、环境质量、环境价值上要做出改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需要有一个绿色GDP的衡量指标。另外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即污染治理——改善人居环境，一是人生活的环境，二是人本身的素质环境（包括绿色消费、绿色的文化理念）。

中国绿色金融正蓬勃发展，如绿色银行、绿色信贷或绿色投资。新的国家政策导向、绿色债券、产业风险投资都朝绿色金融方向走，超新兴产业朝未来大趋势走是投资的一个敏感点，即投资周期长则投资效益高。绿色金融已开始全面启动。

最后，地方行动也非常迅速，率先达峰城市——北京、深圳、天津、山西等都提出了明确的碳排放达峰目标。另外，国家已经开展三批一共87个低碳省市试点，共82个试点省市研究提出了达峰目标，在2020和2025年期间达峰的有18个和42个。各行业也在行动，比如中石化、国电投、南方电网等，很多行业都提出“碳达峰”的方向并开始行动。数字化产业在兴起，能源效率在不断提升，“低碳+智能”就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第二个问题的小结：要以新的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我们要脚踏实地落实目标，全社会参与和积极响应、行动。

第三，创新驱动，全球治理。

全球应对实质上是一场能源转型，也是国家之间的转型竞争，要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必然阶段，所以创新是我们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新科技在不断进步，以光伏发电为例，1990年每千瓦时发电成本100美元，2000年降低到10美元，2010年降低到1美元，现在已实现平价上网。另外，国家在能源制度上搞多元互补、分布式可在生能源、氢能等清洁能源、二氧化碳利用、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等，不断进步并有信心在低碳科技发展上有所突破。

另一个优势是市场巨大。2017年开始，中国就是全球的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有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所以市场规模拉动要起到显著作用。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具备社会、企业、政府三方面的积极性。另外，中国碳市场已经全面启动，将来还会继续发展，碳市场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国家发改委对“十四五”期间提出了全球治理方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方向有六大举措——结构调整、产业转型、能源效率、技术研发、低碳发展体制机制、努力增加碳汇，已做出全面部署。中国要采取倒逼机制，2060年的目标已定，现在要做的是给今后减少压力，只争朝夕，通过倒逼和任务分解，逐渐把“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得以实现。

在国际上，要开展全球治理。

欧盟2019年12月提出“欧洲绿色协议”，准备十年之内投入1万亿欧元，且最近一段时间又有所增加，主要是发展绿色交通、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等，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欧盟在计划下开展了很多绿色发展项目，比如法国绿色建筑翻新、比利时绿色交通、北欧可再生能源。这些国家认为绿色复苏计划不仅会减缓气候变化，还会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1月27日签署了与气候危机有关的多项政策，分为加大投入、政策引导、推动企业、科技进步等几大项，不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雄心勃勃，又要主导世界，还要解决国内问题，另外在储能技术方面也有很多优势。

除了美国、欧盟之外，还有许多国家也都开始行动，比如韩国、日本等国家也提出了绿色计划和基本方向。国际机构也在绿色复苏方面有一些部署，根据其所作出的预测，大概到2050年全球将投入110万亿美元用作脱碳计划，创造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投入、转型、政策引导、全球合作，真正实现低碳。

欧盟经济处于排放的减缓期，而中国还未达到峰值，且排放量大，面对新形势，中国需要妥善处理可能的国际压力，以及传统的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不同诉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特别是为了达成《巴黎协定》，中国与美国需要继续合作。《巴黎协定》是美国和中国合作推动的，下一步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是重要的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在“一带一路”中如何发挥作用？今后可能出现的碳关税和国际谈市场如何应对？应对全球治理是我们面对的基本方向，合作共赢是出路。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政策工具、市场设计，在技术创新上通过合作解决瓶颈问题，在产业链上进行对接，不管今后如何发展，中国在低碳治理上一定会走出自己特有的道路。

第三个问题的小结：低碳技术创新已经进入高潮期，制度、管理会发生变革，一场全球范围的市场竞争已经展开，中国应对新的国际治理格局要有所准备，开展全方位的合作是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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