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3月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与香山大学堂合作主办的题为“‘十四五’期间的内外形势”研讨会暨研究报告发布会成功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发表主题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文化纵横》杂志室社长、修远基金会理事长杨平、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程亚文参与嘉宾讨论。此次研讨会在小鹅通、百度、B站、微博、中国网、长安街知事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近20万人次在线观看。以下为房宁演讲实录。

自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世界与中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时代，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事业面临着新机遇和巨大的挑战。面对新形势，党中央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提出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同时，还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内外两个大局，即经济的国际和国内双循环要逐步转向以内循环为主。形成新思路、构建新格局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要审时度势，扬长避短，积极探索，才能成功地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格局。

一、2008年后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回顾与评述

从国际格局与形势来看，200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之年。那一年我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这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宣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豪情壮志，全世界清晰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同年，一场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它标志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产业资本全球化带动的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性经济发展长周期结束了。这一波长周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密不可分，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话，就是资本的全球性循环与周转。战后的发展主要就是依托产业资本的全球的流动，这就促成了全球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巨大发展。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加入到了产业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并且获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契机。在2008年，产业资本全球化出现了新的动向，全球经济趋紧明显。

中国经济借自身改革开放和外部经济全球化之利，获得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发展，一跃而为世界产业基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辟“MADE IN CHINA”时代。与此同时，中国与外部经济体特别是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也从互利为主逐渐演化为竞争为主。例如，在3月19日中美双方在阿拉斯加的唇枪舌战，也表现了当下中国和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经济互利为主逐渐演化到竞争为主。而这个趋势应该说是从2008年开始的。

为应对世界经济格局与形势的变化，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新发展思路与战略并形成国际倡议。由于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美西方及一些周边国家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多持怀疑与拒斥态度。特别是2020年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危机。疫情危机进一步恶化了国际形势，也增加了中国对外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困难。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外部及周边环境目前的困难局面仍将持续，我国的“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的战略空间会受到挤压。

二、未来十五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场大考验

从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经济持续30余年高速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实现了“起飞”。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成功，也是标志之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历史性节点，“两个百年”的第一个目标得以顺利实现，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

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在工业化、城镇化“起飞”阶段完成后，依普遍规律我国将进入平缓发展的“平台期”，即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时期。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持续性减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规模达到了空前水平，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品质仍然较低，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其主要表现是国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较低，经济增长日益依靠投资和对外出口。从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体系中，中国总体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依然是一个以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低端生产国，且创新能力不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品质升级的转型远未完成。

我国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过程中，将力量集中一处，通过把其他领域中的资源、力量集中到某一个领域来强化发展，这是一种强化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有优势也有短板。根据熵理论，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都是对其他一种资源的覆盖。在强化和集中使用资源的过程中，就会忽视另外一方面，人们不能集中力量办所有的事情。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强化体制可以很快取得一些成效。多年前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崛起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常说的“举国体制”就是日本明治维新时候的一个日本的说法。经济发展初期是粗放型、模仿型、追随型的经济形态，举国体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以质量发展阶段，尤其以创新驱动为发展动力的状态下，举国体制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我国在30余年快速发展之后，众多技术领域中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就反映了我国体制的短板和缺陷。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经验看，工业化、现代化从数量增长到品质转型的时期是工业化、现代化整体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最终成败。这一时期是经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高风险期。中共“十九大”提出“行百里路半九十”的判断，正是针对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中国的社会风险而言的。中国如能在未来15至30年间度过工业化、现代化的高风险期，全面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即可最终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复杂和困难的局面，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形成了新的思路与战略，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以带动经济社会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当前的困难，最终跨越现代化的最后艰难阶段，也就是“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

在对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随着工业化推进，诸多亚洲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发生着转变，而这些国家中凡是城镇化率超过了65%的都最终超越了现代化最后时期的风险期，保留和巩固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而城镇化率低于65%，甚至低于60%的国家中，则普遍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冲突，严重者甚至把已经获得的工业化成果损失殆尽。65%的城镇化率因此而成为我们观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测试指标。

对于我国的城镇化率来说，要结合实际情况而有针对性的研判。原因在于我国仍保有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户籍制度。中国口径的城镇化率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不同。为了取得概念上的一致，在我国可以使用“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概念。中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而2035年这个时间节点的含义之一，就是届时中国的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应达到65%。因此，未来十五年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中，中国东南沿海及这一地区的大城市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这可以视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第一波”。通过研究，我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所谓“共时态”和“历时态”问题。2017年我曾徒步考察了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经过途径三千里的实地考察，我不仅体会到中国地区间具有的明显差异，更发现和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在时间上的差异。例如，京杭大运河上的南运河、鲁运河，沿线的以种植业为主的乡村地区俨然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风貌。从出天津到江苏淮安，这一路沿线的村庄缺少必要的食、住设施，这意味着当地农村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非常之低。在中国大地上，仍然存在大量的半自然经济状态的地区。然而，到了京杭大运河的苏州、嘉兴等地，则会看到那已经是“2035年的中国”。中国的发展不是一个共时态状态，而是一个历时态的状态，中国的社会发展停留在不同的阶段上。

1979年以来的第一波的工业化、城镇化，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和社会面貌的历史性变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固有的严重不平衡的格局以及社会差距。中共“十九大”指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实际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是就整体而言的，中国东南沿海及各大中心城市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其大多数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有些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这又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实际上是“不平衡”，“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不平衡”造成和加剧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为解决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问题也做出了许多的努力，其最主要的措施是“振兴东北”和“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西部大开发”实施经年，但至今效果尚未达到预期。“振兴东北”的效果并不显著，经过多年努力东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还在扩大，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普遍面临困难，甚至有陷入衰退之虞。“西部大开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当地经济社会状况的改善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扶贫方面的效果也更加明显。但这些地区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要大于经济意义，即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取得的成绩要大于经济领域。进而言之，以对口支援形式虽然进行了许多努力，但是尚未在该地区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动力，而且对整体的带动作用不大，如此看来其成果也难以巩固。经济发展一定是良性的循环，如东南沿海地区的经验，当地区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依托强大的消费能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动力。这在很多西部地区还不能实现。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因构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需要，应该认真深入探讨和总结“振兴东北”和“西部大开发”取得的成绩以及经验教训。

四、瑷珲—腾冲线是构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存在并被关注的重要问题。早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就发现并提出了“瑷珲—腾冲线”这条反映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的经济地理分界线。“瑷珲—腾冲线”是集中而深刻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征的经济地理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瑷珲—腾冲线是中国的一条“基本国情线”，即中国内部的一条地理、资源、气候、人口、经济、文化以及民族的分界线，它刻划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和基本国情。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明显分界线，依然是近90年前胡焕庸先生发现的这条“瑷珲—腾冲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是，瑷珲—腾冲线所反映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倒置、错配的基本国情仍然没有改变，甚至变得更为深刻了。

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主要物质基础，人力资源、市场资源、水能资源、煤炭资源等四大资源为例。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力资源居世界之首，中国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到32.16万亿，居世界第一位。在自然资源方面，中国水能蕴藏量达6.8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煤炭资源储存量居世界第三，而产量自1995年以来一直居于世界第一位。

但是，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物质基础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却在瑷珲—腾冲线东西两侧形成倒置与错配。瑷珲—腾冲线以东国土面积占全国的42.9%，西边面积占全国的57.1%；瑷珲—腾冲线以东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4%，以西则仅有约6%；GDP分布也相应为：东部为90%以上，西部不足10%。自然资源方面，我国居世界之首与世界前列的水能和煤炭资源绝大部分也分布在瑷珲—腾冲线以西，尤其对于我国国民经济以及未来发展极为重要的水能资源的70%分布在西南三省市和西藏自治区。瑷珲—腾冲线两侧的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失衡，是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性原因，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瓶颈。正因如此，从另一角度看，迎接百年未有大变局挑战，构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正是要突破这一瓶颈，实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带向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的延伸，在瑷珲—腾冲线一带形成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二波”，并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向西部推进、延伸，进而构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新格局。

事实上，瑷珲—腾冲线也具备了延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具备形成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第二波的潜在条件。

瑷珲—腾冲线北起我国东北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朝西南方向45度方向跨越全国版图至西南边境云南省腾冲市，绵延近6000公里，沿线经过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云南等6省区26个地级市（州、盟），幅员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2.18%，耕地1453.70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1.17%。瑷珲—腾冲线沿线人口近9000万占全国人口的6.44%。瑷珲—腾冲线沿线及以西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我国的水能、煤炭及森林资源集中于此。

与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幅员相比，瑷珲—腾冲线沿线经济社会发展仍相当落后。2019年瑷珲—腾冲线沿线26市（州、盟）的GDP总值4849.97亿元，仅占全国总值的4.77%；沿线26市（州、盟）的2019年的公共预算收入为4050.76亿元，仅占当年全国公共预算收入的2.13%。

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蕴藏着巨大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相对于我国东南沿海工业化、城镇化区域，是未来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新边疆”，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既有必要又有条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重点区域。我们认为，集中力量开发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应成为构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

结束语：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基本发展战略策略的选择与制定离不开瑷珲—腾冲线所反映的基本条件与国情。为此，我们呼吁要高度关注和重视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的战略地位，我们倡议开展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全面、深入、系统的学术考察，为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做出扎实调查研究，提供坚实而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自然地理气候条件方面的全面资料与数据，为构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提供学术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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