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特朗普的世界秩序构想正在改写全球规则。近日，美国威尔逊中心凯南研究所所长迈克尔·金玛吉（Michael Kimmage）在《‍外交事务》撰文，深度解析了在民族主义浪潮下，美国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国际角色。回顾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变迁，他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不仅是历史的延续，更是对全球化的反叛与传统大国地位的复兴。人大重阳第26期“速读美国顶级期刊”栏目（点击查看往期内容）特编译该文主要内容，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研究参考。

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间，全球主义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超越了民族主义。与此同时，日益复杂的制度、金融和技术网络，使得个人在政治中的作用逐渐被掩盖。然而，到了2010年代初，一场深刻的转变悄然开始。一些富有魅力的领导人物通过利用新兴工具，重新唤起了上世纪的典型特征：强有力的领导者、伟大的国家和骄傲的文明。

这一演变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时刻或许发生在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美国总统选举。他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并将“美国放在第一位”，这些口号精准捕捉了当时在西方及其外部蔓延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早已建立并发展多年。

特朗普的崛起并不仅仅是顺应了全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浪潮，他对美国全球角色的设想，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背景。尽管他的“美国优先”理念与1930年代的孤立主义运动联系不大，但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1950年代右翼反共主义的思想，即强调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并通过强硬手段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

2020年，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乔·拜登，一度被视为某种“回归正轨”的标志。美国似乎准备重拾冷战后的姿态，重新支持自由国际秩序并遏制民粹主义浪潮。然而，随着特朗普以强势姿态卷土重来，拜登所代表的路线反而像是一条短暂的插曲。

特朗普和其他类似的民族伟大主义者如今正在设定全球议程。他们是自封的强人，蔑视基于规则的体系、联盟或多国论坛。他们拥抱自己所治理国家的昔日荣耀与未来愿景，并宣称拥有近乎神秘的统治正当性。尽管他们的政策可能包含激进变革，但其政治策略却根植于保守主义理念。他们绕过自由派、都市精英和世界主义者，直接向那些渴望传统、寻求归属感的群体发出呼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领导人和他们的设想让人联想到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该理论认为，冷战后全球冲突的主要驱动力将来自文明之间的对立。但他们的做法往往更具表演性和灵活性，而非绝对化或过于激进。这可以说是“弱化版的文明冲突”：通过一系列姿态和领导风格，他们将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的竞争与合作，重新塑造成一场关于文明国家之间较量的叙事。

这种竞争有时仅停留在言辞层面，允许领导人使用文明的语言和叙事，而不必完全遵循亨廷顿的剧本，也不必拘泥于他预言的过于简化的文明冲突分界。例如，在2020年美国共和党大会上，特朗普被介绍为“西方文明的保镖”。

未来，国际秩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毕竟，正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推动了冷战后超国家结构的发展。如今，随着美国加入21世纪的国家竞争，它将继续在这一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特朗普执政下，未来的国际秩序不会是一个单一的系统，也不会遵循统一的规则。在这一地缘政治环境中，“西方”这一本就脆弱的概念将更加淡化，而作为“西方世界”代表的欧洲，其地位也将进一步削弱。欧洲国家已经习惯于在欧洲内接受美国的领导，并在欧洲外依赖一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管这一秩序未必完全符合美国的标准）。而支撑这一秩序的任务，将落在欧洲身上——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缺乏统一的军队，几乎没有组织化的硬实力，同时这些国家正经历着领导力极度薄弱的时期。

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在一个酝酿多年的国际秩序中取得成功。但美国能否实现繁荣，取决于华盛顿能否意识到诸多交错的国家断层线所带来的风险，并通过耐心且开放的外交手段来化解这些风险。特朗普及其团队应将冲突管理视为实现美国伟大的前提，而非障碍。

特朗普主义（Trumpism）的真正根源

分析人士常常错误地将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根源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上世纪30年代，“美国优先”运动盛行，当时的美国军力薄弱，尚未成为超级大国。“美国优先”派希望美国维持这种状态，并极力避免卷入冲突。与此相反，特朗普珍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这一点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反复强调。他势必会增加军事开支，并通过威胁占领或以其他方式获取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以此证明他不会回避冲突。特朗普希望减少美国对国际机构的承诺，缩小其联盟范围，但他并不打算让美国从全球舞台上撤退。

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真正根源其实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这一根源源于当时激增的反共主义，但与哈里·杜鲁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约翰·肯尼迪等总统倡导的自由主义反共运动不同，后者以应对苏联威胁为目标，致力于推广民主、技术管理和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而特朗普的愿景源自1950年代右翼的反共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将西方与其敌人对立，融入了宗教元素，并对美国自由主义持怀疑态度，认为其过于软弱、过于后国家化、过于世俗，无法有效保护国家。

这一政治遗产可以通过以下三本书来概述。首先是美国记者惠特克·钱伯斯的《见证》（Witness）。钱伯斯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和苏联间谍，但最终与党派决裂，转而成为政治保守派。他的《见证》于1952年出版，是一部批评那些为苏联增添力量的美国自由派的宣言。与他观点相似的还有詹姆斯·伯纳姆，他是战后美国最杰出的保守派外交政策思想家之一。在其1964年出版的《西方的自杀》（Suicide of the West）中，他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界的“高傲的背叛”，并指出他们所坚持的原则是“国际主义的、普遍的，而非地方性的、国家性的”。伯纳姆主张一种以“家庭、社区、教会、国家，以及更远的文明”为基础的外交政策——这里的文明并非普遍意义上的文明，而是“我所属于的这一特定历史文明”。

伯纳姆的思想继承者之一是年轻的记者帕特·布坎南。布坎南曾在1964年总统选举中支持巴里·戈德沃特，随后担任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助手，并在1992年对时任总统乔治·H·W·布什发起了强有力的初选挑战。正是布坎南的思想最为精准地预言了特朗普时代的到来。2002年，布坎南出版了《西方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West）。他在书中指出，“贫困的白人正在向右转”，并断言，“全球资本主义者与真正的保守派之间的关系，犹如该隐与亚伯。”尽管书名中提到了“死亡”，但布坎南对西方（按照他“我们与他们”的定义）仍然抱有一丝希望，并对全球主义的崩溃充满信心。他写道：“全球主义是精英的项目，其设计者既不为人知，也不为人所爱，因此全球主义将在爱国主义的‘大堡礁’上搁浅并最终破产。”

特朗普通过直觉和在竞选中的即兴发挥，吸收了这种历经数十年的保守主义传统，而非通过深入研究这些人物的著作。与钱伯斯、伯纳姆和布坎南一样，特朗普也热衷于权力，热衷于打破偶像与推动变革，试图颠覆现状，并对自由派精英和外交政策专家充满敌意。尽管特朗普看起来并不像这些人物的直接继承人——尤其是他们的思想中充满了基督教道德主义，有时还带有精英主义色彩——但他巧妙且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西方文化与文明美德的最坚决捍卫者，宣称要保护这些美德免受外敌与内忧的侵害。

修正主义者

特朗普对普遍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厌恶，使他不关心将“美国化”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议程。他的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将美国与本质上“非美国”的外部世界区分开来。在这股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浪潮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成为核心事件。然而，俄乌冲突并不意味着国际外交的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冲突反而促进了国际外交的发展。例如，金砖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成员国）已经变得更加庞大且可能更具有凝聚力。多边主义依然活跃并蓬勃发展，只是它并不是包罗万象的。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家间的关系充满变数且复杂多样。这种环境非常适合特朗普，因为他并不受限于宗教和文化上的分界线，往往更看重个人而非政府，更看重人际关系而非正式联盟。尽管德国是美国的北约盟友，俄罗斯是长期对手，但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关系紧张，却对普京表现出尊重。也就是说，特朗普最为激烈的斗争对象恰恰是那些位于西方内部的国家。如果亨廷顿看到这一幕，恐怕会感到困惑。

战争的愿景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国际形势相对平稳，没有爆发重大战争。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似乎得到了遏制，中东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部分得益于特朗普政府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协议旨在加强该地区的秩序。尽管特朗普在言辞上与众不同，但在实际行动中，他更像是一个典型的共和党总统。他增加了美国对欧洲的防务承诺，未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同时对华态度强硬，并在中东寻求战略优势。

然而，如今欧洲爆发了一场重大冲突，中东局势陷入混乱，旧有的国际秩序已经支离破碎。多种因素的交织可能导致灾难：规则和边界的进一步削弱，由不稳定的领导人和快速传播的社交媒体推动的不同国家伟大目标的碰撞，以及中小型国家日益增长的绝望感。这些国家对大国不受制约的特权感到不满，并感受到国际无序的威胁。乌克兰可能引发灾难，因为它是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最大潜在爆发点。

即便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边界的完整性也从未绝对——尤其是俄罗斯周边国家的边界。但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和美国始终致力于维护领土主权原则。它们在乌克兰的巨大投入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欧洲安全观：如果边界可以通过武力改变，那么欧洲，尤其是那些长期存在边界争议的地区，将陷入全面战争。只有在边界不易被改变的情况下，欧洲才能实现和平。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强调了领土主权的重要性，承诺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修建“一座大而美丽的墙”。然而，当时他并未面临欧洲的重大战争。如今看来，他对边界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主要局限于美国的边界。

乌克兰被瓜分或战败的景象会让其邻国感到恐惧。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作为北约成员国，依赖北约第五条条款中的集体防御承诺。然而，这一条款的核心保障者是美国——而美国与这些国家相距遥远。如果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认为乌克兰即将失败，进而威胁到它们自身的主权，它们可能会直接介入冲突。俄罗斯可能会对此作出回应，导致冲突蔓延到这些国家。类似的结果也可能源于华盛顿、西欧国家与莫斯科之间达成的一项重大交易——这种交易可能在俄罗斯的条件下结束战争，但会激化乌克兰邻国的不安。一方面担心俄罗斯的侵略，另一方面担心盟友的背叛，这些国家可能会选择主动出击。即使美国在欧洲全面战争中保持旁观，法国、德国和英国也不太可能保持中立。

如果乌克兰战争以这种方式扩大，其结果将极大地影响特朗普和普京的声誉。虚荣心在国际事务中往往扮演重要角色。正如普京无法承受输给乌克兰的后果，特朗普也无法接受“失去”欧洲的局面。浪费美国通过驻欧军事力量积累的繁荣和军事实力，对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来说都是一种羞辱。这种心理上的升级动因将会非常强烈。尤其是在被无序的数字外交所激化的体系中，这种动态可能会在其他地区蔓延。

和平的愿景

除了最坏的情况，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也有可能改善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美国与中国、俄罗斯建立务实关系，加上华盛顿灵活的外交手段和一些战略运气，或许不会带来重大突破，但可能创造出一个相对更好的现状。这并不意味着结束乌克兰冲突，而是降低其激烈程度；也不意味着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而是美国与一个削弱的伊朗达成某种形式的缓和，并在叙利亚推动形成一个可行的政府。特朗普或许无法成为一个毫无争议的和平使者，但他有可能帮助推动一个战乱较少的世界。

在拜登及其前任奥巴马和小布什的领导下，华盛顿确实更倾向于政治多元化、公民自由和权力分立，俄罗斯和中国不得不应对来自华盛顿的系统性压力。然而，特朗普重新执政后，这些不再是特朗普关注的焦点。尽管紧张局势依然存在，但整体氛围会不那么紧张，更多的外交交流将是可能的。在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或许会有更多的互让，更多的小问题上的妥协，更多对谈判和信任建立措施的开放，尤其是在战争和争议区域。

如果特朗普及其团队能够做到这一点，灵活的外交策略——巧妙地管理持续的紧张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冲突——可能带来巨大的回报。特朗普是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最不“威尔逊式”的总统。他不需要依赖联合国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这样的国际合作架构。相反，他和他的顾问，尤其是那些来自科技界的人，可能会以初创公司的心态看待全球舞台：一个刚刚成立、可能很快解散，但能够迅速且富有创意地应对瞬息万变局势的实体。

乌克兰将是一个早期考验。特朗普政府应集中精力保护乌克兰的主权，而不是追求仓促的和平，因为普京永远不会接受这种和平。允许俄罗斯削弱乌克兰主权可能会带来表面上的稳定，但更可能引发战争。美国应帮助乌克兰确立与俄罗斯的交战规则，通过这些规则逐步降低战争的强度。美国可以像冷战期间对待苏联那样，将与俄罗斯的关系“分而治之（compartmentalize）”：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分歧，同时在核不扩散、军控、气候变化、流行病防控、反恐、北极开发和太空探索等领域寻找可能的共识。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而这正是特朗普所珍视的：防止美俄之间发生核冲突。

灵活的外交风格能够使战略运气的施展变得更加容易。1989年欧洲的革命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共产主义的解体和苏联的崩溃有时被解读为美国精心策划的结果；然而，柏林墙的倒塌与美国的战略几乎无关，苏联解体也并非美国政府预见的事件，这一切更多是偶然和运气的结果。乔治·H·W·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并非擅长预测或控制事件，而是在应对事件时表现出色——既不过度干预（以免激怒苏联），也不过于消极（以免让德国脱离北约）。凭借这种精神，特朗普政府应为抓住机遇做好准备。为了充分利用任何可能的机会，美国必须避免被僵化的体系和结构所束缚。

然而，利用好运需要充分的准备和灵活性。在这方面，美国拥有两大重要资产。首先是其庞大的盟友网络，这极大地增强了华盛顿的影响力和行动空间；其次是美国的经济国家战略，它扩大了美国对市场和关键资源的掌控，吸引了外部投资，并保持了美国金融体系作为全球经济核心节点的地位。保护主义和强制性经济政策固然有其作用，但它们应服务于一种更广泛、更积极的美国繁荣愿景，这种愿景优先考虑长期盟友和伙伴关系。

世界秩序的传统标签已不再适用：国际体系既非单极，也非双极或多极。然而，即使在一个缺乏稳定结构的世界中，特朗普政府仍可以利用美国的力量、盟友关系和经济国家战略来缓解紧张局势，减少冲突，并为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合作奠定基础。这或许能够实现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结束时让美国比开始时更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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