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刊发了密歇根大学荣誉教授肯尼斯·德沃斯金（Kenneth Dewoskin）和德勤中国合伙人艾伦·麦克查尔斯（Alan Maccharles）合写的文章《中美竞争如何造福世界和重塑全球经济》。文章指出，“再全球化”最终将对西方和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新兴劳动力和消费者，尤其是女性，产生积极的影响。人大重阳第13期“速读美国顶级期刊”栏目（点击查看往期内容）特编译该文核心内容，供读者参考：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对所有国家和跨境商业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以及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新的全球化故事从中国开始。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生产和供应链都集中在中国，但并不仅限于中国。

在我们的研究以及与跨国公司的接触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去全球化或脱钩的现象，也没有看到现状在延续。引起脱钩讨论的各种力量——例如地缘政治压力、国家安全问题、战略竞争考虑、数据隐私、模糊的国家保密法、普遍的不信任以及执行规则的国际组织的消亡——都是真实存在的。

然而制造业并没有像全球化理论的基本主张一样，大部分回归西方国家或被严格锁定的新兴消费国。制造业正在转向其他地方（越南和墨西哥等国）。跨国公司没有脱钩和分离，他们正在从事一个多世纪以来最擅长的事情：寻找适应和繁荣的方法。我们把这种转型称为“再全球化”。

理想情况下，最终结果将是一个多极世界，让更多国家参与全球商业和繁荣。

我们的结论是，再全球化最终将对西方和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新兴劳动力和消费者，尤其是女性，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将供应链能力和控制权转移到第三国，这是新兴秩序中一个被忽视的竞争维度。过去30年，跨国公司一直寻求通过将制造业和相关供应链迁移到低成本国家来实现成本效益的提升。然而，出口数据几乎无法揭示控制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并从中受益的商业实体，而这些实体当然是做出战略选择的实体。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为了实现最大的规模效益，跨国公司往往将扩大生产所用的设备和采购工作集中在同一个地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他们将会选择中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好感度越来越高，并往往能满足所有外商投资者的适当的要求。但仍有小插曲的出现。2003年，非典型肺炎的威胁引发了对过度集中的风险、应急计划的重要性以及供应链多元化价值的广泛讨论。但与非典型肺炎威胁本身一样，这场讨论也很短暂。

在过去的10年，特别是新冠疫情出现以来，优先考虑效率而忽视应变能力的坏处越发明显。全球格局已经被许多复杂因素所改变，包括地缘政治、消费者情绪和政治转向本土主义、气候变化、人口变化和自然资源分配。

在供应链转移的同时，跨国公司开始寻求进入中国以外的新兴经济体的新消费市场。这种向外拓展以实现增长的动机促进了建立更多供应中心的趋势。

现阶段的再全球化始于轻工制造业从中国向低成本国家的自然迁移。中国正有条不紊地向价值链上游迈进，以延续其制造业和出口的成功。尽管生产率的提高幅度不大，但通过对中心资源的系统性配置和出口价值链的快速提升，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制造业成本最低的地方之一。

人口结构的改变和其他社会性的变革将使中国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这将给中国的生产活动带来持续升级的压力，并激励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中国的经济体系可能会在政策制定者确定的领域保持其卓越的出口竞争力。

虽然这些因素人为地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多元化，但事实上仍然还有20多亿人口有待全球化，他们可能会成为新的、可接近的消费者和劳动力。

大多数跨国公司都承认，他们在中国的经历改变了他们在全球的部署和运作。在中国的几十年里，IT、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等行业的跨国公司在有关快速上市、产品本地化以及中国法律与监管手段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将有助于他们面临市场挑战或改进自身运营。

许多跨国公司是为了应对特朗普时代的关税战略而开始搬迁的，这与现在重点关注的提升应变能力战略不能混为一谈。对跨国公司来说，最初的制造业搬迁成本高昂，而且不乏新的风险，包括起步和回溯。许多美国首席执行官都说，他们的董事会分为对华鹰派和对华鸽派，鹰派认为迫切需要减少对华风险，鸽派则不以为然。公司经常报告说，即使没有任何新的资本支出要求，搬迁后的初期成本也会增加20%以上，五年内供应链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恢复后，成本会回落到高于1%到3%。但同时，搬迁带来的多个灵活的采购地点以及快速的信息和响应系统将提供应变能力和可选性。它们也有可能为增长打开新的市场。

当然，在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中，转移自己的生产或组装地点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决定。任何一家公司的运营背后都有一条完整的供应链。几十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为商品化电子元件建立一个无与伦比的综合供应基地。虽然许多元件可以在其他国家采购，但需要知识、稀有资源和大量资本投资（如半导体）的专业产品将需要继续依赖中国内地供应商。

再全球化带来的混乱，对于那些受其影响（如工厂工人失业）的人来说，就像全球化刚刚起步时一样痛苦，这也将迫使跨国公司通过将低端生产转移至那些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全球贸易之外的国家来建立应变能力。例如，巴基斯坦、坦桑尼亚、肯尼亚、中欧大部分地区和中东作为制造业中心和未来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的、尚未开发的潜力。

随着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增加——主要是服装、跑鞋等轻工制造业，以及其他轻工和半自动化制造业——我们有望看到妇女的广泛就业，她们在这些工作岗位上占主导地位。随着从事轻工制造业的跨国公司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这些妇女将凭借新的、稳定的收入成为消费者，并开始对家庭进行投资。当妇女拿到固定工资时，我们通常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看到重大的社会变革。反过来，这些变化也会对下一代产生积极影响（通过提高生活水平和教育）。当新兴经济体对外开放时，有许多顺周期的动力在发挥作用。

人工智能、网络制造、制造2.0、增材制造、其他实时制造和物流控制技术等等，都有可能改变全球化的步伐和方向。

制造业和相关供应链的去集中化是世界“再全球化”的一个关键过程。尽管投资者对巴西、印度、东欧和东南亚国家很感兴趣，但我们预计没有任何一个新兴市场或供应中心会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跨国公司高管对新的过度集中情况兴趣不大。

近年来，许多跨国公司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在其业务活动组合中重组实体的股权和控制权，以提高税收效率、制裁合规、关税管理和弹性。国界对源源不断的并购活动几乎没有阻碍，再加上资本市场的繁荣，一些跨国公司的资产价值已超过1万亿美元。因此，去集中化并不意味着去规模化或分散化。在再全球化的格局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商业活动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这一格局中，还将出现大规模、复杂的跨国组织，它们的地理起源和法定注册地越来越模糊，其经济规模将超过世界上许多国家。这些组织的商业决策与政府政策的一致程度以及对政府政策的影响程度，将成为再全球化的重要动力。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预计企业结构将从中心辐射模式转变为网络模式，这是由对本地知识、关系、数据隐私规则、本地内容和合规要求的需求以及不断缩短的上市时间所决定的。更紧密结合的集团（如北美和欧盟），将找到结盟的解决方案，而相互竞争的集团（如北美和中国），将努力为不可避免的或商业上引人注目的相互作用范围找到稳定的解决方案。

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中，潜在的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将通过保持不结盟的立场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目前的石油市场在允许贸易和制裁贸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体现了这种动态。

集群增加了稳健性和冗余性，但也使得将竞争对手排除在全球系统之外变得更加困难。目前还不清楚，支持基于规则的行为和有效解决争端的现有国际组织能否恢复其重要性和有效性。

快速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公认的弊端反映在风气的改变上，在各种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中，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问题越来越多地通过地方监管来实施。为遏制税收不平等和系统性避税，以及投资者与被投资者之间的剥削关系，正在采取各种措施。

在再全球化的背景下，同样肯定会出现未被认识到的弊端，包括网络犯罪和恐怖主义的新形态、生物和化学健康威胁、破坏性军事事件以及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灾难。曾经有效的全球监管和争端解决机构的相关性已大幅下降。与稳定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息息相关的主要经济体要么需要恢复这些机构，要么需要取而代之。金融科技和加密货币可能为全球金融运营提高了效率，但也为规避监管和逃税提供了一系列机会。

不过，我们持乐观态度。随着跨国公司的工厂不断扩大，它们将获得更强的韧性——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调节通胀，即使干扰变得更加频繁。新兴市场将从中受益，提升人口素质，增强妇女权能。但是，要在新的世界秩序下取得商业成功，需要不同类型的管理者、不同类型的公司和不同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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