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人大重阳邀请我出席这个活动。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是1949年建国之初由周恩来总理倡导成立的，是新中国最早从事公共外交的机构。因为当时并没有“公共外交”的概念，我们用的是“人民外交”。外交学会不仅是促进对外人文交流和开展二轨外交的重要机构，也为国内专家学者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搭建了重要平台。

外交学会有一个专家学者库，容纳了几百位各领域资深专家学者，王文院长本人也在其中，我们的很多活动都邀请了王文院长，他也一直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在这份报告中，王文院长从制度、专家学者、智库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对外传播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提出了工作建议。下面，我想从平台方的角度，从外交学会的实际工作出发，谈谈我对智库专家学者如何做好对外传播工作的几点体会。

首先，从国际舆论场角度讲，“西强我弱”是客观现实，这一现实有其历史原因。西方在对外传播领域起步早，无论在机制建设、话语体系、人才培养、传播手段甚至是话术构建上，都已经非常专业和成熟，甚至有些已经走向极端化。任何事情一旦走向极端，实际上都是异化的开始，所谓“物极必反”。相比较来讲，我国还处在对外传播体系的探索阶段中，仍有很大成长空间。

从主观角度来讲，外媒对我进行带有主观色彩的误导和中伤，甚至不择手段的抹黑、造谣、污名化，这也是现实。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要客观、辩证、历史地看。所谓辩证地看，就是清楚认识到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我们中国确实强大了，让某些国家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有定力。

当然，我们绝不能任由这种恶意的泼脏水、污名化现象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我们已经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要解决“挨骂”问题，靠捂住对方的嘴巴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做好对外传播工作，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基础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让事实说话。这是树立国家正面形象的实质性力量。历史上看，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的国际形象是比较正面的，国际影响力也很大。我们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现在仍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重要准则，坦赞铁路至今都是中非关系的重要里程碑。现在的“一带一路”、减贫脱贫、抗击疫情都为我们在国际上树立了非常好的国家正面形象。我们做得越好，对方抹黑、造谣就越没有底气，总会有更多人看到事实真相。

但是，仅仅做得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在对外传播上再多花一些功夫，这其中智库的作用非常关键。智库具有双向功能，一方面是提供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是做好对外传播。外交学会在与我们专家学者合作的过程中，体会到要发挥好智库的对外传播功能，重点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想讲”，二是“能讲”，三是“会讲”。

先说“想讲”。所谓“想讲”，是一种抱有家国情怀的、非常强烈的传播冲动和主观意愿，这是做好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前提。我在接触专家学者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优秀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意愿。这个从“要我讲”到“我要讲”的关键转变可以激发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学者能够把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真懂、真信、真想讲”的中国故事充分地表达出来，讲的时候既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也不会“为五斗米折腰”。如果没有这种特别“想讲”的强烈愿望，而仅仅是当作一项任务完成，那么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减色”的成分。

再说“能讲”。解决“能讲”的问题，首先要在客观上为专家学者们做好对外传播工作创造合适的环境，搭建优秀的平台，外交学会也会继续在这方面做更多工作。

“能讲”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确实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这次全球新冠疫情也凸显了我们的对外传播困境，境外的声音传不进来，我们的声音也传不出去。在这个网络和自媒体非常发达的信息社会中，我们很多正面的好声音、强声音传不出去，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这种舆论场上的“脱钩”现象会导致在信息接收上的偏差，进而导致各方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件事情的误判。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三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升整个社会对专家学者的宽容度。网络社会、信息社会能够把人的一个优点放大成一个光环，同样也能够把一点小小的瑕疵扩大成一个黑洞。这导致了很多专家学者不太敢讲话，顾虑比较多。因此，全社会有必要为专家学者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创造更好、更宽松的环境。

“能讲”的最后一个重要方面是专家学者本人要有积累研究成果的厚积薄发的过程。智库是出思想的地方，术业有专攻，专家学者在各自专长的领域要有建树，有长期的深度思考和深入研究。做研究不仅要研究对方，也要研究我们自己。学会在开展二轨对话的过程中，发现有时请到的专家对对方国家研究得比较透，对中国国情却研究得不足，因此在中外之间做比较就会遇到困难，就不太能把我们的优势透彻地讲出去。

最后说“会讲”。我们老祖宗经常讲，我们做事业分“道”和“术”。深厚的学术积累是“道”，有了道之后，还要有对外传播的“术”，也就是技巧。专家学者要认识到政策研究和对外传播与纯学术研究的受众不同，要有所区分。学会也曾请过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在专业领域的研究很深入，但遗憾的是讲出来太专业、太学术，受众范围比较小，局限性比较强，在对外传播这一受众非常广泛的平台上，效果不一定好。

“会讲”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要把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优秀故事讲好，需要有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需要用我们中国人的逻辑讲中国的故事。我们有些专家经常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事，往往发现解释不通。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可以套用。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专家学者来讲，如何用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和逻辑，讲好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中国故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我们要下真功夫去做的一件事情。

“会讲”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专家学者需时刻保持客观理性。网络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偏好通过偏激、情绪化的语言吸引流量，制造眼球效应，也就是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作为从事严谨研究的专家学者，我们讲话还是要经得起现实的推敲和时间的考验。所以，如何用客观理性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使中国故事更有说服力，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王文院长，谢谢大家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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