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疫情经济影响与对策”课题组，课题组组长：王文，执笔人：贾晋京、卞永祖、张婷婷、张梦晨，本文独家首发与6月19日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重点摘要

1.疫情之初，抗疫是一场“战役”，而当病毒蔓延数月，蔓延各个大洲，感染人数超过800万人，传播速度仍不见缓，甚至在西方引发经济危机、种族矛盾、社会动荡……世界抗疫就不再只是一场“战役”，而是一场“持久战”。

2.新冠病毒全球蔓延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远超“非典”。由于贸易、旅游和商业受到全面冲击，西方甚至出现了严重程度超过“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乃至以“黑命贵”为口号的社会动荡，又进一步深刻冲击着国际经济、西方社会乃至世界秩序。

3.人类与病毒始终是共生关系，病毒不可能被消灭，而是与人类相互适应。人类能做到的只是尽量降低病毒危害程度的情况下，学会与病毒相互适应、长期共生。

4.本次疫情全球蔓延如此迅速，也与当今全球治理亟需完善不无关系。

5.经济和抗疫不应该成为矛盾体，如果只强调经济而忽略了抗疫，那么国家将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会诱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6.疫情对各国来说都是一次大考，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一次检测。事实证明，西方社会长期积压的民粹主义、老龄化、收入不平等、种族矛盾、过度依赖货币数量等问题将这场疫情的危害系数放大了。

当“北京新发地”成为疫情新发生地的符号，朋友圈“被黄渤刷屏”。演员黄渤的一段感叹表演：“怎么又开始了？这没完没了吗？”被冠以“此刻北京人的心情”标题成为“爆款”。这或许反映出，人们在心底更愿意相信疫情会在短期内成为“过去式”，非常难以接受“第二波”来袭的现实。

然而，假如疫情不会那么快就“过去”，而是长期存在呢？是否有可能像流感那样不定时“来一波”？又或许，面对很容易变异的病毒，疫苗的有效范围可能远不及想象？这些，都是不能不考虑的现实可能性。

疫情之初，抗疫是一场“战役”，而当病毒蔓延数月，蔓延各个大洲，感染人数超过800万人，传播速度仍不见缓，甚至在西方引发经济危机、种族矛盾、社会动荡……世界抗疫就不再只是一场“战役”，而是一场“持久战”。正如《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所揭示的那样，持久战是社会全面参与其中的持久对抗。目前，世界抗疫已从“遭遇战”转为“持久战”，必须调整“战略”，全面评估应战之法。

一、世界抗疫五个月来的三大认识误区

世界抗疫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战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知己”先于“知彼”，只有知道自己存在什么薄弱环节、战力如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在面对病毒时，人类一方普遍存在三大认识误区，成为导致局面被动的根本原因。

误区一：低估病毒影响力。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许多人将“非典”作为参照系来预想此次新冠病毒的影响力。然而，2020年才到6月，新冠病毒已在全球导致800多万人感染，超过45万人死亡，相比之下，2003年的“非典”历时8个月，导致的全球感染人数为8422人，其中919人死亡。两相比较，可以说，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冲击力已超过“非典”的1000倍，且还在恶化！

新冠病毒全球蔓延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影响，也远超“非典”。由于贸易、旅游和商业受到全面冲击，西方甚至出现了严重程度超过“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乃至以“黑命贵”为口号的社会动荡，又进一步深刻冲击着国际经济、西方社会乃至世界秩序。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曾在《这是场“文明兴衰级”的全球萧条，中国防波坝在哪？》的研究报告中，以疫情影响力为基础，预测出三种递进的情境：1、疫情冲击多个国家（“区域危机级”）；2、疫情影响世界历史可达百年级别（“世纪危害级”）；3、疫情削平西方文明的领先度（“文明兴衰级”）。目前看来，世界已经进入第二种情境，且正在向着第三种发展。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6月10日发布预测称，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6%以上，疫情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收入损失和“非同寻常的不确定性”。如果今年晚些时候出现疫情“第二波”大传播，全球GDP将萎缩至少7.6%。

误区二：高估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作用。美国在201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全球防疫能力中排名第一，而中国仅排名第51。在美国，全民医疗卫生支出占GDP之比约达18%，医疗卫生行业打败了军火工业和高科技行业，成为市场规模最大的行业。美国公司在药品和医疗设备上的研发上投入不惜成本，从医疗技术水平上来说美国是全球最好的，因此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群赴美就医。而疫苗的研发却迟迟未见效果，与占美国GDP18%的占比极不匹配。新冠疫情的实际发展说明：西方医疗体系被高估了。即便不考虑疫情的外部冲击，美国医疗体制本身就存在相当大的缺陷，这些缺陷可能造成美国社会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呈现出脆弱性。虽然美国的私立医院仅占16%，但美国的制药业都是被私企控制的，导致美国的医疗系统效率较差。在私有化的制药业推动下，资本家们的关注点在于他们的利润，而非医疗事业本身。

而中国在抗疫过程中，除了医疗体系之外，政府与社会的行动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极短时间内建起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到全国驰援武汉，再到现在北京上百家公立和民营实验室提供了惊人的核酸检测能力，这些对疫情控制都至关重要。由于对美国医疗体系的高估，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模仿美国的医疗体系，以至于远观美国的医疗体系，就像是在看人类健康的未来。随着美国医疗体系的能力在抗疫中的表现只能用“人设崩塌”来形容，我们对美国医疗体系内在的缺陷应该形成清醒认识。

误区三：对全球治理体系期待过高。疫情之初，各国政府均寄希望于向来作为全球治理典范的美国，然而，美国本届政府防疫前期似乎漫不经心，本国情报系统1月份就对疫情做出了警示，多次警告白宫要引起重视，但美国却错失了他国抗疫带来的最佳窗口期，甚至成为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最高的国家。在全球抗疫中，有着丰富资源、发达科技、强大影响力和软实力的超级大国美国，非但未起到带领世界各国共同抗疫的带头作用，反倒先后对中国、欧洲、甚至其盟友英国等爆发疫情的国家采取了停航、禁止入境等措施。

而中国在努力防疫的同时，当国内疫情有了好转的情况下，积极帮助其他国家防疫。中国派遣了许多自己的医疗队前往其他国家、捐赠了大量财物，以帮助各国度过难关。中国在此次疫情当中，不仅为各国的防疫争取了时间，还为各国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很多帮助，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体现了大国担当。病毒肆虐之时，对许多国家来说，中国是危急时刻第一个伸出援手的真朋友；疫情蔓延之际，中国基于自身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参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此次疫情打破了世界各国对美国全球治理能力的幻想，面对人类共同的疫情危机，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大国担当。国际社会唯有守望相助、风雨同舟才能共同迎来这场人类抗疫斗争的最终胜利。

王文院长6月15日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采访表示“北京的疫情不会比五个月前武汉的疫情更严重”。

二、学会与病毒长期相处

病毒在地球上的“资格”，远比人类更老。（参见文章《20世纪，你不知情的十种重大传染疾病！》）人类进化史上，病毒对人类的攻击从未停止过，这次疫情的发生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因此，人类要要与病毒长期相处，事实上是人类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人类与病毒始终是共生关系，病毒不可能被消灭，而是与人类相互适应。人类能做到的只是尽量降低病毒危害程度的情况下，学会与病毒相互适应、长期共生。

一是社会适应能力。人类的演化史，也是一部不断与病毒抗争的历史，同时，人类也不断演化以建立对疾病的防御系统。即使本世纪以来，2003年的SARS、2009 年的甲型 H1N1、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2014 年的埃博拉和脊髓灰质炎疫情、2016 年的寨卡疫情以及2019年新冠肺炎等数次病毒侵袭，几乎每隔数年就会爆发一次，给全世界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现代人类社会人员高度密集，并且越来越频繁的交流和迁徙，病毒在与人类的较量中也不断变异、进化，因此，一次大型病毒流行造成的损害甚至超过一场大规模战争，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迫使人类自身行为和社会组织方式做出改变。人类历史上经历过鼠疫、天花等重大传染病，人们发现这与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因此，通过积极改善卫生设施，提高垃圾处理、污水净化等领域的技术，人们大大减少了与病毒接触的机会，从而降低了感染几率。

人类与病毒共生，有个基本规律，即病毒的危害性会从“高烈度疾病”降低为普通疾病。一种病毒与人类初次遭遇，往往会高烈度地危害人体，因为人体尚不适应。但烈度太高的毒株，无法持久传播，因为会把宿主杀死。而宿主的生命一旦终结，病毒的传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能够“生存”下来的毒株，都是“烈度”能够为人体所接受的。因此，久而久之，人类与病毒相互适应，病毒就会作为普通疾病而存在下来。历史上，流感就是这样的案例。

一般来讲，人类几乎不可能消灭一种病毒，能做的只能是在尽量降低病毒对人类危害程度的情况下，让病毒变为普通疾病的历程尽量变短。由此可见，人类社会为了减少病毒传播范围和感染几率，也在不断优化社会管理和个人行为方式，提高整体社会的适应能力。

二是经济适应能力。新冠肺炎对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冲击，并且这种影响还远没有全部显现。这在美国表现更加明显，仅仅在4月和5月，美国联邦政府就产生了1.1万亿美元的赤字，超过了2019年全年的水平，迄今为止，净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人。预计今年美国的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将有可能接近150%。

同时，疫情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并不相同，数以千万计的工薪阶层、中小企业主的生活和工作被打乱，承担了本次疫情带来的最大损失，而一些富豪其财产不仅没有损失，相反还有巨大升幅。根据福布斯实时榜单数据，全球最为富有50人中的7位，在3月18日至6月4日之间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其财富增加了至少50%，其中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财富在这段时间里增长了55%，超过380亿美元。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疫情对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带来最大痛苦，低收入家庭的就业率下降幅度最大，而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和妇女的失业率都高于其他群体。

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严重影响了美国疫情防控的效果。大量中低层居民由于缺少社会保险，患病后不敢也不愿到医院就医，这更加剧了社区和家庭传播的几率，即使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医疗体系，也没有阻止成为全球疫情震中，无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都高居各国第一。

在经济更加平等的国家，防疫效果明显要好。在以中日韩为主的儒家文化圈，传统上更加重视家庭和集体利益，虽然疫情最先在该地区发生，但是防控效果明显好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始终把每个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为了人们生命安全不惜一切代价，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被抛弃，并在所有大国中取得了最好的防控成绩，社会经济也开始全面复产复工，充分阐释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因此，与病毒长期相处需要经济适应机制。

三是治理适应能力。在面对未知的病毒侵袭时，不同的治理方式会带来不同的防控效果。爆发于一战末尾的西班牙流感，在短短两年里夺去了全世界 5000多万人的生命，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在流感病毒肆虐期间，地方政府开始创立公共机构来收集疾病发病信息，这些机构也成为现在公共卫生体系的雏形，并对1935 年通过的美国《社会保障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样，2003年的“非典”疫情，让中国政府意识到必须持续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从而在短时间内建成了疫情信息网络直报系统。此后十几年来，这个系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突发急性传染病预警、监测、实验研究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平均报告时间从原来的 5 天缩短到 4 小时内。在本次新冠疫情爆发初期，虽然政府对该病毒的认识也很少，但是基于以前的经验，果断做出了武汉封城的决定，并动员全国的力量支援湖北，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疫情蔓延，在此期间医疗器械、防护产品、试剂和疫苗研发等企业有条不紊，加紧复工复产，为中国和世界疫情防治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在本次疫情中也暴露了一些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的短板。英国、瑞典等国家奉行“群体免疫”策略，对疫情采取鸵鸟政策，短时间内造成疫情快速传播，死亡率高企，最后其政府不得不承认该策略的失败。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国家虽然也积极应对，但是其国家治理方式阻碍了相关政策的落实，不当党派都以本党利益优先，忽视了大众和国家利益，最终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在应对经济衰退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为了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美联储在推出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后，又推出了庞大的资产购买计划，这些措施无疑对华尔街带来巨大利益，但是对于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来说，所获利益很少。同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先后推出了庞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完全不顾及美国已经庞大的债务负担，这对美国经济长远发展以及国家信用造成潜在的危害。

本次疫情全球蔓延如此迅速，也与当今全球治理亟需完善不无关系。中国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在积极控制国内疫情的同时，还努力为其它国家提供防护物资和医疗专家。但是西方一些国家却在关键时刻以邻为壑，不仅将疫情失控的责任甩锅给其它国家，甚至发生抢夺、扣押防控物资的事件，让人惊愕。疫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赢得这场人类同新冠肺炎的重大斗争，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紧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保证世界在面临下一次重大危机时团结一致。

三、重新思考世界与中国的未来

2020年，世界历史像是被按下“快进键”：“黑天鹅”漫天、“灰犀牛”遍地，处处都面临着风险，无论是不发达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遭受了重大损失。究其根源，人类社会发展也是矛盾不断累积的过程。此次疫情打开了社会矛盾的“潘多拉盒子”，积聚已久的矛盾被释放出来，并使历史走上与预想不同的轨道。对此，人类需要转变思路，不仅要从宏观角度被动应对疫情，还要从微观角度主动出击，以微观手段解决微观病毒问题。

第一，贸然“重新开放”等于二次传染。当前，西方顶着疫情与社会动荡双重危机“重新开放”是不得已之举，例如文化创意与体育产业占美国GDP 40%，受疫情影响，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将会遭受重大挫折。而欧洲主要国家在4月份的疫情高峰期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例如，意大利70%的产业处于停滞状态，每30天就会损失1000亿欧元。而受疫情影响，法国第一季度失业岗位超过50万，预计第二季度GDP将同比萎缩约15%，体育产业也同比下降30%。而欧洲传统工业强国德国4月份失业人数达到263.9万人。英国4月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滑20.4%，为1997年有月度记录以来最大跌幅。可以说，疫情封锁给欧洲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社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解除封锁也是给千疮百孔的经济一丝喘息机会。

然而，经济和抗疫不应该成为矛盾体，如果只强调经济而忽略了抗疫，那么国家将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会诱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因新冠疫情死亡的病例已经超过40万，如果为了经济而对防疫懈怠，将会有更多的人被感染，甚至是死亡。新冠疫情的易感染性和治疗难度大决定了这将会是一场抗疫持久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方需要抗疫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参见文章《防疫情、促经济，两手抓两手硬的八点政策建议》），否则，贸然重启会造成疫情的“二次传染”。

第二，真正的问题不是病毒，而是社会发展中长期积压问题的一次大爆发，即使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西方也非常严重。

疫情对各国来说都是一次大考，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一次检测。事实证明，西方社会长期积压的民粹主义、老龄化、收入不平等、种族矛盾、过度依赖货币数量等问题将这场疫情的危害系数放大了。

在疫情的刺激下，社会发展的顽疾充分暴露出来，即使科技先进的欧洲在疫情面前也显得十分被动。疫情初期，当中国作出巨大牺牲，为世界争取一个月提前布防契机之时，西方社会中的种族歧视让其麻痹大意，最终错过最佳窗口期。当疫情席卷欧洲之际，盛行的民粹主义又进一步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抗，政府倡导的抗疫措施遭到抵制，甚至爆发了游行示威，进一步加剧了病毒传播。

此外，由于西方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而新冠病毒更容易攻击老年人，西方国家大量老年人感染病毒，并造成了大量死亡，因此西方国家的新冠病毒死亡率要高于亚洲国家，欧洲国家普遍都在10%以上，亚洲国家为5%左右。而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也在疫情期间彻底爆发，美国因黑人“弗洛伊德死亡”引发了大规模种族主义对抗，进一步恶化了疫情局势。与此同时，经济结构过于货币化和产业结构空心化制造的经济泡沫被疫情打破，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而收入不平等问题也在疫情期间凸显，低收入人群大量失业，面临生存危机，进一步诱发严峻的社会问题。

第三，以精准应对的办法解决重大微观问题。

当然，防控疫情很重要，恢复经济也非常重要。随着病毒危害走向降低，防疫策略也应该发生转变。显然，疫苗问世前，短时间内是无法彻底消灭新冠病毒，人类要学会与其共存。因此，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人类除了采取宏观的防控措施外，还需要对病毒本身进行微观分析和研究。

和其他病毒一样，新冠病毒本身也是一个微观事物，病毒传播是个微观过程，以及人感染病毒后的医疗过程也是个微观经济过程，需要以微观思路解决微观问题，即只针对疫情的发生与传染链条，而非限制所有人的经济社会活动，进而保证经济社会正常运行。

具体而言，以微观办法解决微观问题需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聚焦病毒本身，对微观病毒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知。例如，病毒的特性是什么？病毒的克星是什么？病毒有没有变异？其次，从微观角度研究病毒的传播过程，发现和掌握病毒的微观传播源、传播途径和传播载体，及时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遏制住疫情蔓延；最后，研究病毒感染人后的微观过程，治疗新冠病人需要哪些药物和医疗设备，哪些机构可以研发或生产特效药和疫苗？市场上的医疗设备供应是否充足？可以说，医治新冠病人的过程也体现了一个庞大的医疗经济环流。总之，做好了微观布局，就能对病毒进行精准打击。(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Twitter：RDCYINST；王文个人Twitter: WangWen_RD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