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22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务顾问（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任命的办公厅最高领导，直接对总统负责）叶尔兰·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 以“哈萨克斯坦的改革和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主题发表演讲 。卡林透露哈萨克斯坦国内正在进行深度改革，并且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现场观众就改革相关内容与卡林进行了热烈交流，现将演讲实录整理发布如下，现场观众与卡林问答交流实录见今日微信二条《当这位高官说有6个孩子时，在场都会心大笑》。

首先，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在这里演讲。目前，我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哈萨克斯坦的内政事务。但在担任国务顾问之前，我长期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反恐领域。我研究反恐问题已有20多年，曾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职务，包括智库的领导人。我在哈萨克斯坦广泛研究各类政治问题，从国际关系到恐怖主义。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作主题演讲。在业余时间，如果有机会，我也从事政治哲学、政治理论体系和东方学的研究，分析各种新的理论和思潮，包括国际关系方面的。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完成我的研究，发表成果。今天的演讲我会提到部分我的研究观点，以及我现在和未来将要做的事情。回到今天的演讲主题。

哈萨克斯坦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学也非常感兴趣。我们有自己的汉语学校和汉语专业，哈萨克斯坦的学生非常愿意学习汉语，也愿意来中国留学。可以说，哈萨克斯坦公民对中国有浓厚的兴趣。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个伟大、独特、历史和文明悠久的国家，更因为中哈两国最近几年关系的迅猛发展，以及我们广泛的交流，这也得益于媒体的宣传。另一方面，我们两国之间开放的签证政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取消了对中国公民的入境签证，同时哈萨克斯坦公民也可以自由地访问中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来中国学习、购物，甚至作为游客观光。

正如刚才中国人民大学朱信凯副校长所提到的，明年是哈萨克斯坦“中国旅游年”，两国的旅游业发展迅速。取消签证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旅游的发展。我也知道，现在中国的游客非常愿意到哈萨克斯坦旅游，了解我们的国家。明年的旅游年，我想会进一步促进双方公民对彼此国家的兴趣。

今天，我们的公民不仅对中国感兴趣，认识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特别是中国在汽车制造、新技术、高科技、传媒等各领域的蓬勃发展。哈萨克斯坦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中国热”，这是真诚地对中国友好和感兴趣。哈萨克斯坦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所以，当建议我在人大发表演讲时，我就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哈萨克斯坦最近发生的变化。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向大家讲述哈萨克斯坦国内的一些情况，包括发生的变化和进行的改革。我想这些对大家都会非常有益。

作为邻国，我们应该更充分地了解对方，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对方。哈萨克斯坦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之一，我们有17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中哈友谊历史悠久，伟大的古丝绸之路就经过哈萨克斯坦，如今它再次复兴，成为中国的一个巨大项目——“一带一路”倡议，这是非常伟大、宏伟的计划。当然，来自经济领域的专家提到“一带一路”倡议时，总会提到哈萨克斯坦的中转能力和作用。但对我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一个人文的平台，是友谊的象征，是对话和交流的平台。我认为这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中哈友谊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并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我记得十年前，我们只是在外交层面用外交辞令来形容两国的关系，现在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的中哈关系被称为永久的、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表述是在托卡耶夫总统访问中国时形成的，准确地体现了两国关系的层次和内涵。发展中哈关系非常重要，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我们的共同任务是丰富中哈关系的内涵。现在，我想讲一下哈萨克斯坦国内发生的变化和正在进行的改革。

你们可能已经有所了解，哈萨克斯坦也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拥有各种价值体系，既有东方也有西方的文明在这里交汇，有世俗的社会，也有传统的思潮和宗教成分。在某种程度上，哈萨克斯坦的社会是各种文化、价值观和传统的交汇地。这些在哈萨克斯坦都能够实现融合发展，我们同样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

在我们的国家，社会在不同层面、不同群体中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公民社会，而且这个公民社会发展得非常迅速。发展的事实之一是，我们一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经常性的、积极的、内涵丰富的，反映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些动向和过程。我们国家的方针和政策都是为了建立公平的哈萨克斯坦。当我们讲到公平的哈萨克斯坦时，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公平或平均。我们认为，公平的哈萨克斯坦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是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平衡。我们希望扩大公民的权利，吸收公民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同时，这也需要更高水平的责任感，包括社会的责任感和公民的责任感。

昨天，我与中国的部分同事和学者进行了交流，他们研究哈萨克斯坦，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在意识形态方面，你所提到的公平的哈萨克斯坦和新哈萨克斯坦的区别在哪儿？我们也做过历史的分析，经常使用“公平的哈萨克斯坦”这个概念或表述。最近几年，我们非常积极地使用这样的表述和概念。但在官方的政治层面，我们经常讲“公平、公正的哈萨克斯坦”，这似乎也是未来的一种方式或模式，即我们未来国家的理想模型，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需要建立的国家，是我们期许的国家。所以，公平的哈萨克斯坦是一种原则，是基本的原则。我们会在这个基本原则之上形成各种各样的决议，公正的哈萨克斯坦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形态，这是我们所向往和努力奋斗的目标，是我们主要的价值观念，正是建立在这种定义或概念的基础上。

这里我想强调，为什么我们不在官方领域使用“新哈萨克斯坦”这个说法？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认为不能把历史的不同时期对立起来，比如新旧、前后的一个时期。总体而言，这不仅涉及我们的当代史，而且是整个哈萨克斯坦国家的历史，分析阐述我们国家发展的途径。我们反对把不同的时期对立起来。比如，有时候智库争论时，讲到苏联时期，这些辩论也体现在公众的讨论之中。这是一种矛盾主义，把不同的时期对立起来，我们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要做的是谈论每个阶段、每个时期的重要性，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进程中。

根据这个原则和目标，建设公平的哈萨克斯坦。两年前，2022年，我们提出并进行了重大的宪法改革，这确实是重大的改革。我们的宪法有九章，修宪涉及其中的八章。我们的宪法中有99条，修宪涉及大部分条款，涉及权力结构。但最关键的是这些修改的内容，涉及所有基本的法律，总统制度、议会、议会的组建等。比如，在这轮宪法改革中，我们提出了一项对国家来说全新的制度，叫作宪法法院。以前我们有宪法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一些问题，但宪法委员会的建议只是具有建议性，不具有强制性。现在，宪法法院可以做出裁决，必须在全国执行。

作为我们政治领域的改革，主要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改革。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符合某些趋势，迎合外部的一些要求，硬要实现某种计划。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提升政治体系的效率，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要提升政府的权威和效率，政治制度的权威和效率，保证各级权力之间的平衡。

同时要扩大公民参与决策。这里我想再次强调，我们不会为改革而改革。有时候，有些国家和社会正在进行讨论、建议的修改好像是为了改变而改变。确实应该进行改革，但这一定是有现实的需要，当这些改革有利于提升效率，能够产生效果。因此，我们不会为了改革而进行改革。自由化、民主化不是目的本身，但这些标准在决策时会考虑到。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强有力的国家按我们的理解，首先就是要有强大而有效的政治制度。

因此，我们首先完成了这项任务，加强我们的政治制度。我可以说得更明白一些，原来的问题在于，有时一些集团的影响超过了政治制度的影响，这是不能被允许的。在中国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想都认识到基础应该是制度、程序，即这些制度的运作应该是规范的。我们在进行改革时，考虑的就是这一点，要巩固、加强、提升政治制度的效率，这是我们的任务。

我还要特别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是爆炸性的、冲动的，而是演进式的、逐步的、分阶段的、均衡的。即我们先做出一些决定，当我们看到这些决定可以得到实施，能够产生效果，我们过一段时间就会用新的倡议来补充这些决策，让整体的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甚至社会对这些举措有所准备。

我来解释一下，在2020年，我们做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修改，我们的议会组建是按照比例进行的，按照党派的名单，政党参加议会的选举，他们会编制候选人名单。当他们赢得选举时，从这个名单中选取议员的候选人来分配。

我们分析了一下，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中，积极地发展着非常多的活跃社会群体，比如青年、妇女，他们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他们在议会和地方政府中的代表非常少，几乎没有。如果把所有的议会、州议会、市议会、区议会议员的数量加起来，包括各级政府的，我们一共有3300位议员。我们看看他们的组成，发现青年的比例只有0.8%，而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女性的人数可能是3%-4%，比例非常小。因此，我们作出了这样一项修改。在编制名单时，一定要有30%给青年人和妇女，这就推动各个政党更加积极地邀请青年人和女性加入。

我们观察到，在几次选举中，这些政党在选举前邀请青年和女性来编制名单，但在选举之后，他们又忘记了，并没有履行这一点。因此，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后，做了一项修改，这些原则适用的不仅是在编名单，而且是在分配议员席位时。我通过这个例子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是逐步地推动这些倡议，观察社会如何接受、消化它，看看我们实施的能力如何。现在，这个配额我们也加入了一些残疾人，目的是让他们也能够在议会和当地政府中谈论自己的问题，参与推动重要的倡议。

总体而言，为了实现政治改革，我们通过了20多项不同的法律。所有这些法律的制定都是与专家和公益社会的代表共同完成的，这是我们决议的新颖之处。每一项倡议、每一项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讨论和辩论。

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们通过了20项法律，在政治改革的框架下来进行政治创新。但政治改革不是我们主要的目标，我们的任务是提升效率，提高人民的福祉，提升制度的效率。比如，我们推出了这样一项规定，根据公民的要求，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抱怨，比如开车的人有抱怨。不久前，我们有这样一项规定，这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就是车主开车时永远要随身携带几个证件，驾照、行驶证、各种其他文件，还有保险单，常常会造成不便，比如交警拦车时，司机从八九个文件中可能会有忘记的。

因此，我们分析后决定进行修改。根据这些修改，首先，司机只需要携带一个证件就够了，因为其他的文件在数据库都有。其次，我们实现了这些数据库的数字化，把它们整合起来。我们将这些整合到了我们的支付系统，有点像微信支付，我们叫Kaspi的APP。我们把国家的数据库与Kaspi的支付系统做了整合，任何一个公民就没有必要随身携带这些证件，他到服务中心，或者去当地政府，或者需要注册时，只要打开手机，按下两三个操作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简化这些程序，这也是我们的创新之一。这样的决策也是在工作小组会上做出的，我们有不同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效率，要有助于简化公民的生活。明年我们计划把支付系统和微信做一个整合，这也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或者说是一个理由，来增加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这非常方便，而且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明年是哈萨克斯坦的“中国旅游年”。

类似的这些决策，包括制度方面、技术方面有很多。一场演讲可能无法涉及所有的这些创新。我想补充的是，关键在于我们国家要有一个创造性的议事日程，我多次谈到这一点。创造性的议事日程，这是我们内政和外交中最主要的。即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谁，或者是反对什么，我们执行的是为了福祉。我觉得我们所进行的这样的政策动机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取得我们所需要的结果。

我们做了很多的改革，实施了新的机制和制度，强化了某些政治制度，比如强化了政党的角色和力量，调整了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等，我们做了很多类似的变革和改革。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制度性的改革，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提高效率，是效率优先的，希望所有的制度都能够更高效地运行。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的观点，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和团体，我们的决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重要且有价值的。

如果不能够体现民意，它将是无效的，也不会产生正向的结果。更何况，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人大，作为最悠久的人文大学的代表，你们非常了解古代和现代的历史，也非常了解这种制度性的改革。当一种制度性的改革超越了价值观的改革，它一定会太超前，产生水土不服的情况。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断地更新，而超过了我们制度的进化，这说明我们的改革滞后了，这也不是很好，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教训，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也不少。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希望所有社会上的变革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希望所有的改革都能与社会的思潮同步。

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开始形成新的一些标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希望培育和建立一种新的、正向的社会道德标准。因为社会有很多新事物出现，新的形态和行为出现。我们需要跟上社会新的思潮和行动，希望建立社会新的行为标准。比如，现在各种各样的平板、智能手机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交流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全社会的趋势，现在形成了数字道德，如何正确地使用，如何在数字化的社区里规范每个人的行为等。

社会在进一步发展，有些人会更快、更激进一些，有些会更慢一些。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不能够让它自发地形成，自发形成的过程一定会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所以，我们一直在引导建立新的价值观念、新的道德观念，特别是在社会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现在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矩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形成。

在当代社会，我们看到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矛盾，世俗社会和宗教传统之间的矛盾等。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道德观念、新的标准，不能让新旧观念和各种思潮的冲突引起社会的一些激进现象，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我们都向往美好的生活，希望富裕，希望在社交媒体上表现自己，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功等，这是大众主流的思潮，我们都在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和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追求快速成就的思潮往往会形成一种虚拟的社会，包括很多不实的信息。包括哈萨克斯坦也是，我想中国很多青年人也是沉迷于网络游戏、赌博，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家庭的问题等。在很多现代社会，还出现了一种伪英雄，以前我们英雄的标准或定义是教师、医生等，这是非常重要和崇高的社会职业。现在人的观念变了，更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些思潮首先会影响年轻人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发放社会调查问卷，发现我们确实需要引导社会观念，特别是年轻人价值观的形成。我们要尊重职业，尊重规则和规范，包括职业精神、创造性，以及遵纪守法。这里我想说的是，秩序和法治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社会最主要的原则，也是人们最主要的三观之一。

不久前，我们的总统访问了蒙古国。他在访问中提出，法治和秩序是国家建设的基石，因为我们国家所做出的决策都应该建立在法治和秩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怎样的原则呢？就是一定要围绕、协调我们行为的各种法律法规，我们要对法律心存敬畏。我们已经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需要跟法律打交道，包括各种规则，任何一种社会中的人的行为都应该遵守法律法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而且这不应该是一种运动式的改革。

比如，自觉地要收垃圾，要遵守社会的规则和公德等，我们会引导教育。哈萨克斯坦不光是收垃圾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需要保持社会的秩序和清洁，每一个街道、每一个街区、每一个角落。我们不断进行这种教育，组织一些活动和运动，希望这种观念能够深入人心，被整个社会所接受。我们要保持社会包括公共场所的清洁，这看上去是小事情，但我们需要不断强化，以便在人们的观念中形成这种习惯。

但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推进这种正向的价值观念？通常来说，我们都是从事宣教工作，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媒体或项目来进行宣教。这种宣教的活动确实需要，也是有效的。但它无法形成深刻的观念植入。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教育计划，就是在学校里形成一种模块式的人的行为准则，把它植入到学校的基础教育中去。

不光是在学校之中，学校的教育工作需要向我们汇报，它会深入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并且在整个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培养公民的自觉良好习惯，希望能够系统性、概念性地灌输每一种价值观念、良好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比如，我们在低年级时搞一些活动，不光是针对老师和学生，针对学校的其他职工，学校有食堂，有各种公共场所，我们会搞一些针对孩子们的小型活动，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向大家展示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位劳动者，无论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和职业，都应该得到尊重。

通过这样一个宣教计划，我们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秩序和道德水平。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年、五年就能完成整个社会的变化和转化的。我曾经读过中国的一位思想家的著作，他说，价值观的形成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情，一代人会形成自己的习惯，这是一条非常艰巨、漫长的道路。

我们开始培育劳动的人，我们建立了，可能中国也有类似的活动，比如中国有教师节。我们的教师节是10月5日，今年我们要搞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10月5日教师节，总统都要邀请20位教师代表，向他们颁发荣誉奖章或证书，他们都是做出卓越贡献的。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教师的权威性和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我们也在计划新创设9个总统奖或奖章，比如功勋的某个职业，包括功勋的电力工作者等。对我们来说，这些新的荣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尊重劳动，明年我们将会增设劳动者节。我们也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大对科学技术和研发的投入，设立新的奖学金、新的基金，鼓励年轻学者。我们加大了对科研工作的财政投入，特别是对一些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机构。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科技发展是非常迅猛的，我们非常支持科技兴国、科技发展。

我们也采取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整合起来能够帮助巩固这些价值观，形成新的伦理。这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需要很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主要的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公民知识，尽管对新问题有争论，但我想这是正常的。

整体而言，我们看到大多数公民是支持这些改变的。不久前我们进行了社会学的调查，大多数公民认为国家的发展、国家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恰恰是公民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最主要的资源。

在我演讲的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国家整体的改变。我觉得总体而言，不仅是我们的内政，在全球层面，人的领域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一些经典的理论，大家很清楚。

根据这些理论，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它的物质因素，经济条件。因此，迄今为止，我们还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是根据它的军事、经济或其他一些标准。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努力寻求新的方法、新的维度。

去年，我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上发言，阿祖莱女士说，当时在场有各国的文化部部长、教育部长、科技部长或某些部门主管的领导。阿祖莱女士演讲时说：“你们掌控的是最主要的和平的武器。”这也许是最简单、平淡无奇的话，但仔细一想确实如此。教育、文化、科技确实是最主要的工具来改变我们的社会，来维护和平。因为我们知道，经典的地缘政治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角色取决于它的地缘位置、地理位置、山脉，或者离海上航线远还是近等。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决定政策的不是山脉、河流和海洋，而是人，是普通的人，他们也在逐渐进入政治领域。

因此，我们不应该忽视价值观、思维方式的意义，这些东西经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决策过程。我的意思不是说世界的物质基础是不对的，我不是说经济不会影响社会的发展，我没有说离海上航线或大洋比较远，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情况。但毕竟我们也要承认，人是主要的前进推动的资源，对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为此，我们要有一个创造性的心态。很遗憾，往往我们都缺乏这种创造性的心态。

我一直在说，我们要努力，所有人都要致力于努力，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不是在政治领域，我们要有一个创造性的动机，这样一个心态。我喜欢这样一个说法，最好要“建桥”，而不是“筑墙”。如果你看一看，这永远是双赢的、互利的，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大家都能够获益。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多元化，世界一直是多元化的，今天更加多元化和复杂。那么，对一些进程的认识，用我们习惯的框架已经是不够了。

我想以前甚至都是不太清楚，而且是否适合我们，把这些国家分成东方和西方这是否正确？如何来确定？对一个国家来说，西方和东方在哪里？而且“三个世界”的划分可能也不太具有现实意义了，这都是有很大的约定性，这些陈旧的东西已经没有了，我觉得它们在妨碍我们。相应地，我们要有新的方法，让各国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

为什么我说文化能够打破集团性？比如，在一些国家的经济，绑在了一些共同的经济条件，一些国家一直专注于政治的议事日程，所以他们无法变得更灵活，而文化在这方面可以补偿。比如，一个国家建立关系，它们之间可能距离很远，中间还有其他的国家。但是有些国家在思维方式上甚至很接近。在这个方面，我想具有重大潜力的是中国的治理思想，因为它有深度和灵活性。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好的机会向世界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理论。包括如何看待文化，作为建设我们共同和谐未来的作用。

（主题演讲部分完，观众互动交流见今日微信二条——【演讲互动】当这位高官说有6个孩子时，在场都会心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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