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太和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发布题为《“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的研究报告，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就此，报告统稿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探讨《报告》背后的故事。本文刊于8月12日《南方都市报》（记者宋凌燕），原标题为《 <美国抗疫真相> 撰写者王文：中国处在解决挨骂问题的爬坡期》。

8月9日，全球智库界首份关于美国抗疫真相的研究报告《“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发布。

《报告》用五个章节，分析了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为何会错过抗疫窗口期，又为何无法有效控制疫情蔓延。

在《报告》的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作为发起人，用“八个第一”形容美国抗疫真相。他说，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政治甩锅国、疫情扩散国、政治撕裂国、货币滥发国、疫期动荡国、虚假信息国、溯源恐怖主义国。

王文告诉南都记者，这八个“第一”，正是为了回应美国媒体彭博社此前的一个排名。今年6月，在彭博社每月发布的“全球防疫韧性排名”中，美国名列第一，被评为当时最适合在疫情时代居住的国家。

《报告》发布后，“美国抗疫八个全球第一”等相关词条，连续两天在中国社交媒体登上热搜榜。

在国内引发热议的同时，外国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份报告。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该媒体已经就这份报告询问了美国白宫的回应，发稿前未得到回复。

中国智库为什么要发布一份关于美国疫情真相的报告？在中国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智库扮演什么角色？在国际传播中，如何塑造中国“可信、可亲、可敬”的国际形象，又不会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

对此，南都记者对王文进行了专访。

南都记者专访《美国抗疫真相》撰写者王文

“一家优秀的中国智库，要有能力触动白宫”

南都：你们在什么情况下启动关于美国抗疫真相的研究工作？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份报告？

王文：我们是6月份开始着手报告的研究和撰写。

坦率地讲，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路径，中国的智库没必要去做一个美国抗疫真相的报告。但问题在于，美国的抗疫真相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被美国的媒体、政客歪曲了。

在美国，出现一个现象，（关于新冠疫情）找不到任何一家权威的机构、权威的政客，权威的媒体。现在在美国，连福奇（编者注：安东尼·福奇，美国政府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说的很多话，都有人不相信。

我们这份报告，目的有三个，第一就是还原这份真实的抗疫历史，世界真相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份报告，在未来20年、50年甚至100年后，人们回看今天的历史时，他们可能真会相信彭博社那个排名，认为美国抗疫排第一。

第二，我们想提醒美国不要再犯错误了。在抗疫中犯了那么糟糕的错误，没有反思、还要给自己粉饰，这是很糟糕的，最后死亡的是美国的老百姓。

第三，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报告，呼吁中美之间、世界各国在抗疫中的合作。病毒没有国界，未来只有相互合作，这场疫情才能够被真正地遏制住。

南都：彭博社发布排行榜称美国抗疫世界第一，你在报告中反讽地给美国抗疫评了“八个第一”，是作为回击吗？

王文：我们发布这份报告，不是要跟美国打“口水仗”，不是要跟他们打什么“舆论战”。报告中评价美国抗疫的“八个第一”，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来自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政客的表述。

为什么说是“抗疫第一失败国”？在报告发布会上我说的一句话，深得好几个外交官的同情和共鸣。我说，美国过去一年半61万人因疫情而死，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这个死亡人数，已经比过去一百年里，包括一战、二战、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伊拉克战争在内，美国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更重要的是，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本来可以不死的，这是人间悲剧。《报告》中也提到，一位美国的医学家说过，如果在去年3月，美国政府能提前两个星期提醒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居家隔离，那么5.6万人可以免于死亡。因此这位医学家说：“这是美国的一场屠杀。”

南都：《报告》发布后反响如何？有没有收到来自境外的评价或者反馈？

王文：没想到《报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们统计，这份报告发布24小时后，在国内网站获得至少3亿多的点击量。

更令我意外的是，很多外国媒体跟进报道了，比如彭博社，美国新闻周刊等。

比如美国新闻周刊用很长的篇幅，引述了报告的核心内容，并在最后一段提到，已询问了白宫对报告的回应，白宫尚未回复。

我认为，一家优秀的美国智库，应该有能力影响中国政府，而一家优秀的中国智库，也要有能力去触动白宫。在目前大国竞争的时代，很多时候也是大国思想力、传播力的竞争。智库就是折射一个国家思想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部分。

现在，几乎所有的驻华使馆，都拿到了这份报告的英文版和中文版，有的是主动来索要，有的是我们赠送的。

“战狼”标签背后是话语陷阱

南都：《报告》中评价美国抗疫的“八个第一”相当犀利，你作为报告执笔者、发布人之一，会不会担心被打上“战狼”的标签？你怎样看待“战狼”这样的说法？

王文：我不接受这样的称呼。我觉得我是个很温和、很理性的人。

我觉得，批评美国、批评外国对中国的污名化，不是什么“战狼”。我们的《报告》，是在筛选出的有效信息基础上，组成的一份高质量的研究报告；也是用温和、平实的话语，在讲述真实发生的故事，没有一句话是带情绪性的。

我也关注到，国外一些媒体给我们的外交官戴上“战狼”的帽子，对这个词我是不认可的。

“战狼”这个词的背后，其实是外媒对我方外交人员非理性的、情绪式的、标签式的形容。外媒使用“战狼”标签背后的逻辑，是想让咱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千万不要中了这个话语陷阱。

现在中国强了，他们不敢再使用武力来侵略中国，只能用话语、信息来压制中国，这也能实实在在使中国遭受损失。比如说，中国的资产被低估，中国的投资受到阻碍，中国人走出去形象不好，中国企业在海外有时会受到歧视，遭到各方面的破坏等等。面对这种打压和压制，难道我们还要保持沉默吗？

中国正处在解决“挨骂”问题的爬坡期

南都：在国际传播中，如何更好更准确地对外讲述中国故事？智库能扮演什么角色？

王文：我觉得，要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国际传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实、客观地去表达。根据现实，讲中国真的故事，展示真实的国家状况。真实，是好故事的根本。

其次，在真实的基础上，要讲求表达的方式。要有事实，也要有一些具有穿透力和干预力的，“尖刀型”的话语和词汇。比如，这次《报告》中给美国总结的“八个第一”，就获得了大量的传播，这种既真实，又有穿透力的话语，很容易被听到。

最后一点，我觉得要有精细的、精准的团队合作，这个也非常重要。美国的思想产品，信息产品，之所以在全世界有很强的传播力，也得益于背后有很大的团队。

总的来说，我觉得国际传播中，真诚地进行沟通很重要。我也有很多美国保守派的朋友，对他们的一些观点我是非常不同意的，但我还是理性地跟他们一直保持交流和沟通，他们也认为这种真实的讨论很好。

南都：中央提出要塑造“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你觉得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上，应如何着力？

王文：国际传播，就是要解决“挨骂”问题。要让世界人民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尊敬中国。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解决“挨骂”问题的爬坡期。过去的70多年，我们先用30年左右时间解决了挨打问题，又用三、四十年时间解决了挨饿问题，现在恐怕还要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解决挨骂问题。

国际传播还是一个全民工程，在这方面，我们提升的空间还非常大。

比如中国高校里，大概有100万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当中有多少人去做国际传播？做国际传播，有多少人受到激励？几乎没有。学者除了教书育人，做最多的事情，是发核心刊物文章。但在纽约时报发100篇文章，能评教授吗？出席达沃斯论坛、出国讲好中国故事，也不是评教授的标准。

在国际传播方面，我们从官员、学者到民众，投入国际传播还是非常少的。有个别官员，都“躲”着外国人，有外媒来采访，对接受采访的顾虑很多。

因此，我们需要制度改革，需要更多激励性的、开放性的制度。比如学者在重塑国际传播的研究方面，能否得到更多激励？媒体人国际传播做得好，能不能得到奖励？如何鼓励官员主动向境外媒体讲述真实的中国、交更多的外国朋友？再比如对召开国际会议能不能有更多松绑？这背后有非常复杂的、一系列的制度改革需求。

习总书记在5月31日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集体学习中，也讲到了下一步国际传播的改革，要建国际传播的创新基地，要推进国际传播的方方面面。我认为国际传播正在迎来难得的春天。

南都：我们观察到，此前在中美贸易摩擦、新疆棉花事件中，智库直接站出来发声、驳斥回应境外不实言论的似乎不太多见。作为新型智库，你如何定位人大重阳研究院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

王文：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一所新型的高校智库。我觉得中国在如此一个巨大的上升期里面，实际上也面临着“国难”。我说的“国难”，是指经济转型期，面对大国博弈，中国现在发展的下行压力非常大，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期。在这种“百年大变局”中，未来会有更多的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出现。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当然需要更多有抱负的，对国家有情怀的年轻人站出来，为国家不计回报，不计得失地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过去，老前辈们讲，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这句话同样适合现在的年轻人们去遵循。

现在年轻人在讨论“躺平”“内卷”，但人大重阳坚决不会躺平，我们也反对内卷。国家需要我们，需要更多的新型智库，去发现时代之问，探索时代之解，讲述时代之事。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