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2022年2月9日“Economics一克纳米”微信公众号。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会议现场图）

1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巨丰金融研究院承办，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网易财经、一克纳米支持的“2022宏观形势年度论坛”在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竞合·先见·发现：2022年中国与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就“发现中国价值”发表主题演讲：《展望2022》。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能够给我这个机会在《2022宏观形势年度论坛》来谈一些我最近的研究，特别是最新统计信息发布后，大家纷纷解读，从我个人的观点看有的比较正确，但也有的好像语不达意，我想谈一谈我的看法。

刚才王文院长谈到了重新发现中国价值，其实发现价值最主要的一条还是埋下头来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事情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间。过去我们是高速增长，后来说中高速，现在大家知道了经济的增长速度大体上是中速，我们也无需再用新的表述了，用“在合理区间”这样的表述是最好的。本来从长期的过程来看就不存在什么速度是最佳的，无论是高速还是中速，符合自己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一段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就是最好的。

我就2022年做一些展望，看看挑战，谈谈应对措施。

回归增长潜力轨道

中国经济在2022年以及更长远的一个时期里面临着诸多的重大挑战，也有很多的机遇，总的来说，机遇大于挑战。但是我觉得，2022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年，所以它的挑战可能更突出，一会儿我会讲有一些非常显而易见的挑战。同时回到我们原来的逻辑上来说，挑战越突出那么我们的机遇也就越多，挑战是一个必然性，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总要表现出来的，但是能不能抓住机遇，事在人为。

今天我想从长期、中期、短期和当期（即期）做一个无缝衔接的关联，思考如何应对我们的挑战。

首先，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中国经济在复苏，我们是最早控制住新冠疫情的。复苏到去年为止，我觉得基本上就回归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常规轨道上来，这个所谓的“常规轨道”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的提高潜力给我们确定的增长能力，这是可以估算和预测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条蓝色的线（如下图一），就是我们估算的中国的潜在GDP增长率。

（图一）

因为疫情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经济增速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在2020年是实际增长率在潜在增长率之下。2021年经济恢复性增长，因此经济增速又在潜在增长率之上，实现了8.1%的增长速度，这是有补偿的性质。2022年按照大家的预期就回归到常规的轨道上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蓝皮书预测，如果说把2020年与2021平均起来，大概不会低于5.1%的增长速度，如果把2022年再加进去，3年平均下来，应该在5.3%以上的速度。这平均下来的意思是说这个水平就像图中绿色阴影那部分所示，基本上回到了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上，尽管这个潜在增长率不再是过去的中高速了，国际比较而言仍然是中高速，从我们自己的增长潜力来讲或许不算中高速了，但是仍然是在合理的区间。

（图二）

人口总量距离峰值更近一步

但挑战也就跟着来了，2022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时刻，大家看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信息。2021年我们人口只增长了48万，48万看上去是增长的，但是和14亿多人口相比是一个统计上很不显著的增长，十分接近于零增长了。人口零增长这个人口增长门槛之后很自然的就是负增长了，这个转折很重要，因为很多人说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口呢，不增长也是14亿多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规模，其实很快可能就不是第一了，但是确实仍然是庞大的人口规模。

但是，经济学讲的是增量，增量的符号很重要，在增长的时候不管增长多少都是正号，接下来是0，再以后负增长的时候是负号，正符号和负符号是完全不同的含义，这时候不能说多大的规模，虽然规模仍然有意义，但是这个符号的变化带来重大的挑战。我们预计2022年总体上应该是中国人口的峰值了。之前预测人口峰值在2025年之前，现在看很显然大幅度地提前了。

相应的，大家可以看图二显示的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我们一般都是说15到59岁，但是我们统计局的权威数据只有到64岁，我们将来还要延迟退休年龄，所以15到64岁也是我们劳动力的基础，不仅明显下降，在最近这几年里每年下降都在1000万，所以未来都是以千万级的幅度在继续下降，也就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短缺以及由此产生的挑战仍在加剧，并且不仅仅是劳动力本身，一系列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都会发生作用。

人口老龄化进入更高阶段

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划分老龄化阶段，最近我们也查了一些权威的资料。第一个是当年的联合国定义：老龄化率在4%以下是年轻型人口，老龄化率在4%到7%之间是成熟型人口，超过7%就是老龄化人口。后来世界卫生组织又有一个定义，就是说在老龄化中再进一步区分，超过7%就叫做进入老龄化社会，英文叫aging society。到了14%以上就叫老龄社会，英文为aged society，超过了21%那就是极度老龄化，英文叫super aged society。

（图三）

去年我们看到的老龄化率数据是13.5%，当时我就说按照正常速度再过一年就进入了，今年也公布了我们是14.2%，大家看14.2%和联合国定义的发达国家比也已经很接近了，而且大大高于不含中国的欠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也就是说我们老龄化加快，未富先老这个特征仍然显现出来。我们正式地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7%以上是宣布已朝着那个方向走，现在进了14%就是正式变成老龄化社会了，加上预期的人口负增长，这两个变化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挑战和冲击，这个冲击是以前没有的。以前我们遭遇的主要是供给侧的冲击，现在供给侧冲击还在，但是需求侧的冲击会变得越来越凸显，特别是消费。

国际经验：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什么

统计局数据公布之前，我自己已经感觉2021年可能人口已经到峰值了，我就去看国际上的一些经验，我发现在2020年，全世界有30个国家是人口负增长的，再加上4个国家是零增长，也就是不到1‰的不显著增长，所以我把它叫做零增长。

这些国家有什么特点呢？各种类型的，一种是前苏联东欧转轨的国家，90年代开始负增长，一直没有彻底恢复回来；其中有一部分世界银行归类为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这组国家就相当于是新的欧盟，算是转轨国家中经济表现最好的了，但他们的人口都是负增长或者是零增长，而他们的经济增长显著地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一些小型的遭遇战乱或者是特殊冲击的像委内瑞拉、黎巴嫩这类的国家，以及一些非主权的地区，人口负增长比较容易解释。发达经济体中最典型的人口负增长国家包括四个国家——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和希腊。这几个国家新加坡是新加入的，因为新加坡很早以前就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了，但它采取了很开放的移民政策，劳动力中大约有40%是外籍人口，但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人口无法由外部迁入得到满足，所以它加入到了人口负增长的行列。大家从图四可以看到，人口走向负增长与经济走向负增长或者至少遭遇一次性的重大冲击，几乎是同步发生的。里面的道理可能非常复杂，但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当人口正增长的时候，消费跟着增长，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变化，或者其他因素不可能在一年中跟着变化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消费也就变成了负增长，所以这些国家遭遇的其实是需求侧的特别是来自于消费方面的巨大冲击，使经济也陷入到了一次很严重的衰退中。

（图四）

因此我们就可以得一个结论：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锚，这个锚很重要，当人口还在增长的时候，经济的波动、衰退也好、恢复也好，其实只是周期现象，但是如果人口不增长了，甚至是负增长了，经济增长的常态就变了，稳态就变了，潜在增长能力就变了，就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增长轨道上，但是能够回到新稳态上，发挥潜在增长能力仍然是重要的。

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经历的，特别是2022年将经历的，其实就是我们从过去的新常态即供给侧的新常态转向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变化的新常态。供给侧新常态表现为潜在增长率下降，我们适应这个新常态，既要接受它也要努力提高潜在增长率。如今，需求侧也会出现一个新常态，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新的经济增长的挑战和制约是供给侧加需求侧，可能需求侧是新产生的，所以我们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应对需求侧的变化。从图五和图六，我们可以分别观察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常态变化。

（图五）

（图六）

长期中期短期即期的无缝衔接

中国经济一方面是处在一个长期的增长过程中，我们有202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有2035年的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我们的长期目标，今后15年正处在这个过程中，去年是新征程或者说新发展阶段的第一年，开局之年。在这个过程中长期需要做到的，是如何让中国经济回归到均值这个趋势，能够缓慢、延续到2050年。

回归到均值是一个从统计学里得出的经济规律，即regression to the mean。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持超高速、超常规的高速增长，终究要回到平均水平，而什么叫平均水平？像美国的萨默斯就认为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就是平均水平。他曾经预测说中国的高速增长就要回归到平均水平，回归到3%。我觉得，逻辑上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关键是说向下回归的过程延续到什么时候。当年他们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预测，后来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说了，他们说2015年回归到均值。但是我们做的预测是按照中国的潜在增长能力，2050年才回到均值，这对于达到我们的目标就足够了。在2050年之前我们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就可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是关于长期视角。

(图七)

中期我们要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不仅要保障还要尽可能提高。我们的国情是未富先老，就说明我们有很多的潜力没有挖掘出来，在三次分配领域中都有很多改革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就是说一方面可以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另一方面提高需求侧的满足能力，支撑合理的潜在增长率。后面我会举一个例子，说明中期要部署一些具有改革红利的改革举措。

短期里最重要的是2022年会表现出来的需求侧制约越来越重要，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把更多的政策举措转向需求侧，而共同富裕这一重大的部署其实就是直接应对了这一点。

从即期即我们马上要解决的问题来看，我们现在其实还处在应对和疫情相关的经济冲击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迄今为止我们保市场主体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时，我也建议针对新出现的挑战，也就是消费需求的挑战，我们应该在保市场主体和保家庭、保个人之间更加平衡。因为保市场主体确定了经济的供给，供给恢复了，国外的供给没有恢复，我们跟它们之间的复苏错位，反而给我们的出口提供了机会，但是很快这个错位的情况就会消失。我们的需求可能遭遇更多的制约，所以应该更加注重家庭作为人力资本的积累、生育、消费主体的功能，终究我们希望中国的生育率向更替水平回归，在这一点上，促进共同富裕的系列举措和保家庭主体的举措都会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

供求两侧一石三鸟的改革之举

快结束之前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供求两个方面可以产生一石多鸟效应的改革举措，通过改革是可以取得红利的——供给侧提高潜在的增长能力，需求侧是提高保障能力。大家知道，国外一直有人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不会有这样的增长速度，比如说最新的预测是说中国未来15年，年均增长速度可能在3.5%到4%之间，我们就假设它们说的是3.75%，这个就比我们要实现翻番和达到两个目标的速度至少低了1个百分点，它们依据什么做这样的预测呢？一般它们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各取一个理由就足够了。供给侧的理由是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增长是负的。从数字看上去肯定是负的，因为我们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上千万级的数量减少；第二，它说将来人口也是负的，消费需求不能满足增长的需求要求。我觉得它们的分析既有错的地方，也有提醒我们应该去做什么事的地方。

第一，对于一个发达经济体来说，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是负的，劳动力增长也就是负的，因为没有地方去挖掘劳动力，除非从国外移民。但是对中国来说，我们的未富先老特征也意味着有更多的潜力，这个潜力就在于农业劳动力占比目前大概还在23%，发达国家平均大概在3%，也就意味着我们有20个百分点的潜力可以挖掘，从农业中转移出来1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对中国来说就是800多万，20个百分点就是一两个亿。我做了预测，假设5年里我们就能实现把20%多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降10个百分点，那就是8000多万，就意味着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年均2.7%，那增长速度就相当快，既不是负也不是一个不显著的正增长。这就是说我们在供给侧是有这个潜力的，前提是必须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推动农民工落户的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

（图八）

第二，作为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必然结果就是城镇化的继续提高，我们现在差不多64%或者是多一点，但是距发达国家80%以上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差距，何况在城镇化中我们还有自己的差距，就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有18.5个百分点的差距。把这个差距弥补掉，也就是把2.6亿已经在城市人口转化为真正的城镇户籍人口。这个变化看上去是一个身份的变化，但按照OECD研究团队的研究，在其他什么变化还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仅仅这个变化就可以使这2.6亿人的消费提高30%，如果由此进一步拉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在没解决户籍之前，农民工的消费也可以提高30%，因此说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既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解决供给侧的问题，也可以扩大消费，解决需求侧的问题，一旦达到这样的效果，人口总规模就有意义了——庞大的劳动力要素和庞大的消费市场。

我仅仅举这么一个例子，其实，类似的具有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的机会俯拾皆是，虽然我们的改革到了当前的发展阶段，改革的难度固然是增大了，但并不是边际报酬递减而是报酬递增的。

结语

最后，如果按照韩国央行的预测，未来15年中国3.75%的增长速度，就像橙色的那条线，在2030年代的时候，假设美国能有2%左右的增长速度，我们就没法儿超过它们，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法儿翻番，我们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成色也就不够了。但是中国的潜在增长能力应该是4.75%，或者更高。按照那个速度，我们就可以超越美国，也可以成色十足地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同时，我们在这之外还有改革红利，如果有改革红利，其实这个潜在增长能力还可以进一步地提高，提高多少则事在人为。

因此，2022年是新的矛盾显现的时候，也是新的稳态出现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应对挑战，可以在今后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发展得更好。

（图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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