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巨丰金融研究院承办，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网易财经、一克纳米支持的2022宏观形势年度论坛在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竞合·先见·发现：2022年中国与世界”。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作开幕特别演讲，建设银行原副行长黄毅作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建设银行原副行长黄毅

202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它对中国2022年乃至未来的经济发展的影响都至关重要。其次，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任务目标，实现了3000万人摆脱贫困的伟大目标。此外，区域性零星的疫情复发仍然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但经济总体向好的大趋势是确定不变的。

2021年，我国经济成绩斐然。从数据上看，经过初步核算202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约11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较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增速明显高于美国和欧洲等一些经济发达经济体。按季度来看，一季度经济同比增加了18.3%，二季度7.9%，三季度尽管受到疫情和汛情等多种因素的冲击，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稳定恢复的态势没有改变。三季度同比增长了4.9%，四季度以来一些指标逐步回升，最终实现了四季度4.0%的经济增长，使得经济快速增长延续到了2022年。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的发展形势处在稳定向好的局面。回顾2021年的经济发展走势，三季度，我国GDP增长曾跌破5%同比增长4.9%。这一度加剧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忧虑，不少机构由此下调了我国2021年GDP的增长速度的预测，并预测2022年我国经济将会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在202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也明确提出了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并重点强化“六稳”和“六保”工作。这次重提“六稳”和“六保”，意味着政策基调回归到2020年底的状态，目的是保证经济平稳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在2021年12月6日宣布，自12月15日全面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0.5%，也是为了保“稳”，在政策上的提前部署。

放眼全球，展望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需要看到其面临的压力。从外部来看，新冠疫情仍未完全得到防控，其负面效应仍在发酵，国际政治格局波诡云谲；从内部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三重压力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镇痛期，经济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相互叠加。“三期叠加”最早在2013年政治局会议提出，说明当时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非常准确，很有前瞻性。

“三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仍将处在这个时期。至于何时能走出“三期”的状态，主要依赖于中国经济新动能何时发挥作用，或者何时能实现战略性的科技进步。“三期叠加”在2021年的突出表现是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四方面压力：

第一是经济增速换挡的压力。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修复领域来自房地产和出口两大板块。从预期上看，这两大板块在2022年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预期减弱，拐点或许会在那时出现。以我个人的研究来看，说中国房地产已触底反弹，可能还为时尚早。

第二是高债务的压力。今年我国接连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以税收和GDP衡量宏观税负指标的话，中国宏观税负已降至15.2%。另一方面，随着宏观税负的下降，经济增速出现了放缓，财政收支差出现扩大的状态。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后，财政进一步扩张，导致财政形势紧平衡加剧。

第三是低碳转型的压力。“双碳”目标留给中国的时间并不太多，面临减排任务重的压力。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努力的谋求实现“双碳”的目标。在2021年，出台了对煤电高耗能产业的政策，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刀切的行为。在金融机构的运营中，也出现了对不符合“双碳”标准的企业和项目信贷收紧性的要求。在转型期，“低碳发展”和保持增速之间的矛盾凸显。2021年，我们国家很多地方拉闸限电，给我们提出了警示，要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存在难度。

第四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压力。近年来受益于精准扶贫的农村政策，按收入计算，我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峰值0.49见顶回落到0.46-0.47之间，全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得以扭转。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国内收入差距再度拉大，因为财富比涉及范围更广，在累积效应的作用下，我国的财务差距可能比收入更为显著。与按收入计算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趋势一致，新冠疫情之前，我国的财富差距有所缓和，但2020年再度扩大，按财富计算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到200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到2009年的0.697，但2020年的疫情冲击下再度升到0.74。2020年，我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升至30.6%。相关问题值得关注。

在看到问题和风险的同时，更需看到我国经济积极向好的方面，这是主要的，是主流。举例来说，未来几年，中国资本市场将会迎来战略发展机遇期。

一是中央对“房住不炒”的坚持，推动了投资者预期的变化，居民资产配置相应做调整，这对资本市场是利好的。二是随着北交所的设立，我国注册制中关于立法、司法监管等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制度层面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资本市场正成为全球资本市场越来越重要的组成一部分，其深入发展也将利于我国经济的稳中求进。三是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不断地扩大，养老金、企业年金、公募、私募，大型保险基金进入中国市场，成为市场的稳定力量，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也正在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机构进行资产管理，资本市场底层交易和投资正朝着更加理想，更加持续的方向发展。

关于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我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关键是看宏观经济政策如何走。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经济政策的目标更加明晰。“稳字当头，稳中进取”是中央一贯审慎进取的方针。近些年来，中央一直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宏观大局的稳定，2021年中央工作经济会议强调政策和推动改革握好势、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所以，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主线是“稳”。

第二，问题导向是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核心逻辑。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这是习总书记的原话。今后，我认为，宏观经济主线将注重问题导向，政策制定和出台都将聚焦以实用、有效、能解决问题，宏观经济问题中的“稳”的目标指引下，重点关注：通过加强分业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改革和财税政策刺激，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通过区域政策推动形成全国大一统的市场，通过科技政策激励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民生政策提高民众的福祉。

第三，厘清问题下好“先手棋”。现在看来，一些潜在的、微观层面的问题，如果防范不好可能会迅速演变成攸关全局的突出性问题，例如通胀问题，美国货币政策变化问题。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通胀问题较欧洲温和，但2022年中国可能迎来更强的上涨势头，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低通胀的原因主要有三点：1.亚洲新兴经济体复苏过程将逐步缓慢；2.亚洲去年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涨幅低于欧美，亚洲食品价格增长1.6%，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9.1%，相对于欧美地区，亚洲发达经济体能源通胀更加平稳；3.一些亚洲国家对疫情防控措施，避免了严重的供应链中断，没有形成价格上的压力，但随着经济复苏的持续增长，上述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各行业成本的持续影响，可能会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面临较为明显的通胀压力，截至去年10月，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已增加了3倍，未来行业成本可能往产业链上下游传导，将推高通胀，并可能迫使亚洲各央行货币政策转向。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外部因素是美国，美元除了货币政策变化，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外溢性影响。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获得连任提名以后，分析了通胀暂时性的政策基调，加息时间从2021年底提前到年中；近期鲍威尔又放出消息，可能提前在今年3月，美联储提交加速加息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对我国的负面外部性影响必须高度关注，加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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