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志刚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10月11日公司治理的逻辑。

中秋长假刚过，阿里巴巴传出集团旗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罗汉堂将关闭的消息。阿里相关部门随即对这一传闻做出回应：罗汉堂的组织关系、团队构成、工作重点有所调整，数字经济研究工作以及罗汉堂研究生态由罗汉数字经济研究院继续开展，罗汉堂、罗汉堂品牌继续存在。

这次调整距离蔡崇信接任张勇成为阿里新一届董事局主席尚不足一个月。

成立于2018年6月的罗汉堂是阿里旗下一个联合了全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的顶尖学者，共同研究与科技创新伴生的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等课题的学术机构。与2017年10月成立的以探索前沿科技使命的达摩院不同，其核心使命是 “理解科技给社会带来的挑战，并思考解决方案”。首批学术委员会15人，其中包括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的陈龙教授出任原罗汉堂总裁。成立以来，该机构多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全球知名学者探讨数字未来的方向。

而在此前的3月28日，以把阿里巴巴集团分拆为六大业务集团，并稳步推动上市为内容，阿里启动了从2014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以来最大的一轮组织变革和战略调整。

那么，最近罗汉堂转为数字经济研究院意味着什么呢？它是阿里进入蔡崇信时代1+6+N组织变革推进的继续吗？

阿里罗汉堂转为数字经济研究院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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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的良好愿景不足以，甚至不利于真正的商业创新，无数的公益愿景的研究开展在现实面前四处碰壁。

罗汉堂是国内较早提出“研究成果将为全社会服务”的由企业设立的公益性研究机构之一。用陈龙教授的话说，那就是“打破原有的学术边界，思考我们商业的场景，讨论如何拥抱技术，如何让社会上最多的人得到帮助”。

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科技进步的红利无疑是很多企业家和科技工作者的梦想。以公益方式开展科研，服务社会一度在高度商业化的美国硅谷也掀起不小的波澜。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的OpenAI。致力于“改变世界”的阿尔特曼和布洛克曼在2015年设立OpenAI之初，确定其实验室将是非营利性质，明确提出以将先进人工智能的效益普惠化为使命。该实验室一度承诺公开所有研究，将所有技术开源。这些对透明度的“承诺”充分体现在该公司的名称“Open（开放）AI”和作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OpenAI的普通合伙人（GP）被命名为OpenAI Nonprofit（非营利）。然而，巨大的研发投入显然依靠有限的捐赠无法完成，OpenAI后来被迫走上商业化的道路。OpenAI开始以为回报设置“利润上限”，以投资回报速度代替投资回报水平的方式，引入包括微软在内的风险投资。OpenAI向投资130亿美元的微软承诺，在OpenAI利润达到1500亿后，其至少获得OpenAI49%的利润分配（参见郑志刚，“推出ChatGPT的OpenAI股权投资协议设计的独特性”，FT中文，2月6日）。我们看到，7年后，“不啻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诞生”（比尔·盖茨语）的ChatGPT的横空出世最终不是依靠公益性的捐赠，而是依靠追求投资回报的风投实现的。不得不提到的是，OpenAI的这次内部转型一定程度导致了他们原始团队的部分分裂。

科技快速进步必然引发经济和社会形态、社会治理、人们生活方式等各领域的变革。社会各个层面应该如何预见、拥抱和适应这些变革成为社科领域重大的研究课题。罗汉堂的成立无疑是马云和他的合伙人看到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社会的上述种种现实诉求。他们没有像一些企业家一样成立民族歌舞团娱己娱人，而是着眼于科技革命带给人类生活方式挑战这些前瞻性问题开展思考。这是马云作为这个时代中国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能够超凡脱俗和富有远见卓识之处。

陈龙教授曾经说过，如果达摩院是研究解决未来问题的先进生产力，那么，罗汉堂是研究随之而来的生产关系。对照来看，研究生产力的OpenAI不得不部分放弃研究公益属性的初衷，走商业化道路，何况罗汉堂是研究比生产力更加复杂的生产关系呢？也许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已经超过罗汉堂作为一个企业研究机构的研究职责。回到阿里新一届董事会确定的聚焦于“用户至上”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双重主题新战略方向，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互联网发展趋势，也许才是阿里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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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业长青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基业长青从“活下来”开始。

与教会和大学相比，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在时代的变迁面前显得脆弱不堪。一些存续上千年的日本温泉酒店的老板指着大堂上的照片和画像，向游客骄傲地介绍，“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父亲的父亲”，“这是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时，我的内心十分清楚，固然与日本企业家“千年的志气”（野村进）有关，但它们的存在很大程度得益于酒店地处乡野僻壤，业务是与日本人民生活习性密切相关的温泉沐浴这一民生有关。

马云曾经提出，阿里巴巴要成为做一家102年的公司，仅仅因为102年可以横跨三个世纪。而罗汉堂也被一度寄希望于能和湖畔大学、达摩院等一样，“存在300年”。但事实是到此次转为数字经济研究院却仅仅存续了1930天，尽管阿里相关部门解释，“罗汉堂、罗汉堂品牌继续存在”。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组织而言，基业长青从来都是一种奢望。

在我看来，一家希望基业长青的企业为此唯一的不变选择也许就是选择不断变革。在十九世纪末美国的工业革命中，当时如日中天的很多大王，例如“钢铁大王卡耐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除了由于捐赠大学和建筑留下了名字，很多已经被拆分，成为历史灰色的记忆。我注意到摩根的名字今天依然活跃在金融界。简单回顾摩根的发展历史，起家于钢铁，一度进军铁路，之后进入银行，现在更多涉足投行。成功转型成为今天的摩根依然活跃在商业舞台背后的原因。

其实，企业基业长青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基业长青首先从“活下来”开始。罗汉堂转为数字经济研究院也许正是阿里继上一轮业务重组和战略调整后，新一轮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像摩根一样，通过战略调整和业务转型实现基业长青。

罗汉堂转为数字经济研究院的时间节点选择在蔡崇信出任新一届董事局主席之后。与张勇踏实勤勉恪尽职守的职业经理人形象相比，与马云一同创业、彼此信任的蔡崇信“柔中带刚”，在战略调整过程中显得更加务实和灵活。

在社会有形无形的压力下，阿里从2022年开始像它身边的很多企业那样，开始发布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作为对照，巴菲特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通过捐赠给家人和他的朋友比尔·盖茨管理的基金会来“养活”他的慈善事业。巴菲特说，“当我有钱可以捐的时候，我就会把钱交给那些精力充沛、努力工作、聪明、用自己的钱去做事情的人。而我自己则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乃至于公司治理咨询机构ISS对巴菲特控股的伯克希尔的评价是，“对ESG治理方面不足，审计委员会没有充分发挥职责，该公司没有适应一个ESG对业绩变得更加重要的世界”；黑石前可持续投资主管Tariq Fancy指出通过夸大企业自愿行为所能实现的目标，领先的金融公司实际上正在破坏旨在真正发挥作用的政府严肃措施的努力；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特斯拉从一个主要的ESG指数中移除之后，马斯克称“ESG是一个骗局”，它已成为“虚假的社会正义战士”的武器。

看到在商业模式发展和公司治理制度设计做出许多重大创新的阿里不再奉行长期坚持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开始随波逐流地发布ESG报告，我在一篇文章中不指明地写道，“让我感到迷茫和困惑的是，我不知道这一行为（发布ESG报告）是代表该企业在继续追求卓越，还是走向平庸的开始？” （参见郑志刚，“ESG热现象背后的冷思考”，FT中文，2022年12月6日）。

行文至此，我内心新的疑问是，罗汉堂已经转为数字经济研究院，以报告类似于某企业在贵州毕节开展的公益活动为内容的这种虚头巴脑的ESG报告，阿里还会选择继续报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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