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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赵锡军:有效传递经济基本面利好、恢复投资者信心,是2024年资本市场关键

发布时间:2024-01-05 作者: 赵锡军 

2024年国民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消费与投资的信心偏弱,影响消费与投资需求。此外,疫情三年的疤痕效应需要逐步修复。而受疤痕效应影响较小的新质生产力,在高端人才、资源配置和基础研究等方面仍有不足。

受访者赵锡军系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2024年1月4日红星资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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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接受了红星资本局专访。他认为,2024年国民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消费与投资的信心偏弱,影响消费与投资需求。此外,疫情三年的疤痕效应需要逐步修复。而受疤痕效应影响较小的新质生产力,在高端人才、资源配置和基础研究等方面仍有不足。2024年仍将延续2023年回升向好的经济态势,如何将这个利好有效传递、恢复投资者信心,将决定2024年资本市场的走势。


红星资本局:您对2024年的经济形势如何研判?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赵锡军:2024年的经济形势是2023年的延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3年的总体判断是“一高一低两平”,即增速较高、就业平稳、物价较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年末各项经济指标企稳回好,预测2023年的经济增速会达到5.2%,在全球属于较高水平;物价增长不会超过1%,处于较为均衡的状态;11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9%,与10月持平。经济形势整体来看持续向好,但不太稳固。展望2024年,我国的各项经济指标会继续走好、走稳,但会面临比2023年更大的压力,国际环境也更为复杂,在地缘政治、国际金融、外汇市场等领域都面临新局面。


2023年经济恢复呈现波浪式和曲直式的过程,大家对此准备并不充分,出现信心不足的情况。2024年大家的预期较低,心态不会那么浮躁。


2024年的主要问题是预期偏弱,信心受到一定挫折,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都受到一定影响。此外,疫情三年的疤痕效应对企业和居民都确实有一定影响,包括资产缩水、估值下降、负债上升,需要逐步修复。我个人认为,疤痕效应主要影响的是传统的经济特质,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较小。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依靠创新驱动是关键。不过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实际上不比维护传统生产容易,我们在高端人才、资源配置和基础研究等方面仍有不足。


红星资本局: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这个利好为什么没有反映到股市上?2024年资本市场的形势如何?


赵锡军:资本市场的反应与经济的总体情况存在差异。资本市场受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影响,但宏观经济基本面是一个间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是否传递给投资者,恢复和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因为资本市场受信心的影响更大。我个人认为,2023年宏观经济的变化没有完全传达给投资者,没有做到信心传导。此外,一些上市发行和再融资的节奏太快,对市场的资金构成了较大压力;很多上市公司的业绩改善不太理想,加上汇率波动部分资金撤出,综合导致2023年资本市场波动较大。


2024年经济恢复的信号会比2023年传递得更明确一些,但是如果投资者的心态没有扭转,那么在资本上的反应还是会较弱。所以2024年资本市场的走势,实际上是看宏观经济的各种改善和提升能否有效传递到投资者。


现在大家都在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恢复信心一方面靠政策,更重要的是投资者要扭转心态,要有一个更加平稳、长远的心态,理性看待经济变化和面临的压力,做出理性的投资和消费决策。


目前我们的问题是投资者、消费者没有把自己当成经济的主体。政府是不会直接创造价值的,政府行使的是管理职能,它能做的是维持好经济运行的环境,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国企主要在核心、基础性的领域,最有活力的还是民营企业,只有民营企业的信心恢复了,整个经济的信心才能恢复。


红星资本局:此前我们讲的是“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如何理解“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赵锡军:从资产负债表来看,国民经济还未从疫情的影响下恢复,消费和投资都需要新的动力才能够有所增长,特别是新质量生产力。新的动力来自哪儿?目前来看来自政府,例如增发1万亿的国债,实际上都是希望通过财政手段来加大对经济的刺激,撬动投资和消费。政府的项目和资源投下去后,拉动社会的投资,在形成实际工作量的过程中拉动了就业,增加了收入,然后有消费的提升,这是一个联动和良性的循环。


因为地缘政治、外需萎缩等原因,我们的外贸方面受到很大影响,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虽然从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来看,进出口是负贡献(消费超过70% ,投资超过30%),但这只是数字计算的角度。没有外贸,供应链就不完整。中国的外贸数值有所萎缩,但在全球的份额是上升的。全球经济乏力,短时间内外贸缩水的形势难以改善。


红星资本局:2023年各地都发布了开放限购、减轻房贷的多项政策,但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销售面积等数据仍有下降。为何政策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到底有哪些?如何化解?


赵锡军:房地产市场过去的模式为“三高”,即高投入、高负债、高价格。这个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房价越来越高,老百姓买不起房;房地产企业的负债越来越高,出现风险;此外,地方政府的财政和我国的整体经济都高度依赖房地产,现在受到拖累。


所以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问题是旧有的模式不再适应新的增长的要求,现在处于调整探索阶段,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地产市场要回归本源,在国民经济中要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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