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3月14日凤凰WEEKLY。

随着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分别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锁定总统候选人提名，选战进入了新阶段。拜登发表国情咨文，“不点名”批评特朗普破坏美国民主；特朗普则反唇相讥称拜登是美国民主的威胁。美国媒体指出，2024年大选将是近年来“时间最长、最具分裂性”的总统选举。

对于本届美国大选乃至大选后的走向，《凤凰周刊》专访了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赵穗生同时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政治、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等问题研究，也是《当代中国研究》英文双月刊主编。

赵穗生认为，尽管特朗普目前在移民、边境和经济方面的支持率略微领先于拜登，但依然无法断定大选接下来的走势，“当前的民调不见得反映多数人的真实想法，估计很多人最终仍会投给拜登”。

对于中美关系下一步走向，赵穗生指出，双方都深知彼此的原则底线。“不论拜登还是特朗普当选，都会延续当前的对华政策。中美之间还是要回归理性，客观地认识自己、认识对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各自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两位老人迎来“二战”

《凤凰周刊》：2024年美国大选总体格局已定，外界最关注的是拜登和特朗普的“二战”。从初选来看，二人再次对弈和2020年相比会有哪些不同？

赵穗生：经过这四年，两位候选人都具有了担任总统的职业记录，2020年时很多人只是对拜登抱有一种期待，现在选民可以就拜登、特朗普的具体政策和执政成绩加以比较。

四年间，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对外关系方面，发生了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多次危机。我认为选民在这次大选中，虽然仍然重点关注国内问题，但是会特别关注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此外，边境问题和国内犯罪问题以及堕胎权也很突出。这些问题四年前还没有这么严重。

而在经济方面，我认为两届政府没有太大变化，尽管这四年中，通货膨胀曾经猖獗一时，但基本已被控制住。当然，很多普通人可能感觉不到经济改善对他们的直接影响。尽管一些人认为特朗普时期的经济较好，但其实拜登执政时期的经济数据也不错，保持住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工资收入增长也非常强劲。

随着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分别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锁定总统候选人提名，二人将再次开启“二战”。

《凤凰周刊》：就双方支持率而言，目前特朗普在移民和边境问题、经济问题方面均领先于拜登，尤其拜登的年龄和精力一直被诟病，这会多大程度上左右拜登的胜算？

赵穗生：的确，他的年龄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我认为，拜登应该见好就收，但对权力的恋眷、对自身能力的高估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之常情。我本人对拜登的年龄也有所在意。如果民主党出现一个更年轻、更有朝气，也更有想法的候选人，我一定会立刻给他投票。此外，拜登的一些政策我也不太赞同，比如边境政策——实际上就是移民问题，以及对于犯罪分子的宽松态度。尽管一些民主党人对拜登存在顾虑，他们也不会选择特朗普，顶多是不参与投票。

这一次我注册的是独立选民，我在“超级星期二”（3月5日）的科罗拉多州党内初选中，收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张选票。多年来，我一直投给民主党，但今年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妮基·黑利（Nikki Haley）。其实这算是我投出的抗议票，我想这样能减少特朗普的得票比例。实际上，很多在科罗拉多州初选中为共和党投票的人，都不是共和党人，只是大家都不会投给特朗普。

此外，一些州还设有一个选项叫“不表态”（uncommitted），也就是不做选择。今年有不少民主党选民在初选中选择了“不表态”，借此对拜登在加沙战争上的做法表达不满。大选最终情况很难评估，目前特朗普在民调中的有限优势是在一定误差范围内的，不见得反映人们的真实想法，很多人最终恐怕还是会投给拜登。

至于众议院共和党人对拜登的弹劾调查，则有些言过其实，因为他们开展的调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拜登的负面新闻相对较少，除了边境问题存有争议外，他儿子的问题根本达不到致使拜登被弹劾的标准。所以媒体也没有过多炒作，共和党人也知道，他们拿不出实在的证据来弹劾拜登，只能造点舆论而已。

《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的一项新调查显示，对拜登总统年龄的普遍担忧给他的连任竞选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大多数在2020年支持他的选民现在都认为他年龄太大了，无法有效领导这个国家。（来源：纽约时报）

《凤凰周刊》：特朗普现在被一系列官司缠身，这会对大选最终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赵穗生：到目前为止，特朗普还没被刑事定罪，只是民事官司败诉。民事官司对他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他的支持者绝不会因此不为他投票。但他一旦被刑事定罪，比如在“国会山骚乱”事件中被认定犯叛乱罪，肯定有一些支持者不会为他投票。

现在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有6名都是保守派大法官，自由派大法官只有3名。虽说大法官需要遵循其职业规则，但有一些被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也可能会采取一些对他有利的做法。目前，由于最高法院同意就特朗普是否在“涉嫌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一案中享有总统豁免权作出裁决，整个审判流程被拖延，这对特朗普是非常有利的。但能拖到什么时候，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特朗普能把刑事定罪拖到7月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那么官司对他的影响就会非常有限；如果他能拖到9月甚至10月之后，很多人已经提前收到选票并完成了邮寄，即便再定罪，官司也难产生什么影响。对于这一问题，不该盲目炒舆论，还是需要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游戏规则和运作过程有所了解，才能形成更加客观的认识。

50岁的路易斯安那州斯科特独立选民奥托·阿巴德在谈到拜登总统时说。“除了特朗普，每位总统似乎都在任期内苍老了很多。” （来源：纽约时报）

为何没有年轻人挑战？

《凤凰周刊》：在寻找新生代或更年轻有为的政治家方面，两党似乎都面临很大困难。再次看到拜登和特朗普对决，选民们深感厌倦，为什么看不到中生代政治家可以挑战这两位老人？

赵穗生：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游戏规则。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很清楚，如果党内在职者再次参选，通常不会有人来挑战他。这样将来等他们再选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挑战他们。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所以，尽管拜登年纪较大，而且他有些做法不见得所有民主党人都会认同，但大家还是会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只有那些比较边缘化的人才会出来挑战他。同样的，特朗普也担任过一届总统，共和党内的主流人士也是认可这个游戏规则的，所以当他再选的时候，就有党内优势。

二是美国政治的极端化趋势非常明显。党内初选和大选很不一样，大选的选票是向中间集中，这样选民基础就会广泛。但初选是党内投票，特朗普只需获得20%-30%极端选民的选票，大概率可以获得党内提名。其实，德桑蒂斯和蓬佩奥也是比较极端的共和党人，但他们的极端程度达不到特朗普那样。

另外，共和党还有一个印度裔企业家候选人拉马斯瓦米，他原本也想像特朗普一样，利用极端表现来获得支持。他一开始声势很高，但最后的得票很少。因为那些持极端观点的人还是会选择特朗普，毕竟特朗普已经有过四年的政绩。

共和党候选人拉马斯瓦米

因此，制度层面的游戏规则和政治极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特朗普的选民基础，比较理想的中生代或者温和一些的共和党人缺乏胜出机会。对民主党而言，党内比拜登有新想法的人也不少，但这些人都不会来参选，不然就会被指责不尊重游戏规则。

《凤凰周刊》：和2016年相比，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出现了什么变化？选民心态方面呢？

赵穗生：我觉得没有太大变化。2016年的美国也是非常分裂，不然特朗普也不会胜选。我在美国生活的40多年里，美国社会一直是打打闹闹，一直这样分裂。越战时嬉皮士搞反战运动，比现在还分裂。所以社会撕裂一直是美国民主比较令人担心的问题。

另外，这些年美国经济发展太顺利了，老百姓太享受，所以就意识不到许多危机的存在，比如说美国非常讲平等，但只讲结果的平等，不讲过程的平等，过分强调对所谓弱势群体的过度保护，我认为这些现象在过去是没有的。

对于移民问题和边境保护，民众则越来越有共识。八年前，特朗普要建边境墙，但拜登上台后把建墙经费拿走，并在很大程度上开放了边界，大家看到了恶果。

在社会犯罪和美国国内的秩序问题上，选民的意识也更清晰了，现在很多自由派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不论谁上台，在这个方面都会出台新的举措。

此外，八年前许多人不认同搞贸易保护主义，对此持批评态度，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尤其拜登上台后，他不仅没有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反而采取了变本加厉的措施。现在美国两党都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常态。民众越来越将中国看作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威胁，在这之前没有这么清晰。

3月5日超级星期二，一名带着孩子的妇女在弗吉尼亚州的美国初选中投票。

《凤凰周刊》：同八年前乃至四年前相比，中国议题在美国选民心中的权重变高了么？

赵穗生：我认为没有变高。此次选举刚开始时，我认为本次大选会和往年不一样，中国问题的权重可能会高一点，但现在来看，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确实有一些人老盯着中国，但对于选民来讲，中国问题对其切身利益没有那么直接的影响。

在选举中，美国民众永远把国内问题作为首要出发点。现在美国国内的问题，集中在通胀、收入增长、就业，移民、安全、禁枪、女权等方面。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我认为中国问题大概是首要的外交政策问题，可冲突爆发后，中国问题是排在第二位的。而当巴以冲突爆发后，中国问题成为第三位甚至更靠后的问题。候选人肯定会用中国说事，但根据我在校园里的观察，学生们更关注反犹太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天天跑去示威游行，很少有人谈论涉华问题。

既有对华政策将延续

《凤凰周刊》：去年以来，中美之间高层对话、气候对话、经济对话等陆续恢复，你觉得在这些去安全化、低政治领域合作，对缓和双方关系的推动力有多大？

赵穗生：简单来说，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好，但对话并不能解决双方的根本利益冲突。有观点认为对话可以消除误解、误判，但我觉得误解、误判不是中美之间最主要的问题。中美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各自对于对方的立场、底线、红线，都已经很了解，也都知道对方在哪些方面不会做出让步。也正因为知道对方不会让步，自己也不让步，因此才形成僵局，很难打破。

不会让步的几个问题中，第一个就是台海问题。拜登政府将台湾问题描绘为“民主”和“专制”的冲突，出于意识形态考量，美国不会做出让步。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更不可能让步。

第二个是大国竞争，中国绝不会接受美国的打压，美国也绝不会放弃霸权地位。面对这种结构性冲突，双方不可能作出让步。此外，“过度扩张”的竞争性做法，实际上伤害了双方的利益。

眼下，美国明显夸大了来自中国的“威胁”，认为两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显得有点歇斯底里。美国的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和产业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在气球事件中，美国根本不听中方的说法，把气球打了下来。最后，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承认，那根本不是一个间谍气球。

此外，全美关闭了120多所孔子学院，现在很多美国高校都缺中文教师，许多美国学者也不愿意深入研究中国。了解中国的人越少，美国的决策也就变得越不理性。

过度反应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还是要回归理性，客观地认识自己、认识对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各自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美之间竞争，应是自己国内治理、国内政治经济的竞争，但现在越走越偏。

现在恢复对话，在一些所谓的低政治领域建立一些合作机制，对于中美关系的整体走向影响有限。比如，双方同意把气候问题和地缘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脱钩，以加快气候合作进程；中方同意全面管制芬太尼；中美恢复两军对话等。这些内容中美在过去就已经达成了协议，这些所谓的交流机制缺乏执行机制和约束力，无助于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化解。

当地时间2024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凤凰周刊》：关于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政策，还有特朗普过去打出的“关税牌”，无论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政府是否会继续沿用这些政策工具？

赵穗生：我觉得这些政策都会得到延续。尽管拜登现在要和中国加强沟通，但他寻求加强沟通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避免打仗和冲突，保证这个前提后，他仍然强调竞争关系，并且会继续打压中国。拜登包括所谓“小院高墙”、科技战、贸易战和所谓价值观的较量，这些都不会停。但如果他能够连任，第二任期没了竞选压力，他的对华政策中，理性成分会更多一些。毕竟贸易战和科技战，这些举措对美国的负面影响也很大。

至于特朗普，他一直宣传“中国抢走了美国制造业”“中国把美国饭碗抢走了”，这些都不是事实，但他的这种宣传方式对很多选民产生了影响，而且他自己也坚信这一点。所以一旦卷土重来，他肯定会继续推进下去。在当前中国经济相对放缓、海外投资减少的情况下，征收关税对中国海外投资吸引力，以及中国经济影响力恢复的伤害不容忽视。

但同样的，对华关税战对美国的伤害也很大。科罗拉多州国际贸易办公室的一个负责人最近告诉我，当地的帐篷公司过去一直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在美国国内加工生产，加征关税后，单品成本增加了很多。现在美国消费者都是直接从中国进口帐篷，这比从中国购买原材料、在美国加工生产更便宜。如此一来，会对美国的产业起到负面作用。但这种伤害一般老百姓感觉不到，而且他们觉得对美国影响不大。

墨西哥北部工业中心萨尔蒂约的一家工厂。墨西哥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去年转向购买汽车零部件、鞋子、玩具和原材料的市场之一。

《凤凰周刊》：你如何看待当前的亚太安全形势，尤其是台湾和南海问题？

赵穗生：目前来讲，台湾问题基本稳住了，因为赖清德当选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反应比较理性。大家都在观察，他当选之后会做什么，结果是他没做什么事情。我认为他基本会延续蔡英文时期的台海政策，不要去挑衅中国大陆。

关于南海问题，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接连举行大选，导致这一问题逐渐被激化。但目前来讲，还远没达到导致战争的程度。可以说，这两个问题都很危险，但都没有达到战争的程度，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保持下去。

《凤凰周刊》：有观点认为，中方更希望特朗普上台，因为特朗普对台湾相对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你怎么看这一观点？

赵穗生：特朗普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不可预测性。他作为一个交易型，同时对中国十分强硬的政治人物，比如在成本效益分析上，他认为收益比付出要多，就会做这个交易。所以在台湾问题上，他也许会重新考虑。他还说要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60%的关税，我认为也只是一种说辞而已。对特朗普的这些说法听听则已，具体如何还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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