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地时间2月28日上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一场针对性极强的空袭中遇难身亡。3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戎在中国网发表文章强调，哈梅内伊时代的落幕，并非伊朗政权的终点，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起点。国内民意的撕裂、权力过渡的微妙、对外政策的谨慎以及美国步步紧逼的心理战，共同构成了后哈梅内伊时代的复杂图景。现将全文发布如下：（全文约3300字，预计阅读时间8分钟）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遇害，无疑是伊朗伊斯兰革命47年来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伊朗第二任最高领袖时代的终结。这位自1989年起执掌伊朗最高权力的政治人物，不仅是国家的精神领袖，更是伊朗政治体制的核心支柱，还是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的精神导师。他的离去，不仅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存续具有重大影响，也必然在全世界两亿多什叶派穆斯林中掀起巨大的政治和宗教波澜。这场冲击波将深刻影响伊朗乃至整个中东战略格局的走向。

首先看伊朗社会。长期以来，伊朗始终维持着政教合一的体制，但社会内部存在着撕裂。随着哈梅内伊的离去，伊朗社会的撕裂进一步显现。

一方面，支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伊朗民众，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组织等，因领袖被敌人“斩首”而怒不可遏、群情激愤，正在掀起新一轮反美、反以色列的浪潮。从在多个城市同时爆发数万乃至数十万民众悼念活动可以看出，亲伊斯兰革命政权的民众基础犹在，有关伊斯兰革命政权将迅速垮台的判断论据并不充分。如果哈梅内伊是因病自然死亡，人们尚可期待温和派领导人接替。但现在哈梅内伊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遇害，使得伊朗民族尊严受到极大的侮辱，也使得摇摆不定的伊朗人受到爱国情绪的感染，转向反对美国和暂时接受现政权。

另一方面，少部分对伊斯兰革命理念感到幻灭、对长期经济困境等感到不满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和城市中产阶级，则可能将这一时刻视为释放不满的契机。所以，在德黑兰的街头，出现了自发的、小规模的庆祝集会。但这种气氛被全民哀悼最高领袖的悲痛气氛所压倒。初步看，这种民意的分化，是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朗社会保持稳定的一个严峻挑战。

尽管哈梅内伊的离世造成了权力顶端一定程度的真空，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机器并未因此瘫痪，甚至是40多名伊朗政要悉数遇害，也难以从根本上撼动这一体制的延续与运转。

总体上看，伊朗政权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可以说是“去个人化”的成熟体系。这个政权的韧性不在于特定个体，而在于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组织、情报安全机构以及常规国防军，构成了伊朗政权的钢筋铁骨，高层之间可以争吵，但更多的是有序协调。目前，这些关键力量似乎并未出现大规模动摇或脱离伊斯兰革命政权指挥的倾向。高级军政要员更倾向于抱团取暖，通过集体协调和内部团结维护政权稳定，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非逃离现政权，搞分裂、闹独立。在这场权力重新洗牌的博弈中，维持体制的连续性才是保障所有既得利益者的最优选择。

因此，在美以军事打击面前，只要伊朗政权正常运转甚至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仍能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各种高层人事变动也在可控和大家接受的层面，则这个政权在相当长时间内会继续维系下去。

目前看，伊朗与二战后期的日本和德国截然不同，并非扔两颗原子弹就可以解决问题。伊朗民众在国家危难时刻的一致对外决心，远大于部分民众对现政权不满的情绪，这可能是美国、以色列未曾估计到之处。

当然，即将在一两天内选出的新任最高领袖不论是谁，都难以很快获得哈梅内伊那样几乎是一言九鼎的权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伊朗政权可能将处于一种“脆弱且坚韧”的状态——内部运行依靠惯性，外部决策趋于保守，但对美、以的报复将会有条不紊而非手忙脚乱。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此次报复行动已经波及几乎所有海湾国家，这就使得哈梅内伊之死产生的外溢效应必然搅动整个中东战略格局，海湾国家对伊朗的和解政策也毫无疑问会面临被颠覆的风险。虽然在2月28日上午，伊朗对美以的报复行动仍然十分克制，但哈梅内伊死讯的传出极大地刺激了伊朗强硬势力的大规模复仇心理，因这种复仇心理所引发的大规模报复似乎已经不再“精准”。伊朗在3月2日凌晨前发动的攻击，目标包括以色列的大都市、阿联酋的国际饭店、美国在波斯湾的航母战斗群等。

新任最高领袖的登台对于伊朗的对外战略将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新领导趋于谨慎且威望有限，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军事冒险上会继续谨慎。目前，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此轮报复行动，在打击力度和目标选择上似乎仍显示出一定的克制，伊朗并未展现出通过战争改变命运的决心，而且伊朗的反击言论（包括总统佩泽希齐扬的言论）总体仍都是警告性和威胁性的。

最值得关注的战略信号莫过于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石油贸易的咽喉，伊朗至今仅停留在“威胁关闭”的层面，并未真正实施武力封锁。将霍尔木兹海峡从国际水域变为战区的决定，等同于对全球经济宣战，这将彻底改变冲突性质，也会对中国在海湾地区的石油运输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会引发无法承受的国际反制。伊朗没有迈出这一步，说明其决策层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理性，深知在当前脆弱的内政环境下，主动升级外部冲突可能导致政权难以承受的后果。

反观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策略也呈现出微妙的调整，更倾向于通过精准的“斩首行动”和定点清除关键人物而制造权力恐慌。这延续了特朗普政府解决国际问题的一种模式，即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和内部瓦解，而非大规模军事入侵，来实现政权更迭或迫使对方彻底妥协。这种“委内瑞拉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经济窒息、政治孤立和精准打击，催化对手内部生变，最终实现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收益。

然而，伊朗不是委内瑞拉，即使有再多的伊朗高官遇害，伊朗政权的运作速度和效率哪怕受到一定影响，也不太可能出现美国期待的亲美政权。美国和以色列下一步将如何持续打击伊朗，能否彻底摧毁伊朗反击报复的能力是未来伊朗危机的关键所在。

此外，3月1日，定居美国的被推翻的伊朗国王之子礼萨•巴列维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向特朗普总统表达“无限感激”，就建立“民主伊朗”提出设想，表明他有意返回伊朗组建临时政府，并表示他领导下的伊朗将承认以色列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总之，哈梅内伊时代的落幕，并非伊朗政权的终点，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起点。国内民意的撕裂、权力过渡的微妙、对外政策的谨慎以及美国步步紧逼的心理战，共同构成了后哈梅内伊时代的复杂图景。

在这个过渡期内，伊朗现政权的首要任务将是维系内部的稳定与团结，避免出现颠覆性的动荡。四十天的哀悼期和七天的假日将给予伊朗各派力量（包括宗教教士）以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进行内部整合和权力分配。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一个内顾不暇、决策谨慎的伊朗，或许比一个强硬对抗的伊朗更难以捉摸，而伊朗内部的整合期一旦结束，则更加统一和可持续的对外政策也会因此形成。届时，中东的地缘政治棋局或将迎来新一轮的高风险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