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明昊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本文转自2月22日澎湃新闻。

近日，每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举行。欧盟、美国、中国、印度等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官云集，纵论世界局势。

按照惯例，会议的组织者在会前发布了一份有关全球形势的研究报告，题为《共输？》。“共输”（lose-lose）与“共赢”（win-win）的说法形成对应，展现了西方战略界精英对世界失序的悲观认知。当然，题目中的问号也颇具深意，它试图促动各方认清挑战、携手努力，避免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糟糕的未来。

旷日持久的乌克兰危机让欧洲精英们感到沮丧，巴以冲突的硝烟、红海区域的危机则令人不得不担忧冲突升级的可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整个世界正面临着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国际社会比过去75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破碎和分裂。

世界很不太平，亚太亦是风云诡谲。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红利”，这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近年来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因素升温，南海、朝鲜半岛等方向的地区热点问题更趋复杂严峻，军备竞赛的阴霾蔽日干云。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统计，2022年亚洲及大洋洲地区的军费支出约为5750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45%，这一数额超过欧洲地区同年3450亿美元的军费支出，其占世界军费支出（22400亿美元）的比例为26%。

特别是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使亚太出现某种“应激反应”。许多亚太国家借此渲染紧张气氛，推动自身军事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个别国家更是积极炒作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威胁”，明确宣扬“备战打仗”。

日本军事大国化

日本寻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实施“海外安全援助计划”等扩展其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

近年来，日本以应对钓鱼岛和台湾地区安全危机等为旗号，不断增加军费支出。2021财年日本军费增加7.3%，达到541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1.1%，这是1960年以来其军费占比首次超过1%，也是1972年以来最高年度增幅。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日本岸田政府宣扬“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论调，试图借助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冲突实现军事政策的全方位变革。

2022年12月，日本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安保三文件”，标志其长期秉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发生重大变化。日本政府计划未来五年内将军费增至约720亿美元，军费占GDP的比例由1%升至2%。

与此同时，日本不断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从美国大量采购F-35战机、“战斧”巡航导弹、电子战通信系统等先进武器和装备。它还加强了在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通过在潜艇加装远程巡航导弹等方式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研发能击落高超音速导弹的电磁炮等前沿武器。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躁动日益显著。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等政客宣扬，乌克兰悲剧是痛苦的教训，日本和美国须清楚表明防卫台湾地区的决心；妄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等同日美同盟有事”。日美两军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周边，围绕“远征前沿基地作战”（EABO）等新作战理念增强联演力度，并加大对反导、反潜等演习科目的重视，对华军事示强意味明显。

此外，日本持续升级与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安全关系，正式增设“海外安全援助计划”，欲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从美国的“副警长”变为“共同警长”，军事大国化的意图呼之欲出。

2022年1月，日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允许两国军队访问对方国家进行训练和交换防务装备，以加强协同作战能力。日本不断深化与印度的“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签署多项军事合作协定，包括两国武装部队可相互提供物资和服务。日本与菲律宾建立外长和防长“2+2”会晤机制，很可能在今年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日本还谋求深化与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北约的军事安全关系，如与英国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北约也有意在日本开设联络处。

过去几十年，日本主要通过“海外发展援助计划”（ODA）扩展国际影响力，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合作。2023年4月，岸田政府推出“海外安全援助计划”（OSA），有意凸显其地区安全影响力。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斐济等成为这一计划的首批受援国，获得来自日本的雷达、卫星通讯系统等，以加强其海域和空域的安全感知能力。岸田文雄强调，日本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还要与“志同道合国家”深化安保合作，“如同车子的两个轮子一样，将两者同步推动”。

韩国：被低估的军事力量

与日本相类，近年来，韩国持续扩大军费支出，与美国加快构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欲在朝鲜半岛之外的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更大角色。

文在寅政府时期，韩国军费支出的年均增幅高达7.4%（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时期年均增幅为4-6%），并首次突破50万亿韩元（约400亿美元）。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数据，2022年韩国军费支出约为464亿美元，占GDP比例为2.7%，全球排名为第九位。

相较于文在寅政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尹锡悦政府展现出明显的“亲美倚美”姿态。2022年5月，韩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

美国决定终止《美韩导弹指南》，取消对韩国研发的导弹射程和载荷的限制，允许韩国开发中远程导弹。韩国成功进行潜射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火箭等试验，制定远程炮拦截系统等研发计划。尹锡悦政府还有意在韩国增加部署“萨德”系统，扩建导弹基地。韩美成立信息通信技术合作委员会，在网络战、电子战、信息战方面加强协作。韩国空军成立空天作战研究组，与美太空部队共享相关作战情报。

与此同时，韩国不断深化与美国其他盟友之间的军事安全关系，特别是韩日关系升温以及美日韩三边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协作持续增强。

尹锡悦政府大力炒作朝鲜的“核导威胁”，借助实战性色彩更强的军事演习展现强硬应对的姿态。2023年3月，韩美展开五年来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战略轰炸机等先进武器，涉及联合登陆作战、打击朝鲜关键基础设施等科目。韩国多次派员参加美国主导的“红旗阿拉斯加”空中联演、“太平洋先锋队”海上军演、“护身军刀”海上军演等。

值得警惕的是，韩国在核政策方面寻求新的突破。美国国防部在2022年《核态势审议报告》中设想朝鲜使用核武情形，将终结朝鲜政权作为美国核战略主要目标之一。在此背景下，韩国国内的“拥核论”上升，2023年1月尹锡悦称“韩国有可能部署战术核武或自主拥核”，这是自1991年美国从韩国撤出战略核武器以来，韩国总统首次公开讨论以核武器武装该国。

当前，韩美正加紧落实2023年4月签署的“华盛顿宣言”，强化“延伸威慑”，提升美国对韩核保护伞的实效。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建立后，韩国也希望在核动力潜艇方面获得更大支持，韩国加快研发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上述趋势将对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的核不扩散努力造成负面影响。

澳大利亚扩军

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澳大利亚防务安全战略的“进攻性”趋于增强，其对大国竞争演变为大国冲突的担忧加剧，着重提升“拒止性威慑”能力。

近年来，澳大利亚扩大了其对“直接利益区域”的界定。2020 年7月澳大利亚发布《防务战略更新》报告提出，从印度洋东北部穿过东南亚的海上和陆上区域，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南太平洋地区是澳大利亚的“直接利益区域”，包括澳每年约60％海上贸易涉及的南海地区。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战略认知日益消极化。澳方跟随美国方面鼓噪南海“仲裁裁决”，支持美军实施“航行自由行动”，诬称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并借此推动其军事政策从“前沿防御”向“前沿部署”和“威慑型部署”转变，寻求所谓“武装中立”。澳与美国、日本等在南海区域多次举行联合海上演习。

在台湾问题上，一些澳大利亚政客也不再掩饰。2021年 11月，时任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声称，如果美国承诺派兵“保卫台湾”，澳作为其盟友不参加军事行动将是“不可想象的”。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对战争突降的焦虑感日趋明显。2023年4月，澳大利亚公布《防务战略评估》报告，称“美国不再是印太地区的单极领导者”，不断深化的大国战略竞争是该地区的决定性特征，这种竞争转化为重大冲突的风险对澳国家利益构成直接威胁。

该报告还明确提出，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之下，澳大利亚以往所设定的10年战争预警期已不复存在，需尽快提升备战水平。2023年度澳军费支出约为307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1.96%，这一比例将在未来几年升至2%以上。

其《防务战略更新》《武装力量态势规划》《防务战略评估》等文件还提出，需全面强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扩建澳境内的军事基地，提升与美国等盟友的互操作性。

一方面，澳大利亚持续增加对美防务采购。如大量购置“战斧”巡航导弹、AGM-158B增程型联合空对地巡航导弹，用以装备“霍巴特”级驱逐舰、F/A-18“大黄蜂”战机等，大幅增强澳军远程打击能力。它从美国采购EA-18G“咆哮者”电子攻击机、F-35A战斗机、P-8反潜巡逻机、阿帕奇直升机、MQ-9B无人机等先进武器。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政府斥资数亿美元升级其境内的军事基地，并在达尔文港建设美国出资、商业化运作的战略军事燃料储备设施。它还与美国围绕防务供应链合作签署相关协议，计划投资10亿澳元建设本土导弹工业体系，在美国支持下生产和装备精确打击导弹。

2021年9月，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宣告建立，澳将在美英支持下获得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三国还就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先进军事科技展开深入合作。这种新型军事联盟对亚太地区安全的长远影响不容低估，它为北约、“五眼联盟”等进一步介入亚太安全事务提供了重要接口。

热点问题或更热

除了上述国家，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亚太地区国家也增加了军费开支，并针对智能化作战等世界军事变革趋势，加快推进自身的军力建设。

在这样的背景下，亚太地区“传统的”热点问题日益升温。

南海地区的“军事化”态势不断增强。一些国家试图利用《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之前的“窗口期”，加大以法理“索权”、油气开发和渔业生产“扩权”、岛礁扩建与设施部署“固权”为特征的单边行动。

一些争端国不断加强军力建设。如菲律宾政府实施《国防改革计划》以及菲律宾武装部队的《能力提升计划》等，从美国购置F-16战斗机、P-8A型“海神”巡逻机、“响尾蛇”空对空导弹、“鱼叉”反舰导弹、“标准-3”型导弹等武器，推进落实菲美《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深化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安全关系。

此外，还应警惕朝鲜半岛方向的安全危机。近一个时期以来，韩美与朝鲜之间的剑拔弩张之势不断加剧。朝鲜方面宣布将在2024年再发射三颗卫星、建造军用无人机并增强其核武库。朝鲜领导人公开将韩国定性为“敌对国家”。韩国和美国军队则在朝鲜边境附近进行了联合战斗射击演习，并出动了坦克、高射炮等重型作战武器。

不具名的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表示，朝鲜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对韩国采取致命性的军事行动。作为美国的知名朝鲜问题专家，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罗伯特·卡林 (Robert Carlin) 与核科学家西格弗里德·赫克 (Siegfried Hecker) 联合撰文警告称，朝鲜半岛当前的局势比1950年6月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

总之，在大国竞争不断加剧、乌克兰危机冲击全球安全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也日益凸显。多个安全热点问题呈现交织叠加的效应，主要国家的军力扩张则加剧了军备竞赛的风险。域内国家对自身安全环境的感知普遍趋于消极，且这类感知不断相互加强。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已经所剩不多。

亚太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地。如何守护家门口的和平与稳定？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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