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8日光明网。

　　以下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赵明昊的发言内容：

　　理解“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战略意涵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和商务部三部门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对外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一带一路”业已成为理解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核心关键词，成为观察中国内政外交政策深刻变革的一个窗口。“战略”一词源自军事概念，原意是指作战的谋略，具有较浓的军事安全意味，因而使用“‘一带一路’战略”这一表述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也减损了“一带一路”原本具有的丰富内涵。然而，应强调的是，虽然“一带一路”本质上是国际合作构想和倡议，但它仍具有显著的战略意涵。不将“一带一路”狭隘地描述为一个战略，并不等同于忽视这一合作倡议的战略意涵。“一带一路”建设不应成为中国的“独角戏”，它所倡导的是“共商、共建、共享”，但其能否得到顺利实施，又取决于中国能否积极地、富有创造性地发挥引领作用。本文旨在从中国自身的站位出发，从为中国改革发展创造新动能、为中国外交转型提供新动力、为中国实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再平衡”营造新平台三大维度切入，阐析“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战略意涵，以期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内涵和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做好“一带一路”政策的对外传播。

　　一、 为中国迈向“新35年”创造新动能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构想，倡导相关国家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构想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项对外政策构想，它实际上是由内而外、内外兼顾、内外融通的重大规划和部署，需要从构建未来数十年中国国家发展总体战略格局的视角去把握。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算起，我国在过去35年中奋力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在规则和制度上与国际体系稳步“接轨”，在全球事务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并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从2015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2049年，中国将迎来又一个35年或曰“新35年”，这将是我们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展望“新35年”，能否顺利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能否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全方位变化的背景下实现和平发展，一个明晰连贯的总体战略至关重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至关重要，一个稳健从容的起步开局至关重要。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带领13亿人民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四个全面”成为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体布局和方略，力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贯通协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环环相扣、环环相扣，体现了宏大的全局观、鲜明的领导力和厚重的历史担当，彰显了中国正迈入更加自信、从容的发展新阶段。

　　然而，在“新35年”的起步阶段，中国发展面临的整体外部环境却是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所言，全球经济在2014年进入了一个“新平庸”时代，世界特别是亚洲经济的下行压力愈加突出。面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需求疲软、增速放缓等客观现实，我国通过简政放权让市场发力，通过定向调控给市场预期，基本实现了经济在危局中续进、在改革中企稳，较成功地抵御了外部冲击和风险，实现了7%以上的中高速增长，并继续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据引领性位置。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显示出很多新的阶段性特点。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首次超过吸引的外资总额。类似的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结构资源在外、市场在外、投资在外“三头在外”的格局日益清晰。

　　在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能不能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能不能从更深远的全球视角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严峻考验。为了给实现“新35年”的战略目标创造充分的动能，一方面要靠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要加快构建新的对外开放格局，而“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实现改革与开放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重要抓手和平台。

　　全面深化改革，为的是使中国的发展动力从“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向“高质量的制度供给”转变。通过一系列新的改革，中国经济有望呈现一种“创新驱动、全球布局”的新面貌，“创新驱动”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提质增效、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依托，“全球布局”则是新时期我国维护和拓展发展利益的必然要求。基于此，一方面要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并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优化国内的区域发展格局；另一方面，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等，勇于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经济发展网络“升级版”。

　　可以说，站在“新35年”起步的历史性关口之上，中国的改革发展正进入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内外联动”时期，而“一带一路”建设也必然要顺应和体现这一特征。以产能问题为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工厂”、“制造业大国”，我国的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机床产量、造船完工量和发电设备量分别占世界38%、41%和60%。然而，“制造业大国”并不等于“制造业强国”，中国仍面临着制造业产品附加值低、创新能力不强、能耗较高、环境污染大、产能过剩等严峻挑战。近年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下降等因素，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更为突出，这一问题在电解铝、钢铁、水泥、汽车、光伏太阳能等传统和新兴产业都非常明显。产能过剩会造成企业的投资预期下降、创新动力不足，也会导致民众收入下降和失业，降低社会消费预期，从而加大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如何应对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然而，当中国为产能过剩问题深感困扰之时，“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却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期，其产业发展的需求极大，迫切需要解决产能不足等问题。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该国是中亚地区的领头羊，国土面积排世界第九，具有煤、铁、铜等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受近年全球能源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哈萨克斯坦经济遭遇“寒流”，该国政府推出“光明之路”等新经济政策，希望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哈国内在钢铁、水泥、玻璃、工程机械等产业领域的发展较为落后，中国国内很多相关产业产能对哈萨克斯坦来说是相当“解渴”的。2015年3月，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价值达236亿美元的产能合作协议，涉及钢铁、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炼油、水电、汽车等领域的多个重大产能合作项目。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向李克强总理表示，哈方感谢中方把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合作国家，两国产能合作开局良好，表明这一双边互利合作全新模式具有广阔的前景，同时这一模式也可为地区产业产能合作提供借鉴。

　　显然，从国际产能合作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为自身发展寻求新的动能，但绝不能把国际产能合作误解为“中国对外输出落后产能”，绝不能忽视国际产能合作给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带动作用。无疑，中国有富余和性价比高的产能，有先进、绿色、低碳的优势产能，中国装备适应正在实行工业化国家的需要。中国产能“走出去”表明中国正加快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从具体的生产组织者变成资源配置者，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分工地位上升。这种富余产能、优势产能“走出去”，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而是基于相关国家的自主意愿和发展需要。此外，“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还将促使中国企业更加注重自身产业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唯有如此，才能在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中更具吸引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落地生根。国际产能合作不是做“一锤子”买卖，是涉及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技术转移、经营管理等“一条龙”的系统工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必须从资金保障、市场销路、服务配套等环节做好研究，不断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将促使中国企业强化竞争力，也在“倒逼”中国政府机构加快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使“全面深化改革”有更为清晰的着力点和突破点。由于产能合作很多都是涉及大规模投资的大项目，因此，需要中国政府加强与相关国家在政策层面的对接。双方政府应共同努力，在税收、标准、劳务、签证、投资者权益保障等方面拿出切实有效的配套措施，为产能合作保驾护航。2015年5月，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白皮书发布后不久，发布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与重点国家产能合作机制基本建立，形成若干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骨干企业等目标。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在针对国际产能合作努力构建更加务实有效的磋商机制。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向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建议，双方在现有经贸对话机制上新建立一个产能合作机制，综合考量印尼有哪些产业发展需要，中方有哪些可以对接的先进富余产能。

　　从国际产能合作这一例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推动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与“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过去35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影响，而在“新35年”中，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治理改革也将具有同样甚至更大的世界影响。不打折扣地推进改革发展、深入调整经济社会关系必须要有法治环境的保障，要给所有正当行为体的互动提供一种相对稳定的预期、相对成熟的制度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这三者相互贯通、相互支撑，体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所蕴藏的深邃战略思考和布局，其目的就是为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希望了解和借鉴中国的治理理念、做法和经验，反过来中国也能从他国得到启示，而这将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互联互通”。近年来，无论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不同程度、不同侧重的“治理挑战”。在资源有限、主体多样、利益多元、个体赋权的21世纪，如何防止“民主体制”变成“否决体制”，如何避免政治体系中的“分利联盟”阻碍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改革，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如何在公权力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之间寻求平衡等等难题，成为困扰很多国家的共性挑战。在“四个全面”的布局之下，中国在政治治理变革方面的新探索有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也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成为促进“政策沟通”和“人心相通”的宝贵资源。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党治理、生态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沟通互鉴，将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奠定更为坚实的精神和理念基础。

　　二、 带动中国外交的“战略转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和塑造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外交需要采取一种更为奋发进取的姿态，同时也需要推动相应的变革转型，只有盲目的进取而缺乏必要的转型，中国外交难以行稳致远。因此，面对新形势与新任务，在国内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同时，中国外交也需要实现一种“战略转进”。对于这一“战略转进”而言，“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有望发挥一种巨大的带动性作用，促进解决一系列长期困扰中国外交和对外经济合作的难题。

　　中国外交之所以需要“战略转进”，既是由中国的国际环境新变化决定的，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使然。大致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外部环境呈现出四方面突出变化。首先，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经济危机造成我国外部经贸环境变化，以往那种“中国制造、西方消费”或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受到冲击，中国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市场。其次，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带来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新变化，尤其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企图“软硬兼施”，加大规制和压制中国的崛起。第三，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发展困局引发国家制度和全球舆论环境的新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探索有效实施改革、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新路径，发展模式之争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甚至超越了以往的意识形态之争。第四，国际公共物品短缺造成的全球治理环境出现新变化，国际机制的变革推进不利，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恐怖主义威胁等新的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全球治理面临明显的主体缺位、规则缺失、资源缺乏、动力不足的问题。

　　上述四方面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使中国正面临一个“再全球化、再集团化、再治理化和再规则化”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更多挑战和更大不确定性的世界，是一个需要国家勇于改变、以变求强的世界，是一个需要我们拓展战略眼界、更新战略思维、增强战略韧性的世界。

　　与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相伴随的是，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一是中国已经从国际体系的“外部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中国自身和平发展的成败将是影响全球政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二是中国的对外发展空间从“核心区域”（发达国家）加快转向“边缘区域”（发展中国家），需要推动与发达国家形成新的经济互补性，更要高度重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新的重大机遇，后者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潜力中心和增量所在。三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从“两极互补”日益转向“承上启下”，过去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生产和消费的两极，而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端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和高端生产能力、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互补，另一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供应、消费市场拓展、工业化发展需求等形成对接。这种“承上启下”的新处境，既给中国带来新的广阔空间和独特角色，也使中国面临“前堵后追”的复杂挑战。

　　面对新的格局、机遇和挑战，唯有靠更加积极主动的自身变革和外交举措，才能最大程度地牵引和利用外部世界的有利变化因素，趋利避害、转危为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关键要看我们能否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机遇，能否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党中央有关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战略理念指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概念应运而生。2013年6月2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和阐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王毅表示，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聚光灯下，世界期待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愿把握自身国情与世情的结合点，找准中方利益与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实践，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由此，着眼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中国正谋划、充实和实施2.0版的和平发展战略，并推动中国外交从建国后到上世纪70年代的“生存外交”、改革开放以来到新世纪头一个十年的“发展外交”迈向着眼“新35年”的“大国外交”。这是理解缘何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重要背景。

　　简言之，中国外交的“战略转进”可以归结为八个“更加”：更加具有时代性的全球视野、更加恰切的国家定位、更加精细的利益界定、更加完善的总体规划、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更加均衡的手段运用、更加有力的协调配合、更加强化的战略韧性。其主要任务是：管理“复杂性”，为中国与世界的复杂互动和竞争立规则；注重“均衡性”，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既要有所作为，也要谦虚谨慎；适应“突发性”，强化底线思维的同时，要更从容地面对战略意外；培育新的“互补性”，与外部世界加大利益捆绑，并逐步建立“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强化外交的“社会性”，更好地挖掘和利用社会资源，发挥外交中的“公民力量”。

　　环顾当今世界，地缘板块之变、发展路线之争、国家转型之痛、有效治理之难等无不表明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关口。全球主要力量竞相重新审视自身国际环境，积极谋划各自对外战略的再平衡，对内进行深层次体制性变革，对外则力求巩固和延展战略空间，从而实现“乱中求变、以变促强”、“变中求稳、稳中求进”。由此，“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外交实现“战略转进”提供了新的动力，可以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三、促进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的“再平衡”

　　中国外交的“战略转进”，还可以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的“再平衡”视角予以分析，这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背景和影响。从地缘政治看，中国面临的核心难题是“东西问题”，即实现向东开放和向西开放、拓展海权与强化陆权的平衡。从地缘经济看，中国面临的核心难题是“南北问题”，即如何在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发展角度也被称为“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北方国家”）之间重新定位自己，力争成为沟通两者的桥梁。“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上述两大难题是紧密相关的，其为中国实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再平衡”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抓手。

　　（一）“东西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较为成功地“东进”，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开展充分地经济合作，并由此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之相比，“西进”则相对滞后，位于我国国境以西的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国家，并没有处于我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核心位置。然而，地处欧亚大陆西端、居于亚太地区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关注自己广阔的西部疆域和位于中国西部的众多国家。当越来越多的中东、中亚和南亚(甚至包括中东欧)国家“向东看”之际，中国也需要以“向西看”和“向西走”予以回应。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国家是重要组成部分，扩展与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安全关系，对于我国确保国民经济稳定、保障对外发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扩展战略回旋空间等具有重大影响。以“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为例。该项目旨在建成一条连接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重要经济带，全长2000多公里。瓜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的西海岸，距离能源资源富集的波斯湾地区较近，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等其他货物可在此卸载，并通过油气管线、新建或升级改造的公路直接运往中国，这将有助于中国提升能源安全水平。虽然促进能源供给的多元化是中国扩大向西开放的重要目标，但它却不是唯一重要目标。要想持久、稳健地扩展与西亚、中亚、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就必须做更大文章。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其亮点在于“带”字，这一构想将着眼于更大开掘能源领域之外的各国合作潜力，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和质量，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渐使中国扩大向西开放的各部分、各层面互动融通，形成一盘大棋局。

　　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加大向西开放，并不像有些国外学者所言，是针对美国“重返亚太”而被动实施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它是以我为主、自主能动的战略谋划。首先，“西进”有利于改善国内发展的不平衡。东西部发展差距过大依然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全局的最大短板之一。过去的思路是“内部帮扶”，让东部和中部先富起来的省份加大对西部支持。如今，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上是进一步构筑中国西部大开发总体战略的国际支柱，旨在完善沿海开放与向西开放、沿边开放与向西开放相适应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其次，对于海洋方向的经营必不可缺少大陆腹地的战略支撑。近年来，中国周边东北、东南方向因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等形势趋紧，这些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的纷争却牵扯中国大量外交资源。如此一来，一种巨大的潜在风险是，由于过度重视东部方向，中国对其他地缘方向的战略风险可能会失之预判与防范。西部边疆之稳定尤其不能忽视。“西进”不等于偏废“东稳”，中国需要真正从“大周边”角度进行战略筹谋，按照东稳西进、力避两线的原则推动地缘战略实现“再平衡”。

　　第三，加大向西开放是中国施展全球大国外交的平台。比如，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然要从全球层面谋划。虽然中美在东亚的竞争日益明显，但若“西望”，中美在投资、能源、反恐、防扩散、维护地区稳定(如阿富汗)等方面的合作潜力较大。此外，随着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国加大对中亚、南亚等地区的外交投入，中国不能置之度外，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新姿态，与有关国家共同塑造该地区的安全与发展环境，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

　　可以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重要目标是，推动我国扩大向西开放，这是中国外交新棋局的关键组成，是中国版本的“再平衡”战略，它将对中国国家发展和对外关系全局产生深远影响。

　　（二）“南北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国外交的基本布局仍然是：“周边国家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大国关系是关键，多边是重要舞台”。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完善“金砖国家”等新兴多边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捍卫发展中国家权益等，是中国外交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凸显了中国对促进全球发展事业、应对“南北问题”的立场，也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责任和历史担当。

　　可以从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看待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从经济维度看，虽然未来10年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仍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和增速都处于上升势头，未来世界市场的增量将主要来自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平均增速分别为1.8%和6.2%，特别是非洲地区近年来在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世界经济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年均约6%的快速增长。从国际经济总量结构看，发达国家所占总体份额从2009年的53%降至2011年的46%；而同时期，“金砖国家”份额则从14%上升至20%。从发展趋势看，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提出，到2030年传统的西方国家(美欧日)在全球收入中的比重将从目前的56%下降到远低于50%。

　　与此同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在过去数年中出现了令人欣喜的重要变化，两者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显著增强，共同利益基础稳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为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巨大动力。2011年，中国与美欧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大约是10139亿美元，与东盟、中东、非洲、拉美国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贸易总额约为10937亿美元。由此可见，从我国对外贸易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几乎平分秋色。

　　更重要的是，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从未来一个时期看，增速和增量都还会显著上升。2001-2011年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长7倍，而我国对南亚和西亚地区的贸易额则增长31倍，占外贸总额比率从2%升至9%。过去7年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额高于中国外贸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从上述简要列举的几组统计数据足见我国同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增强经贸关系的巨大潜力和势能。

　　从政治维度看，能否牢牢立于并下大力气维护和巩固“发展中国家集团”是我国未来能否突破和平发展瓶颈期、实现民富国强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力量明显上升，国际力量对比朝着进一步均衡化方向发展，“西方七国”和“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趋于接近，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有望成为我国推进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抱团”意识也在增强。

　　但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一是大多数国家面临转型难题，发展失衡、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内生性问题十分突出，不少国家经济上开放，但相应的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严重滞后，形成“现代性梗阻”，外部世界的冲击非常容易演变为国家内部的动荡。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力图推动全球治理的“再规则化”，特别是在贸易、气候变化、能源等领域通过确立和应用新的国际规则来维护和巩固自身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新一轮规制。三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摩擦和矛盾有升温和更加复杂化的趋势，各自发展面临不同的困难和障碍，彼此竞争或合作动力不足的态势难以排除。

　　面对上述新的形势和现实，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国可以实现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整合发展动力，共享发展成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这是推动中国外交“战略转进”、实现中国和世界机遇“互转互化”的应有之义，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的必然要求。

　　结语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战略意涵，主要体现在为中国改革发展创造新动能、为中国外交转型提供新的助力、为中国实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再平衡”搭建新平台。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可带动解决一系列长期困扰中国外交和对外经济合作的难题，比如中国对西部邻国的外交投入不足、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能力不强、中国民间组织的在国外开展活动的本领不够，等等。“一带一路”的战略意涵，还体现在促进重塑中国民众的“世界观”和“发展观”，使中国人不再仅仅盯着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并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居于欧亚大陆东部的陆权力量，它也需要拥抱海洋、走向“深蓝”。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要义在于“整合”与“提升”，即整合沿线国家发展动力、强化自主发展韧性、更新“现代化”理念，并在此过程中提升我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经营对外发展空间的能力。应当看到，“一带一路”建设既是实现“整合”与“提升”的机遇，也面临着诸多复杂而又棘手的风险和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强化战略自信和战略审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