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赵明昊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29日《中国经济导报》。

　　“当今世界混乱无序，各国之间却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从而构成了种种威胁……新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方式把世界各地区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使人们从全球视角审视各种事件。种种不受任何秩序约束的势力是否将决定我们的未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新书《世界秩序》中提出，“基于‘美国共识’的国际体系面临诸多挑战，具有不同文化、历史和传统秩序理论的各个地区能够维护任何共同体系的合法性吗？”

　　基辛格之问，问出了在世界大变局之下，全球治理的核心难点所在。他认为，当今世界需要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但一批历史上素不相干、没有共同价值观、只认自己实力的实体更有可能带来冲突，而不是秩序。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所以如此具有象征意义，就是因为中美合作，反映了世界新秩序未成型之际，新旧力量达成共识和平衡的努力。习近平访美并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将超越双边关系，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中美能否如习近平所说“达成新共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治理水平能有多高、能走多远。

　　中美在构建世界新秩序中难免博弈

　　“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周期的代表，代表着一种经济模式、一套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一套全球化的秩序，是一个有生命过程的体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撰文认为，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拥有最大的经济规模、最强的军事力量、最多的盟友、美元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世界治理能力和经验。而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国家尚未统一，现代化程度不均衡，社会矛盾突出，在大国俱乐部中的地位还不巩固，处于“乍暖还寒最难将歇”的当口。

　　“中美关系正处于冷战结束之后新一轮重大转型的初期，又恰与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转型相互叠加。过去30多年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大逻辑是‘追随’和‘借势’，现在再国际化则强调‘重塑’和‘谋势’。在此情况下，中美关系的力量对比、基础支柱、战略环境和内在性质都在发生重要而微妙的变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赵明昊表示。

　　“今天，国际体系面临大挑战，WTO等全球层面贸易、投资机构吸引力下降，区域合作、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等成为趋势，中国也从产业链低端迈进中端，局部至高端。中美如何以开创性思维和具体行动来共建一个符合中美两国双边利益，同时也符合世界各国利益的新国际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发问。

　　“G2”最早是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提出的，他主张中美两国“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并使中国部分取代欧洲地位”。虽然中国并不赞同这种主张，但是美国智库的声音反映了美国决策者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双边问题，还是地区和全球性问题，美国已不能忽视中国的影响。

　　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上升，美中两国“同舟共济”，建立“生命共同体”，携手处理日益纷繁的世界性难题，这将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格局。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面临着共同塑造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历史重任。

　　“美国比较实力继续下降，用旧的手法应对国际事务难以为继，要想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将如何调整、又将如何影响秩序的变化？美国对中国这样一些后来者应采取什么姿态？”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在近期与基辛格的对话中表示，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容纳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新兴国家，后者也在参与其改革；但是在政治安全领域，美国仍然分割为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的“我们”和之外的“他们”。

　　“中美两国如何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不给对方带来压力？在我看来，这是战略性难题。”基辛格如是说。中美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关键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卡洛斯·马格里诺斯曾在人大重阳讲座上表示，全球公共产品至少包括和平与跨境安全，以打击国际犯罪；国际司法的权益与管理，例如，帮助防止和解决种族冲突、保护人权等；国际协作抗击流行病；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自由与公平贸易；知识传播；环境的可持续性等。“某种形式的全球治理是为了应对全球政府的缺位。”他表示。

　　智利驻华大使贺乔治表示，全球化使得商品、服务、资本、文化和人员跨境流动增强，但“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有效的机制来管理这些流动。”全球颠覆性变化令上世纪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面临压力，并导致出现全球公共产品长期供应不足的局面。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庞中英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代表新兴力量的中国仍然在继续努力参加现存的国际制度，但中国距离全面成为这类机构中占据和发挥与中国的世界大国国家地位一致的作用还有相当的距离，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标准和SDR（特别提款权）。

　　中国提出通过建立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提出“一带一路”，来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促进本地区及欧亚地区的经济融合，改革全球治理，但很快发现并非易事。

　　“如果控制全球治理机构的美国不同意、抵制和充满疑虑，全球治理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庞中英表示，美国仍然需要通过控制这些机构显示西方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因此竭力维持现状；但也正是美国对这些全球机构的失效、低效率、不作为、改革无进展、僵局等负有主要责任——“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这些全球机构的掘墓人，另起炉灶的行动很多，例如抛开WTO进行TPP和TTIP的谈判，拖欠联合国会费，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的国际干涉，美国国会不同意IMF改革方案等。”

　　“协调旧的全球治理力量和新的全球治理力量的框架就是G20。中国在2015年成为G20领导机构三驾马车的成员，2016年则将成为G20轮值主席国。G20达成协议要求改革现存IMF等全球性机构。”庞中英表示，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欧洲协调被视为是当代全球治理的历史起源，而21世纪的大国协调也将是21世纪全球治理的基础。

　　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演讲、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习近平强调，中国愿与美国携手应对重大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他提出，中美应该深化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G20等多边机制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全球性挑战上的沟通和合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助理陈文鑫认为，未来中美在深化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时，应重视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域”的治理，更应向规则制定方面深入。美国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颇多顾虑，担心中国挑战其领导地位，需要转变旧观念，中国也需提出一些新举措，双方逐步累积互信。

　　“如果世界上两个有影响力的大国能携起手来，人类应对全球挑战时的胜算将大大提高。”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联合主席约翰·桑顿表示。（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