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明昊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本文转自2月27日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公众号。

摘要

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的胜利标志着保守民粹主义的主流化成为美国政治的突出特征。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议程及其更加忠诚于特朗普的执政团队，将给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深刻变革，也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外溢性影响。特朗普试图开启的“新里根周期”，既可能令美国缓解沉疴痼疾、焕然一新，也或使美国陷入更为深重的对立和危机。考虑到西方多国出现的民粹主义转向，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国际秩序的冲击性、破坏力趋于增强。美国战略界在2024年大选期间展开的辩论值得关注，一些人士甚至毫不掩饰其在中国问题上的“里根式冲动”。“管理竞争”与“击败中国”以及“竞赢”与“速胜”等不同理念和主张之间的张力，对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具有重要影响。未来一个时期，“美强中弱”的实力对比格局难以轻易改变，但美国也有不少劣势，如国内分裂加剧、盟友疏离之忧、信誉损耗挑战等。中国需要从中长期的角度审视特朗普冲击，更加审慎、灵活地运筹中美博弈避免被美国的鹰派势力带入其制造的“竞斗漩涡”。

【关键词】特朗普；中美关系；美国外交；民粹主义；国家安全；大国竞争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复归”告终。2016年前后，作为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特朗普在美国政坛异军突起。迄今，特朗普仍坚持认为民主党在2020年大选中作弊，导致其连任失败。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共和党获得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此外，保守派势力在最高法院也居优势地位，特朗普因此有望成为美国最有权势的总统之一。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称，“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总统时，人们很容易认为，那是一种反常现象。现在看来，拜登担任总统才是反常的，特朗普开启了美国政治乃至整个世界的新时代。”特朗普新政府将继续秉持“美国优先”的核心理念，推行带有经济民族主义、交易主义、单边主义等色彩的政策。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哈罗德·詹姆斯认为，特朗普试图对美国的体制进行革命式的重塑，这可能会让美国深陷混乱，“必定会播散新一轮不满、抗议和阴谋论的种子。”

特朗普胜选标志着保守民粹主义的主流化成为美国政治的突出特征。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政策议程及其更加忠诚于特朗普的执政团队，将给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深刻变革，对于中美关系也将产生外溢性影响。特朗普提名的高级官员中有不少人士是对华“超级鹰派”，他们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特朗普新政府将强化对华打压，升级“全政府”“全社会”对华策略，在经贸、科技、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上采取强硬举措。在2024年大选期间，美国战略界围绕中美关系的“终局”等问题展开了新的辩论，一些人士宣扬“击败中国”的论调，试图对特朗普新政府施加影响。未来一个时期，中美战略博弈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势将增强。考虑到美国战略界认为未来十年是中美较量的“决定性十年”，我们需将特朗普冲击置于更长的周期、更宏阔的视角中加以审视，而如何应对特朗普新政府给中美关系、国际秩序带来的新挑战，对于运筹中美长期战略博弈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特朗普2.0”开启“新里根周期”？

探究特朗普新政府的执政理念，需要重视特朗普主义和里根遗产之间的密切联系。特朗普宣扬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标志性口号，实际上源自罗纳德·里根当年的竞选语言，里根曾在多次共和党全国大会演讲中使用这一表述。此外，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员经常谈及的“基于实力的和平”也是里根式话语，在198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里根借此阐述自己的国家安全理念和政策。在去监管、减税、限制大政府、强化制造业等方面，特朗普与里根拥有同样的政策偏好。特朗普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理念，在里根那里也能寻到踪迹。1980年里根的胜选，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对20世纪60年代反越战、民权运动等自由主义政治的回调，而特朗普的强势回归，则体现了美国对2008年奥巴马执政后左派政治潮流盛行的反制。里根被认为重塑了美国共和党及其保守主义政治，而特朗普则试图掀起另一场“革命”，美国正在进入一个保守主义的新时代。当然，如今的美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截然不同，特朗普所厌恶的全球化和全球主义，在里根时期还不算是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因而，在辨识特朗普与里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可以用“新里根周期”来描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执政理念和政策走向。

2024年美国大选表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共和党的政治理念更新、内部权力更替、选民基础重组都得以深入推进，这一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已变为“特朗普党”。特朗普的胜利虽然主要依靠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但非洲裔、拉美裔、亚洲裔等少数族裔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也呈现上升态势。换言之，美国政党权力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工人阶级认为民主党难以维护其利益，大量美国选民对所谓的进步主义理念和“觉醒自由主义”感到不满，阶级议题比族裔等身份政治议题更为重要。过去几年里，从经济数据看，拜登政府的执政表现并不差，如美国人均ＧＤＰ从7.1万美元上升到8.2万美元。但是由于通胀等问题，选民的经济体感较差，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较之特朗普第一任期更为困窘。此外，民主党在非法移民等选举优先议题上也难以占据优势。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展现出政治上更为成熟的特点，在堕胎等争议性议题上与激进派拉开距离，暂时掩饰了自己的“革命”倾向，从而有助于使其赢得中间选民的青睐。特朗普的这种成熟度也体现于其选择詹姆斯·万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曾经是共和党内“绝不接受特朗普”派别人士，他被特朗普选中体现出特朗普力图使自身政策理念主流化，强化其对共和党的掌控力。

实际上，特朗普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民主党的政策主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指出，美国政策的“特朗普化”越发显著，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很多主张都借用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部分政策，无论谁在2024年当选美国总统，胜利的都会是特朗普主义。最终，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强势回归，不仅赢得选举人票，而且成为20年来首位赢得普选的共和党人。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内华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关键州“由蓝转红”。特朗普不仅实现了对共和党的掌控，在其上台后，还将拥有共和党控制国会以及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的优势。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认为，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其将“拥有意识形态更加一致、经验更为丰富的高级官员”，能够抑制特朗普“破坏性冲动”的体制内职业官僚都已离去，特朗普可以更为顺畅和强劲地实施其政策议程。概括而言，特朗普将会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推进“新里根周期”，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

（一）推动“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兴起

与2016年作为政治素人赢得选举的“特朗普1.0”不同，“特朗普2.0”将拥有更为坚实的权力基础。特朗普高度重视扩张总统权力，力图全面改造美国政府体制，削弱以“多元、平等、包容”（DEI）理念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增强保守民粹主义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未来数年，美国的“特朗普化”既有理念和政策的支撑，也有更加忠诚于特朗普的执政团队加持。

“非自由主义民主”或将成为美国政治的新常态。在保守民粹主义思潮主流化的背景下，特朗普主义的制度化将会加快演进。传统基金会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围绕特朗普再次执政，牵头推动了一项名为“2025项目”的政策建言行动。“2025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罗伯茨称，特朗普的下一个任期是保守派拯救美国的最后机会。罗伯茨积极宣扬“第二次美国革命”的理念，主张通过全面、深入的政治改革捍卫美国的保守主义，他认为匈牙利欧尔班政府是“保守主义治理的样板”。民主党人士、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本·罗兹认为，“激进的共和党在国内拒绝自由民主，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等极右翼领导人的做法遥相呼应”，欧尔班曾表示要在整个欧洲建立“非自由主义民主”。“2025项目”是100多个美国保守主义团体和组织相关政策主张的“大合集”，这份长达900多页的文件杂糅了保守主义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看法。大量特朗普智囊、亲信和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要职的前官员参与了“2025项目”，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视特朗普再次执政的关切和目标。

第一，大幅扩张总统权力将是“特朗普2.0”的重要特征。特朗普将打击“异己派”，解构“行政国”，加大与所谓“深层政府”的对抗。“2025项目”宣扬“单一行政权理论”，其与特朗普强化总统权力的倾向是高度一致的，这将减少国会、司法等部门对总统权力的牵制。一些保守派法律人士如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对此予以支持。最高法院此前有关总统豁免权的判定，实际上也有助于特朗普扩张总统权力。

第二，特朗普重视执政团队对其本人以及特朗普主义的忠诚度。2017年特朗普开启第一任期时遭遇“人才荒”问题，缺少真正属于其个人的班底，共和党建制派掌控了很多政府重要职位。“2025项目”主张增强总统在人事上的任命权，注重识别和聚集高度忠诚于特朗普、能够执行“美国优先”路线的人士，为特朗普新政府效力。“2025项目”出资请甲骨文公司等机构建设了“总统人事数据库”，并对相关人士提前展开培训，使其能够在特朗普再次执政后顺利进入联邦政府履职。相较于第一任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对政府官员的政治掌控力将会增强。

第三，特朗普将大力改造美国官僚体系。“2025项目”提出有关拆解国土安全部、撤除教育部等方面的举措。特朗普重视增强对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的掌控，避免司法系统对其展开调查。特朗普也试图利用司法力量打击对手，对抗“左派激进主义”。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曾发布“Ｆ计划”行政令，该计划旨在使总统有权解雇公务员。“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还呼吁取消几乎所有对联邦政府公务员的保护措施。特朗普已任命埃隆·马斯克和维威克·拉马斯瓦米共同管理“政府效率部”，力图精简行政机构，减少政府支出。

第四，特朗普将着力削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化保守主义理念在美国的影响力。特朗普新政府将调整对美国白人不利的种族公正倡议，引导地方政府、企业、高校等机构弱化针对少数族裔群体的“多元、平等、包容”政策。此外，特朗普或会采取限制性少数群体权利的举措，打击“性多元政策取向”，抑制“跨性别主义”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特朗普新政府还将加大对美国边境的管控力度，推动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减少联邦政府用于救助贫困群体的社会福利支出。对此，民主党人士批评称，特朗普在执政的第一天就会成为“独裁者”，“2025项目”宣扬的极端政策主张将会摧毁美国的民主。

（二）强化美国的实力

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通过给美国企业松绑减税，鼓励个人自由和奋斗，让美国经济重新获得了活力。在放松监管、减少政府干预、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理念与里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宣扬一种“自由美国”的叙事。特朗普力图全面增强美国在制造业以及高科技产品方面的竞争力。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将推动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打击贸易欺诈行为并停止外包，在制造业方面将中国等其他国家甩在身后，确保关键产品供应链完全位于美国本土。为降低美国制造业的成本，特朗普重视释放能源潜力，宣称将废除拜登政府对美国能源行业不利的政策，并通过降低能源价格应对通胀等问题。特朗普表示，自己将在上任后一年内使美国能源成本降低一半以上。特朗普提名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担任内政部部长兼美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主席。国家能源委员会是新成立的部门，将负责美国所有类型能源的审批、生产、分配和监管。该委员会将通过简化监管、加强私营部门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维护美国在全球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的能源政策着眼于满足美国公司在人工智能、加密货币等领域的电力需求，有助于美国在高科技产业中保持领先优势。此外，特朗普也试图借助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有力地位打击国外对手。

为提升美国企业的活力，促使更多企业回流美国，特朗普力图大幅改革美国的税收体系。一方面，他计划对在美国本土生产产品的企业实施减税，将其税率从２１％降至１５％。特朗普宣称，将惩罚把就业机会和工厂转移至海外的行为。另一方面，特朗普希望加大利用关税手段，宣称将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１０％的关税，以大幅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促进本土制造业的发展。特朗普针对加拿大、墨西哥等特定国家，释放了增收更高水平关税的信号。此外，他还可能重启被拜登政府暂停的关税，包括对欧洲盟友豁免的钢铝关税。关税收入将被用于创建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高速公路、机场等大型基建项目。

在科技领域，特朗普新政府将放松监管，为美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研发和商业活动提供更大空间。特朗普称，他将废除拜登政府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行政令。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副总裁丹尼尔·卡斯特罗认为，这有助于美国公司加快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训练以及相关商业产品的推出。２０２４年１１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ＵＳＣＣ）发布的年度报告提出，美国政府和国会应推动一项类似“曼哈顿计划”的项目，为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数据中心领域的美国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在军事安全领域，特朗普信奉“基于实力的和平”理念，重视强化美国的军力，构建更为坚实的威慑力。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负责撰写《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纳迪亚·沙德罗倡导采取“优势战略”，其重点包括增强美国的防务工业基础。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和防务政策项目主任科里·沙克认为，特朗普可能会采纳一些共和党议员的建议，将美国国防开支占ＧＤＰ的比例提升至５％以上。美国史汀生中心高级顾问杰夫·威尔逊也认为，特朗普新政府将引发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美国将加快核武器库的现代化，加大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的生产和部署，甚至考虑在战争中展开“有限的”核打击。

（三）奉行更为强势的单边主义

从“2025项目”、共和党政纲以及“议程47”等文件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取向仍是“美国优先”，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色彩或将更为浓厚。塔夫茨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德雷兹纳认为，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在二战后创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在反噬美国，“特朗普2.0”将加速“美国例外论”的终结。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奥布莱恩称，美国优先并非美国孤立，特朗普认识到，外交政策要获得成功需要与其他友好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联合起来，特朗普并不是“敌视联盟的孤立主义者”。他进而认为，如果特朗普连任，带有杰克逊风格的现实主义将会回归，华盛顿的朋友将更加安全、更加自力更生，而它的敌人将再次畏惧美国的力量。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还会关心世界事务，但其着眼点是美国自身的利益，因而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孤立主义”。特朗普不愿看到美国为其他国家或全球事务付出巨大资源，但会以更为强势的单边主义方式谋求美国的国际利益，特朗普对“狂人理论”的认同将使其外交政策更具胁迫性。

值得注意的是，较之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相对于其他七国集团国家的实力优势更为突出，且特朗普在西方国家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盟友。特朗普相关理念和举措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或将上升，这可能致使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国际秩序的冲击性、破坏力趋于增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强调从里根到特朗普事实上是“一脉相承”，他认为特朗普会成为全球舞台上实力强大的人物，可以带领自由世界在“第二次冷战”中获胜。特朗普将要求美国盟友进一步增加军费开支，以降低美国在维护全球安全方面的负担。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称，对于那些不能满足军事支出要求的北约盟国，他将鼓动俄罗斯对这些国家为所欲为。特朗普寻求尽快解决乌克兰危机，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这场冲突中也负有责任。特朗普还承诺推动俄乌谈判，“要求它们接受停火协议，将冲突冻结在现有的领土边界线上，并将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作为向双方施压的筹码。”在中东地区，特朗普也试图扩大《亚伯拉罕协议》，将沙特纳入其中。他还会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压力。2024年10月，特朗普声称以色列应先打击伊朗的核设施。正如伊恩·布雷默所言，“特朗普的回归将带来一个地缘政治动荡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时期。”

此外，特朗普对多边主义存在一种“深刻的怀疑甚至是仇视”，其新政府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作用的意愿将会减弱，他对美国的国际援助政策也会进行调整，并将从大国竞争视角看待美国对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特朗普提名共和党籍众议员爱丽丝·斯蒂芬尼克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然而斯蒂芬尼克却一直是联合国的严厉批评者，这一提名表明特朗普新政府在联合国将采取更为好斗的姿态。特朗普对气候变化问题也秉持极为消极的态度，承诺执政后将让美国政府再次退出《巴黎协定》。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此举势必给国际气候治理带来新的严重冲击。未来数年，特朗普主义的盛行将会进一步侵蚀美国全球主义的根基，国际多边主义机制受到的挑战势必趋于强化。

二、特朗普新政府对华政策前瞻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提及中国，吹嘘自己在第一任期的对华强硬政策，宣称美国必须确保赢得与中国的竞争。特朗普核心政策团队成员的对华认知较为负面，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构成“真正的威胁”。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对于特朗普核心圈子中的很多人而言，应对中国挑战的唯一正确和爱国的方式就是强硬反击。”在特朗普提名的新政府高级官员中，有不少人属于对华“超级鹰派”。例如，被提名担任国务卿的马克·卢比奥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他是古巴裔移民之子，长期坚持“反共”立场。有美国学者认为，对于卢比奥而言，“中国就是古巴。”卢比奥在美国国会多次推动打压中国的法案，在台湾、香港等问题上对华进行挑衅。他还曾与蔡英文和赖清德会面，其政治导师伊莲娜·罗丝—雷提南与台湾地区当局的关系也非常密切。2024年9月，卢比奥发布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在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大对华施压。

另一位“超级鹰派”是被特朗普提名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迈克·沃尔兹。他出身“绿色贝雷帽”，即陆军特种部队，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长年深耕国防、反恐等国家安全政策领域。沃尔兹被认为是美国国会中对华立场最强硬的议员之一。2023年，沃尔兹在参加大西洋理事会的活动时表示，美国与中国已处于冷战之中，中国的目标就是“取代二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西方领导的世界秩序”，且中国是美国历史上从未碰到过的对手，拥有取代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2024年11月，沃尔兹发文指责拜登政府的对华接触行为，称美国应迅速结束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以聚焦来自中国的更大威胁。美国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认为，虽然特朗普并不认同“超级鹰派”最极端的看法，但仍会接受其中相当多的观点，“如果他认为中国让他显得软弱或愚蠢，他就很容易被说服去支持一些最具挑衅性的观点和行动，以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国内支持率。”

显然，无论是从对华认知还是团队构成维度看，特朗普新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基调将以聚焦竞争、主张强硬为主。概要而言，特朗普新政府或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华加大打压。

（一）经贸领域

特朗普新政府将以“战略脱钩”理念为主导，对华展开新一轮关税打压，进一步减少美国对华经济依赖。特朗普曾在第一任期发起“贸易战”，对2000多类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并在贸易政策安全化逻辑的基础上构建排斥中国的新规则体系。在2024年竞选期间，特朗普表示，关税是英语中最美的词汇，是对中国等其他国家施压的有效武器，可借此推动制造业企业回流美国，为美国民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特朗普的核心智囊罗伯特·莱特希泽在其所著《没有自由贸易那回事》一书中妄称，中国是美国面对的“最大地缘政治威胁”，应推动美中两国经济的“战略脱钩”。特朗普更扬言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50—60％的关税，对中国企业经墨西哥转口输入美国的电动汽车等产品征收100—200％的关税。

此外，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也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成为现实。近年来，多位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这一动议，如卢比奥于2024年9月就提出了《非永久与非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莱纳尔称，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侵蚀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并将就业机会转移至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2024年5月，被特朗普提名担任贸易代表的贾米森·格里尔公开提出这一主张，认为此举将使美国公司进一步减少在中国的投资，进而弱化中国对这些公司的“经济胁迫”。格里尔曾担任莱特希泽的幕僚长，他还主张限制中国商品通过转口贸易进入美国。此外，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也建议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对华重启年度审查机制，其认为这将使美国在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方面拥有更多筹码。据预计，如果取消这一待遇，中国输美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可能会接近60％，相当于1980年之前美国给予中国商品的关税待遇。

为促使全球供应链与中国剥离，特朗普新政府将打造以美国为中心、压制和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体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国务院曾推出“经济繁荣网络”机制，推动他国与美国对华“协同脱钩”。特朗普新政府可能会重启这一机制，或实施其他类似安排，进一步从多边维度重塑中美经贸关系，诱导国际市场调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为对华“战略脱钩”造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前副贸易代表温迪·卡特勒提出，特朗普新政府应推进“反规避”调查，强化现有贸易协议的原产地规则，减少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中的“中国含量”，与盟友合作建立针对中国在第三方投资的审查程序。

（二）科技领域

特朗普新政府将升级对华“科技冷战”，强化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优势，进一步限制中美科技领域的人文交流，并要求盟友加大对华科技封堵。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发起了“清洁网络”计划，针对华为公司等中国企业进行极限打压，开启了“科技冷战”。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态势，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面加码对华施压。对于强化与中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共和党和民主党存在高度共识。美国对于中国创新能力不断增长的趋势感到担忧。2024年9月，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发布报告称，中国在核电、机器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拥有或接近全球领先水平。该基金会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称，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体系具有“真正的优势”，“中国不是一条小龙，而是一条喷火的巨龙”，中国可能在１０年左右的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先进国家。

在此背景下，科技竞争将被特朗普新政府视为中美博弈的核心领域，其高度重视中美围绕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生物医药创新、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等方面的较量。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的娜扎克·尼卡赫塔尔表示，特朗普新政府将通过扩大“实体清单”等方式强化对华出口管制，阻碍中国企业和研发机构获取人工智能芯片等先进技术产品。加强对敏感数据、平台算法等无形商品的出口管制，也会是美国对华科技政策调整的方向。特朗普新政府还将完善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金融资本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支持。此外，美国还可能采取更多措施阻止中国产成熟制程芯片、智能网联汽车等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旨在削弱中美科技人文交流与合作的“中国行动计划”也很可能会被重启，借以严查美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所谓涉华安全风险。特朗普新政府还可能推出升级版的“清洁网络”计划，要求美国盟友在“科技冷战”方面进一步跟随美国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大选期间，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知名硅谷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等人向特朗普提供了巨额政治献金，为特朗普赢得大选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科技界精英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加之当选副总统万斯以及其他高级官员都具有硅谷的背景，特朗普新政府的对华科技打压将更具“全社会”特征，即在推进“科技冷战”方面增强官方与民间力量的融合。此前，特朗普提名雅各布·赫尔伯格担任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赫尔伯格是典型的“技术鹰派”，宣扬美国与中国正处于冷战之中，主张加强科技界与美国政府的联动，共同压制中国的技术崛起。2023年，赫尔伯格曾牵头创立了“山谷论坛”机制，旨在加强科技界精英与美国国会议员之间的沟通，其中如何有效强化对华“科技冷战”是该机制主要关注议题。

（三）地缘政治领域

特朗普新政府将持续推进旨在加大对华围堵的“印太战略”，增强对华军事安全遏制，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或对中国采取新的挑衅举措。美国官方正式推出“印太战略”是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过去几年里，拜登政府不断升级“印太战略”，特别是强化美日印澳、美日韩、美日菲、美英澳等小多边机制，借助俄乌冲突因素推动欧洲与印太地区盟友之间的联动。特朗普提名黄之瀚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此人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印太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主张对中国实施“挤压”战略、加强美台关系、打造更为紧密的盟伴关系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特朗普新政府的“印太战略”可能不会继承拜登政府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其重点在于增强对华军事威慑、扩展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前沿存在。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其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诸多消极做法，如公布“六项保证”、增加对台军售、派遣内阁级官员访台。特朗普存在对华打“台湾牌”的想法，试图借此迫使中国大陆在经贸等问题上对美做出妥协。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及其幕僚对台湾问题的表态相对谨慎，在美国是否武力护台问题上态度模糊。特朗普也批评台湾地区在芯片产业方面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称台湾地区应向美国增交“保护费”。然而，我们不应忽视特朗普新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举措的可能性。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鼓吹美国应给予台湾地区正式的“外交承认”。一些特朗普政策团队的核心人士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转向“战略清晰”。例如，迈克·沃尔兹就称，美国须明确保卫台湾地区的承诺，并将之作为针对中国大陆的威慑措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罗伯特·奥布莱恩也称，美国应加大对台湾地区的军事支持。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甚至表示，如果大陆对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将在经济上采取严厉惩罚措施，对中国商品征收150％—200％的关税。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德里克·格罗斯曼认为，特朗普曾在2017年重振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这表明他并不排斥寻求应对印太地区挑战的多边解决方案。鉴于特朗普关注大国竞争，他很可能会维持拜登政府时期得以扩展的印太地区小多边集团，甚至可能建立新的机制。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在南海政策上放弃了对领土海洋争议持中立立场的原则，转而为菲律宾等声索国站台，支持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做法，并通过在菲律宾增加美军部署、与越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纠集盟友在南海地区联合巡航等举措，强化对华施压。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其南海政策不会从美国现有立场上后退，将从总体对华战略目标出发，继续赋予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处理南海问题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加强多边军事演习、深化海警合作、在相关声索国部署中程导弹等方式对中国示强。

（四）意识形态领域

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民粹主义体现了美国意识形态版图的深刻变化。在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激烈指责“民主社会主义”和“激进左翼”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攻击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倾向于“社会主义”。围绕在特朗普身边的谋士以及被他提名出任高官的人士，很多具有严重的对华偏见，有些人甚至抱有“反共”情绪、秉持冷战思维。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高官多次发表“反共”演讲，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共产党，宣扬“共产主义中国”对美国和所谓“自由世界”构成威胁，积极推进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反共”运动。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武器化特征日益突出，对中美围绕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博弈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特朗普本人并不赞同对华实施所谓“政权更迭”策略，也不像民主党人那样把自由民主挂在嘴边，但他可能会利用人权和意识形态鹰派人士对华施压，借以迫使中国方面在其他政策领域对美做出让步。此外，特朗普新政府或将进一步限制中美之间的文化和社会交往，反制所谓的中国“影响力行动”。近年来，不少共和党鹰派人士炒作中国对美国政治和社会渗透干涉、破坏美国公民言论自由、传播中国价值观等问题，主张在文化、教育、新闻等方面管控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特朗普新政府可能将以反间谍、反情报行动为抓手，对中国在美相关机构和个人加大审查，相关打压行动或向美国地方和基层延伸。未来数年，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氛围或将进一步增强，恐对中美人文交流形成“寒蝉效应”。此外，特朗普新政府或在国际上展开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打压，通过“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等旨在开展“政治战”的机制，纠集澳大利亚、波兰等盟友共同应对所谓的中国“虚假信息行动”。

需要强调的是，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在涉华表态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两面性，特朗普新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仍具有交易主义的特征。他称，自己可与中国很好地相处，中美关系友好发展对双方有利，他也尊重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但当中国利用美国时，我们就无法拥有这种关系，而这正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中表示，他提前宣布大幅加征关税，也是为了吸引对手同他接触谈判。被特朗普选为商务部长的亿万富翁投资人霍华德·卢特尼克声称，特朗普实际上“想与中国达成协议”，并将有选择性地使用关税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2024年7月，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称，他欢迎中国车企在美国投资建厂，这表明，特朗普对能够帮助他实现经济目标的中国投资持一定的开放态度。我们应当看到，维护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防止两国陷入严重军事冲突，对于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推进其变革议程、打造个人政治遗产至关重要。从特朗普新政府的团队构成看，特朗普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需要“在其交易本能和顾问们严苛的意识形态倾向之间做出关键抉择”，特朗普既会被拉向更加好斗的方向，也可能被拉向更加务实和交易性的方向。因此，特朗普再次执政后，运筹中美关系仍然存在值得重视的机会和空间。

三、运筹中美长期战略博弈

“新里根周期”这一概念对于探究特朗普再次执政之际的美国对华战略走向也具有重要意义。在2024年大选期间，伴随着两党候选人的激烈较量，美国战略界围绕如何应对中美长期博弈、什么是中美关系的“终局”等议题展开了新一轮辩论。一些美国政策界人士甚至毫不掩饰其在中国问题上的“里根式冲动”。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国防部长的薛瑞福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卜大年提出，中美已处于“新冷战”之中，美国若想要获胜，就需要加强总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直接领导，特朗普应在制定和领导对华战略时借鉴里根总统应对苏联的战略，如里根时期的“第75号国家安全政策指令”（NSDD-75）。

2024年4月，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马特·波廷杰与前国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共同撰文称，美国需要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增强美国的军事威慑力，削弱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组建更为广泛的对抗中国联盟，美国必须赢得而非管理对华竞争。他们还提出了具有“政权更迭”意味的政策建议。对此，其他美国学者提出质疑。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如松认为，波廷杰和加拉格尔宣扬的做法可能导致中美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失控，这种不负责任的战略也无法得到美国盟友的支持。康奈尔大学政府系教授白洁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詹姆斯·斯坦伯格称，波廷杰和加拉格尔是以一种拥抱冷战的方式追求虚幻的胜利诉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保罗·希尔认为，波廷杰和加拉格尔对于中国挑战存在错误认知，夸大了中国的战略雄心。

这一辩论表明，美国战略界日益注重从长期竞争的角度筹谋应对“中国挑战”。时间维度对于认识和应对大国博弈具有重要意义。拜登政府明确提出，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中美较量将迎来“决定性十年”。考虑到中国方面制定了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2025年至2035年这十年对于中美关系的走向至关重要。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如何推进对华政策，将对更长时期的中美博弈产生关键性影响。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德兹称，美国拥有在冷战中与苏联展开长期竞争的经验，面对当前与中国、俄罗斯等对手的较量，美国需要找回这一“艺术”，充分理解“时间的战略重要性”，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增强美国的不对称优势。布兰德兹强调，美国也需要更好地认识“对手如何将时间作为武器”，如中国试图让亚太国家相信美国终将在该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认为，美国和中国都是单一全球体系中的核心力量，两国几乎在所有领域争夺领导权，双方将被迫在长期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两国需着眼于弥补自身弱点、培养自我优势，以展示其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优越性以及全球领导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界和政策界人士也试图从“战略相持”这一带有时间意涵的概念出发，思考中美之间的长期博弈问题。

从前文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特朗普冲击并非一种短期现象，它给美国自身以及国际秩序带来的深刻影响，是思考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博弈问题时必须加以审视的重要因素。特朗普的再次执政或将促使美国进入“霸权躁动期”，美国对国际秩序演进的破坏性影响将更趋凸显。英国财政部前国务大臣、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吉姆·奥尼尔认为，关税无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减税则将引发通胀，驱逐移民会使美国失去人口优势，特朗普的经济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此外，美国经济发展还面临债务规模膨胀等结构性难题，美国内部的族群、阶层矛盾趋于深化，国内政治“极化”料将加剧。美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也将更趋消极。未来十年，美国或将进入更加躁动不安的阶段，其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国际领导意愿和能力的弱化等因素，将使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言行更为敏感，其对华战略中对抗性的一面或将更为突出。

在“特朗普2.0”的影响下，国际秩序或将呈现“震荡重构”的特征。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何天睦等人认为，世界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所谓“新中世纪时期”，这是中美博弈的大背景。“新中世纪时期”的特征是国家衰弱、社会分裂、经济发展失衡、非传统威胁上升以及战争的非正式化。从工业时代向“新中世纪时期”的过渡，比中美之间潜在的权力转移更加危险。中美两国的竞争将在国际秩序高度混乱、国家合法性和能力下降、国内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展开。这些因素与19世纪、20世纪工业化时期民族国家所经历的截然不同，因此需要新的理论和范式来应对中美博弈。未来十年，国际秩序的碎片化乃至“丛林化”特征将更加明显，中美关系的整体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将继续深化，经济全球化动力趋弱。“第四次科技革命”等因素也将对国际政治带来新的复杂冲击，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必将改变国家安全和大国博弈的底层逻辑、表现形式和治理路径。2035年前，国际格局或将呈现“一超多强”的特征。美国将占据“一超”而不能“独霸”的地位。欧洲、日本等国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中等强国如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西等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持续上升。高技术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也会成为地缘政治的“核心玩家”，我们需要通过“技术之极”等新的视角看待世界之变。无疑，中美博弈将在一个深刻变革的国际秩序中展开。

未来十年是中国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时期。只要中美关系不破局、不爆发战争，中国就能在综合实力方面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这个阶段也将是一个带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的过程，中国面临的“爬坡过坎”挑战会更加突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感也将不断上升，双方在经济、技术、安全、意识形态、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矛盾更趋尖锐。美国对华打压将持续走强，在台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较量也将更为激烈，中美陷入冲突的风险不容低估。事实上，美方也在加紧针对这种潜在的“摊牌”风险做准备，包括制定更有力的制裁战略，将经济外交与军事规划相结合等。中国须为应对与美国更为激烈的斗争做好准备，全力维护国内经济和社会稳定，更加精细地完善亚太地区战略，不断加强中美危机防范和处理，并善于跳出中美关系而在全球层面运筹对美博弈。随着国家综合实力上升，中国运筹、引导、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也会进一步增强。

中国需要保持自信、把握大势、着眼长远，为自身发展壮大争取更多时间、更大空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为此，中国需要在深入认识特朗普冲击本质内涵的基础上，以长周期视角筹谋如何应对中美战略博弈。

第一，抓住全球化受阻但区域一体化加速的机遇，稳固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特朗普新政府的关税攻势以及美国重塑全球供应链的举措，并不会导致全球化的终结。一种具有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全球化，更注重应对安全风险和分配问题的“慢全球化”正在呈现。中国需要顺应这一新态势，利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阻挠其实质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困境，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向纵深发展。中国需要推出更多单边开放举措，促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落地，并推动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相关谈判。我们也可借助欧洲方面对特朗普再次执政的紧张心态，为中欧关系的转圜增加动力，强化中欧经贸合作的稳定性。此外，我们更要维护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全力破解美国在经贸上对华孤立、打压和“断链”的图谋，确保自身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这也是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压力的底气所在。

第二，在开放中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应对美国对华“科技冷战”压力。在美国不断强化对华出口管制等举措的背景下，加强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性是中国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战略支撑。中国须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拓展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体系紧密结合，全面发掘中国的市场优势，适当降低技术产业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加大中国与欧洲、日本、韩国等先进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吸引更多国际科技人才，跳出中美关系与美国展开“外线博弈”。中国也须努力减缓美国在芯片等关键领域对华推进“脱钩”的速度，阻滞美国构建技术遏华包围圈的节奏，为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攻关争取更多时间。中国可倡导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建设，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通过推动制定“全球数字信任与合作准则”“全球创新链协定”等具体举措，打破美国对华“数字围剿”。

第三，利用各方对美国国家实力和国际信誉的质疑，深入把握欧洲等国对“战略自主”的追求，经营好“新中间地带”。在国际格局的复杂转型之下，需进一步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发挥好中俄在地区和国际秩序中的“稳定锚”作用。虽然美国力图拉欧制华，但欧洲国家对美并不会亦步亦趋，欧美在经济、科技、安全、金融等领域的矛盾复杂难解。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欧洲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可能还会继续增强。在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问题上，欧洲与美国的差异很深，中国须进一步重视与欧洲的战略沟通，切实把握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走向和影响，制衡美欧联合遏华阵营的形成。日本、印度等国虽然支持美国强化对华压制，但并不认同美国与中国展开激烈对抗的做法，中国同样须努力缓和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此外，我们还需要重视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的作用，善于借助它们对美国形成牵制。与此同时，中国也要注重扩大由中等强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构成的“新中间地带”，增强中国对美博弈的战略纵深和灵活性。

第四，注重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加大战略运筹，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制度性权力”，促进中美竞合关系的发展，增强对中美关系的塑造能力。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角度谋划中国对美战略博弈，既有现实紧迫性，也有长远必要性。未来十年，既是中国国家实力积累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推动国家实力向国家影响力转化的重要阶段。虽然特朗普新政府对全球治理态度消极，但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流行性疫病等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特朗普新政府具有重单边轻多边、重化石能源轻清洁能源、反对气候治理等政策倾向。对此，中国宜深入谋划新形势下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布局、路径、原则和重点，进一步从全球战略布局层面运筹中美关系。中国还要坚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积极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在国际社会充分发挥格局塑造力、议程引导力和规则影响力。这不但有助于应对美国构建遏华阵营的图谋，并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支持力量，也有助于中国对美展开更加有力的“体系性博弈”。中国可借助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这一政策议题，探索中美“竞争性合作”（co-opetition）的新模式，以增强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第五，加快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打造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从台海、南海、东海、中印边境四面联动的角度做好处置严峻军事危机的准备，进一步主动塑造周边安全态势。在军事安全领域，我们须警惕美国鹰派逼迫中国“开第一枪”，防范特朗普新政府在台湾等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举措。面对特朗普新政府带来的挑衅，中国应继续以坚定不移的政策宣示和相关外交、军事行动加以应对，同时要注意有利有节。美国鹰派势力妄图用一场可控“冲突”阻断中国的崛起进程，包括挑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爆发军事冲突，这些因素都会增大中国的战略压力。中国须切实构建战略威慑力量，同时注重加强中美危机管控机制，严防中美两军一线“擦枪走火”。南海问题是美国对华遏压的重要抓手之一，中国需着眼于守护和平、发展、合作的周边环境，兼顾维护主权安全与保障周边稳定的平衡，管控好与邻国的矛盾分歧，避免升级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对抗或冲突，不给美国在中国周边制造动荡的机会。中国也应继续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框架建设，依托“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下更大力气做好合作共赢的“加法”，按照自己的重点和节奏深耕周边、经略亚太，构建有助于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安全的亚太地区秩序。

结语

从前文阐述可以看出，特朗普的再次执政旨在推进一场保守主义“革命”，这一“新里根周期”对美国自身、国际秩序以及中美关系的深刻影响值得高度重视。由于这是特朗普最后一次担任美国总统，他没有连任压力，或将更为肆意地推进落实“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打造自身的政治遗产。然而，特朗普的执政之路也存在不少挑战和不确定性。例如，其“扩权”行动势将遭致美国民主党和国内自由派人士的反对，其诸多政策议程势必引发内部纷争，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将持续加剧。特朗普的政策主张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加征关税、减税和大规模遣返移民或将导致美国的经济挑战更为突出。特朗普的执政团队内部亦有分歧，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硅谷科技精英与以班农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势力之间能否和谐共处仍是未定之数。概言之，特朗普试图开启的“新里根周期”，既可能令美国缓解沉疴痼疾，也或使美国陷入更为深重的对立和危机。

从中美关系维度看，特朗普冲击意味着美国自身以及国际秩序的复杂转型，中国需要应对一个更为躁动的美国，中美关系将被置于更为动荡的全球战略环境之中。美国战略界在2024年大选期间展开的辩论值得关注，“管理竞争”与“击败中国”、“竞赢”与“速胜”等不同理念和主张之间的张力，对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具有重要影响。中国需要从中长期的角度审视特朗普冲击，更加审慎、灵活地运筹中美博弈。特朗普本人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其并不愿看到中美陷入严重冲突，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仍有实现中美关系再平衡的机遇。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超级鹰派”试图影响特朗普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美博弈的风险性也将升高。一些美方人士试图复制“里根式的胜利”，利用长期竞争和对抗弱化中国的国家实力，限制并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像当年美国对苏联那样实现针对中国的“不战而胜”。

中国需要在深入探究特朗普冲击的基础上，思考如何运筹中美长期战略博弈，关键在于明确认识和牢牢把握中国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进而确定处理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目标和长期目标。我们要避免被美国的鹰派势力带入其制造的“竞斗漩涡”，不断提升中国对美战略思维的自主性、战略目标的清晰性、战略谋划的周密性、战略执行的坚定性。与美国的博弈，不仅需要中国持续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还需要着力锻造大国博弈的“核心能力”，如利益协调与整合能力、制度构建与优化能力。未来一个时期，“美强中弱”的实力对比格局难以轻易改变，但美国也有不少劣势，如国内分裂加剧、盟友疏离之忧、信誉损耗挑战等。美国对华压制具有“似攻还守”的特征，中国既要不惧美国的战术攻势，也要看清美国的战略守势。概言之，运筹中美长期战略博弈，须妥善处理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稳定与进取、合作与竞争这四组关系，持续做好“补短板、强弱项”的工作，从而为应对更为激烈、复杂和高风险的中美博弈做好各方面准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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