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明昊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2022年9月1日澎湃研究所。

9月，美国和其他13个印太地区国家将在洛杉矶举行“印太经济框架”（IPEF）部长级会议。据悉，各方代表将就数字经济规则、供应链安全、清洁能源、税收和反腐等议题展开磋商。

“印太经济框架”由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5月访日期间宣布启动，此后，相关国家的部长级官员已经举行多次视频会晤或非正式磋商。显然，拜登政府打算以快节奏推进其进程。

目前“印太经济框架”有14个成员国，除了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美国的核心盟友之外，还包括东盟地区的7个国家。用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该机制是“独立于中国的安排”，旨在为相关国家提供“不同于中国的方法”，“有效反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换言之，“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针对中国展开地缘经济竞争的重要抓手。

不仅如此，“印太经济框架”还是美国力图构建的“新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部分。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宣扬国际经济体系必须更加重视国家安全和价值观因素，并试图推动一种“俱乐部式的全球化”，而其对中国的排斥和压制则是显而易见的。

“俱乐部式”的全球化

实现与中国在经贸、技术等领域的“部分脱钩”，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目标。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不仅自身针对中国展开贸易战和“技术冷战”，还通过所谓“经济繁荣网络”“清洁网络计划”“敏感技术多边机制”等具体安排和行动，推动包括亚太地区国家在内的世界多国在对华“脱钩”方面与美国进行协同。

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并以更多的实际举措落实供应链重塑战略，例如建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等新机制，发起“印太经济框架”“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等倡议，力图在经济层面构建更紧密的对华施压阵营。

在这一阵营中，价值观因素甚为重要。2021年2月，拜登签署发布有关供应链问题的总统行政令，称将在建立有韧性的供应链方面与“与我们共享价值观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密切合作，以“促进集体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加剧了这一态势。美国试图通过“捆绑中俄”的策略，进一步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增强相关国家与中国“脱钩”的意愿和动力。

战争爆发后，美欧即对俄展开全面的“经济战”，试图通过空前严苛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将俄驱赶出世界经济体系。目前参与对俄制裁的30多个国家，经济总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Wally Adeyemo）宣称，制裁已经使俄罗斯耗损了过去15年的经济发展成果，今年其经济至少会萎缩10%，而这将破坏俄军事工业复合体及其供应链，拆解俄战争机器。另据统计，迄今已经有超过1000家西方跨国企业退出或削减在俄业务。

至此，经济与金融制裁已经成为西方与俄冲突中一条至关重要的战线。在这一过程中，全球供应链遭到人为割裂，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则被“武器化”，价值观壁垒日益成为重塑全球经济关系重要因素。

在美国财长耶伦（Janet Yellen）看来，俄乌战争改变了世界经济前景，不仅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发生变化，国际合作的理念也将有所调整，经济问题将越来越难以独立于国家安全等更广泛的国家利益考量。她明白说，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将影响世界对中国的态度。美国试图加快推动一种“俱乐部式”的全球化，也就是耶伦所谓的“新型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强化美国及其伙伴国之间的经济纽带的同时，将俄罗斯、中国等对手排斥在外。

有关制裁的“军备竞赛”

所谓“新型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具有排他性，还有突出的强制性，也就是说，中国未来或面对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更大的制裁压力。

上文提到，西方对俄的“经济战”已成为俄乌冲突中的重要一环。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对俄多边制裁体系，旨在大幅削弱俄的经济实力和战争能力。例如在美国主导下，七国集团（G7）组建了“制裁俄精英、代理人和寡头”特别工作组，并联合开发资产监控及制裁技术，以确保联合制裁行动的效力。

此外，为了削弱俄罗斯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美国全力支持欧盟在能源供应上“脱俄”。欧盟提出在2027年前停止使用俄石化能源，美国除了增加对欧出口天然气，还鼓励后者扩大与海湾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以填补市场空白。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副主席香农·奥尼尔（Shannon O’Neil）认为，如果“经济战”能够成功迫使俄军撤退甚至普京下台，那么毫无疑问它将改写21世纪的美国大战略，未来美国或将围绕经济制裁而不是武器发动“军备竞赛”。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许多亚太国家参与了对俄罗斯的“经济战”。在华盛顿的促动下，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均宣布对俄采取经济、技术和金融制裁举措，并就此与美国进行协调。在某种程度上，这既是一次对美国在亚太的盟友的压力测试，也是未来对其他大国采取多边制裁行动的预先演练。

剥离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

毫无疑问，“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新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支柱。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夺取对亚太经济的主导权，是美国对华“竞而胜之”（outcompete）的关键所在。

一方面，美国在亚太有重大经济利益。据美方统计，2020年美国与印太的贸易额达到1.75万亿美元，“支撑了超过300万个美国的就业岗位，美国国内约9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源自印太地区。未来数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将由印太地区驱动，它的影响力只会越发增强”。

另一方面，美国认为自己的亚太主导权受到了中国的挑战。在美方看来，中国发展与亚太国家紧密的经贸关系，以此为手段削弱美国同盟体系的内在凝聚力，对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美国盟国实施所谓“经济胁迫”。此外，它还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亚太输出“中国发展模式”。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地缘经济影响力也会因之而受损。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借此渲染所谓“供应链安全”等问题，鼓动亚太国家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印太经济框架”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旨在形成对华经济施压的新机制，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方面促使亚太与中国剥离，进而消解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印太经济框架”聚焦经济互联、韧性经济、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四大目标。具体而言，美国将借此平台推动芯片等关键产品供应链的集体监测和信息共享，设立供应链预警机制，评估和完善相关物资的战略储备，改善与供应链韧性相关的基础设施。

此外，美国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作为印太经济战略的聚焦领域，拟以《美墨加协议》《美日数字贸易协议》等既有协议为基础，推动与亚洲盟友及伙伴的数字贸易谈判。

再者，美国加大对印太基础设施方面的关注和投入力度，注重利用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力量强化对华竞争优势。2015年以来，美日印澳（QUAD）为印太基础设施投入的政府资金超过480亿美元，在可再生能源、电信、道路、水资源等领域实施数千个项目，涉及30多个国家。拜登上台后还特别筹建了一个“四边机制基础设施协调小组”，进一步整合相关资源。

值得关注的是，“印太经济框架”还包括构建多边出口管制体系的意图。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公开表示，美国将就限制向中国出口“敏感”产品加大与日韩等国的协调力度。7月，美国和日本举行“经济版2+2”会谈，双方建立“经济政策协商委员会”，核心任务之一即是确立新的先进技术出口管制安排。

冷战时期，美国曾构建“巴黎统筹委员会”，实施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管制。有分析认为，美国有可能打造新版的巴黎统筹委员会，而这一次，其矛头将对准中国。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