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赵晋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12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海关总署12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37.96万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下同）持平。其中，东盟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前11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8万亿元，增长0.1%，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3%。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外贸形势？为何中国-东盟贸易能实现稳步增长？日前，在由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广州论坛上，21世纪经济报道围绕上述问题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进行了专访。

赵晋平。资料图

“南高北低”的外贸结构或将持续

《21世纪》：你如何看待当前全球货物贸易形势？

赵晋平：今年全球经济复苏未达预期，全球货物贸易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风险，二者息息相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的报告中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保持在较缓慢的3%，但是基于今年以来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变化，对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趋势下调到2.9%。然而，近20年全球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3.8%左右，这足以表明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和长期经济增长水平相比，还是存在着一定差距，进一步印证了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严峻性。

今年4月WTO曾经预测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剔除物价因素）能达到1.7%，但在10月的预测中该数值下调为0.8%。可以看到，全球货物贸易复苏难言乐观。

全球经济和货物贸易之所以面临如此多的风险和挑战，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事件，前述IMF和WTO关于经济和贸易增长预测值其实都还没把巴以冲突因素考虑在内；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政策，在试图分化全球已经形成的产业供应链体系。

《21世纪》：在此情况下，你认为中国外贸出现哪些新变化？

赵晋平：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受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所以自2022年以来外贸规模增长放缓。这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下行趋势是一致的，说明目前我国外贸面临的挑战主要还是来自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全球贸易形势变化的影响，同时叠加此前疫情对消费和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冲击，特别是一些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要使其供应链和国际人才团队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尚需时日。

但是在贸易结构上，近期中国外贸仍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亮点，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出现“南高北低”的态势。“南”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北”主要指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双边贸易，不仅比重在上升，而且有一些双边贸易规模还在不断增长，这一成果来之不易。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除此之外，中国与俄罗斯、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的进出口额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我认为“南高北低”的态势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有多方面原因。从近期中国货物贸易规模来看，进口规模有所下降，背后原因较为复杂，并不仅仅由于中国经济复苏仍待提振、国际市场商品需求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还有部分原因是一些国家搞“脱钩断链”，强调所谓加强出口管制，利用“长臂管辖”等手段，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对面向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

二是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的产业供应链合作在加强，韧性也有明显提升。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将2023年1~10月和2018年1~10月的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对东盟进出口总额在中国外贸中的占比上升明显。这表明中国和东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进一步得到巩固，尤其在近几年严峻的外部环境形势下，双边贸易不但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其韧性反而在提升。

三是中国和一些周边国家的双向投资保持相对比较稳定的发展态势，这既成为稳定双方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强了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根据东盟的统计，近年来其主要外资来源发生了一些变化，2022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增幅比美国、英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大，也进一步表明中国企业在东盟吸收外资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

另一方面，在中国吸收的外资中，东盟企业的投资，特别是新加坡对中国的投资占比是较高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从2017年到2022年，来自东盟的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两位数，足以说明双边经贸关系中的相互投资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增强了双边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韧性。这一特点不仅限于中国和东盟，包括中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重点关注中国-东盟绿色化与数字化合作

《21世纪》：近年中国-东盟双向投资得到强化的原因是什么？

赵晋平：这是企业基于国际环境变化的一种新选择。首先，对于一部分中国企业而言，为了避免因一些国家加征关税或采取其他贸易保护措施受到的经营冲击，会考虑将中下游的部分生产线布局到周边国家，例如出口一些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等中间品到东南亚，并在当地加工成最终产品再出口到欧美市场。对于许多对海外市场依存度较高的企业而言，将产业链部分环节转移出去，其全球市场份额不但得到了巩固，还有可能继续提升，这完全是企业为求生存而自主采取的经营战略。

第二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区域化，就是相邻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加强，包括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也在向区域内集中。这主要是源于企业在经历新冠疫情以及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后进行的调整，例如在疫情背景下，距离越远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就越困难，而相邻地区之间的贸易更有可能维持正常，这也是疫情期间中国和东盟之间贸易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和东盟从2010年起就签署了自贸协定，2019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至2.0版；2022年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这一系列的制度性合作框架必然会促使各种要素向此地区集中，因为区域内彼此之间商品交易成本是较低的，贸易壁垒较少，企业的合法权益更容易受到保护。

《21世纪》：你认为中国-东盟在哪些领域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合作？

赵晋平：要重点加强中国-东盟在绿色低碳和数字化领域合作。目前中国和东盟国家各自都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推进经济的绿色发展，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全球范围内绿色和低碳发展正逐步呈现出规则化、法治化的趋势，而这可能给全球货物贸易带来新的变量，有些国家可能借助相关碳减排机制实现贸易保护的作用。例如，今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正式生效，接下来将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碳关税。

这也倒逼中国和东盟进一步推进绿色低碳合作，确立起新的竞争优势来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在这些方面已有一些初步成效，比如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既满足了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对外贸易增长。今年1-10月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占比世界新能源62%，增长迅速，对于带动国内新能源汽车和相关行业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未来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方向之一，中国和东盟未来如何更多地加强在氢能等新能源领域的经验分享与合作，值得重点研究。

此外，数字化也是一个具有较大潜力的合作领域。RCEP条款中就包括了关于数字贸易的规则，电子商务章节对于促进数字要素的跨境流动做出了许多明确规定，在促进数字贸易自由化方面的规则接近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水平。不过RCEP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框架，以促进有关数字贸易规则的落地执行。我认为，中国和东盟要持续提升跨境数据有序安全流动水平，使双方在数字化领域的合作迈上新台阶。

整体来看，中国和东盟之间强化经贸合作要推进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互联互通，应对“脱钩断链”挑战；二是要坚持多边主义原则；三是在加强安全管理的同时，规范相关贸易政策；四是强化制度合作，推进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不断深化RCEP合作，推进加入CPTPP和DEPA的申请进程，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谈判。

《21世纪》：对于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你有哪些期待？

赵晋平：首先，它的自由化水平一定是高于RCEP的，因为中国与东盟在RCEP框架下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如果低于RCEP标准，那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第二，要具有包容性。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对于一些欠发达国家，要给予相应的过渡期或特殊安排、包容性政策来帮助它们更快地融入到区域经济合作中。

第三，要推进全面合作，包括贸易和投资，以及绿色发展和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同时，在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方面，共同发挥相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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