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宏伟系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2018年8月《中国评论》。

地域研究本来是世界帝国之学。今日中国走上一带一路，这是引领世界之举，地域研究遂为中国所需，遂成引领一带一路之学，也因此热络于中华。

习近平外交战略是全球大战略。这是只有超级大国才会从事的大外交，当今世界只有中美两国有此资格。而中国外交不同于美国外交，不是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外交，是以文治武功数千年之中华文明为底蕴为底气为理念为智慧为软硬实力的立身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求大同的全球大外交。

一、“地域研究”本是帝国之学

近年“国别研究”、“区域研究”渐兴。其学名实为“地域研究”（area studies）。一般认为其发源于美国，笔者认为是起源于英国。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北京大学长江学者，2015年在北大开设地域研究中心，开办地域研究方法论反思系列讲座。笔者也有幸应邀登坛。

地域研究本来是世界帝国之学。今日中国走上一带一路，这是引领世界之举，地域研究遂为中国所需，遂成引领一带一路之学，也因此热络于中华。

追朔学术史，地域研究一词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所以一般被认为创始于美国。但是，这个学术概念虽是出生在美利坚帝国，它实际上是起于大英帝国，成于美利坚帝国。概因为帝国们要去支配、治理海外各个地域，就需要研究理解那里陌生的异质的人类社会。

闻名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创始于1916年，后改称为东方和非洲学院，中国简称之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早在1930年代，该学院便认识到“文明的人类的未来主要决定于亚洲和非洲的人民。……昔日遥远的人们正在国际政治和商业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再也不能对正在东方和非洲发生的事件视而不见”。1936年，中国有个叫费孝通的青年，去伦敦求学。研究对象不是英国，却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是他生长的乡村社会。他的博士论文是被奉为经典的《江村经济》①。大英帝国为它的世界霸权需要了解东方和中国，开学院搞研究，伦敦遂成世界汉学研究中心。而费孝通留英是要寻救国之策，留学为救国。

“费”不单行，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起个中文名字也用一个“费”字，同时代也是留学英国。他从美国去英国，同样不是为了研究英国，是为研究中国。因为当时大英帝国是世界中心，也是研究中国的世界中心。之后，费正清又赴研究对象国中国研学。“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二人的中文名字，是在北京结婚时，梁思诚教授为他们起的。

费正清学成海归后，于1939年跟研究日本的赖世和（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在哈佛大学开创了东亚文明课程。今日，闻名世界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就是他的遗产，一直是地域研究学者们的一个“圣地”。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中心，也成为了研究中国的世界中心。

溯史可见，地域研究学科的起源、兴隆是伴随十九、二十世纪大英帝国、美利坚帝国先后争霸世界的脚步，聚焦于英美对我中华世界的研究。他们是为了逐鹿中原，称霸世界。另外，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在地域研究上也颇有实力。可以说，地域研究是世界大国之学、超级大国之学。

二十一世纪十年代之今日，地域研究在中国热闹起来了。其概因今日中国正在“走出去”，在走“一带一路”。今日地域研究兴盛于中国，其明示的是中国的伟大复兴。

当然，中国不是帝国，不做帝国。但是中国确实已是世界大国，美欧日学界主流已称中国为超级大国。醒狮之中国，哪怕只是出于对世界负责的考虑，也许要扎实的地域研究，需要借鉴这个“帝国之学”。

地域研究，顾名思义是以国际地域为单位的、全方位研究国际社会的学科。在中国现在常见“国别研究”或“国别区域研究”用语，顾名思义是对一个个国家分别进行研究。“国别区域”，会被理解为“以国别为区域”，属于有语病的造词。地域研究用地域一词就是因为其不一定以国为单位，而是一定以国际地域为单位进行研究，比如说东亚研究、东南亚研究、南亚研究，中东研究……。中国研究是因其自成一个国际地域，如美欧日学者所感叹：中国自身就是一个世界，中国词为“天下”。

地域研究又区别于“国际关系研究”。地域研究不是集中讨论国与国的关系，而是全方位的研究一个国际地域的里里外外方方面面。因为是全方位的研究，其又是跨学科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复合接近法，即运用人文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性研究。比如研究一个国际地域的文明、文化、政法、国关、社会、经济……

今日，中国起步阶段的地域研究，可以从日本的地域研究中吸取一些教训。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有地域文化研究专业，设立于1980年代初，笔者为首批毕业博士。198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顶峰，日本大举走向世界。美欧炒作日本威胁，叫喊日本的钱会买下全世界。那也是日本地域研究的黄金时代。可是好景不长，1990年代日本开始衰落，源于各种原因的盛极而衰，通缩至今竟达二十余年。日本力不从心，泄了逐鹿之气，地域研究跟着也就少了动力和财力，变得冷冷清清了。这个“日本过程”从反面证明了地域研究实为帝国之学、世界大国之学。

在日本，地域研究不兴，还有学术上的原因，简述如下，可为中国借鉴。在日本，地域研究始终无法形成跨学科研究及复合接近法。学者们基本上是独自地各搞各的学科，难以形成集体研究。

地域研究怎么做才好?在这里主要提示两点：⑴地域研究应以文明学领纲。如此才能带动政法、经济、社会、国际关系、人类文化等各学科，就研究对象的国际地域开展综合研究。⑵需采用理工科学惯用的研究室体制，或利用智库体制。如此才能组织各学科的人才形成团队，以集体研究方式运用复合接近法，就一个一个的国际地域进行全方位研究。

二、“地域研究”文明学领纲重释世界

前文说到应以文明学领纲地域研究。那么什么是文明？

笔者给的文明的定义是：文明(Civilization)是在社会因果关系可以自我完结的大空间和长时间中，孕育而成的人的精神面和物质面的行为模式的复合体②。

1，“大空间和长时间”：文明学创始人阿诺德·汤因比（A.Toynbee）（《历史的研究》）定义道：“文明的单位应该是不牵连世界的其他部分也大体可以理解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即“文明是因果关系的连锁存在于自身的空间和时间范围中的。比如不是英国那种国民国家（民族国家），而是西欧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那样的更广范围，因果关系显而易见是自我完结的。”③

回头看东方，就是说，在东方有中华文明，这点学者们都没有疑问。“中华文明”是日本学界使用的概念，越南学界使用“东方文明”一词，还有“儒学文明”的说法。在世界史上，在世界史学界，以一国为中心的延续数千年直至今日而不衰的文明圈，只有中华文明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把日本单独列为一个文明，不可盲信之。这本书不属于学术着作，作者是顾忌了一下日本读者的好感度。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华文明圈中的“日本文化”，或说“亚文明”。

2，“行为模式的复合体”:公文俊平（《情报文明论》NTT出版1994）指出：文明是“人的精神面和物质面的生活模式的复合体。”④

3，定义的方法：综合先行研究进行逻辑推理和归纳，推出假说，再通过实例研究证明其有效性。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

4，赵氏文明定义的意义：

a，确立了国际地域这一文明研究的视野，以国际地域为单位的以文明学领纲的综合研究将重绘世界文明图鉴。这种地域研究又正符合当代世界的国际地域化的时代特质。当代世界在从“国民国家时代”向“国际地域时代”过渡，例如欧洲共同体的形成。这个过渡还没有完成，而再下一步才是向“全球化时代”的过渡。人们常说的全球化时代还没有实现，“天下大同”还只是一个理想。

顺便说明一下“国民国家”的含义。在中国被翻译成了“民族国家”，但是这一字之差就模糊了其准确的含义。“国民”的含义是：人不分民族、人种是特定国家的属民，被要求认同并忠诚特定的国家。“民族国家”一词仅仅是在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之后，才取代了“国民国家”成为了常用词，不是科学性的概念。

所谓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比如说在日本人中，在法律上和实质上及名词上，都不存在琉球族、朝鲜族、汉族等称谓，人人都只是日本人。各类人在名词上没有民族称谓，只被称为冲绳出身、元朝鲜人、华人。看看美国，也只有白人、黑人、拉丁裔、亚裔、俄裔、华人、犹太人，没有民族称谓，你只是美国人。

所谓国民对国家的忠诚，比如说人人有向国家纳税的义务，有服兵役的义务。就是说国家要你去冒死，你也应该去。

b，赵氏文明定义开发了文明的研究方法。文明学领纲的地域研究应着眼于行为模式的实证研究，通过行为模式的实证研究就可以证明文明的存在及作用。

c，赵氏文明定义蕴涵着文明学学术体系的发展前景，如可派生国际文明论、政治文明论等学科⑤。

5，简述一下地域研究所需的国际文明论的若干定律：

a，文明的相对性。文明不分优劣，文明和非文明的区别是原始和文明的区别。文明是多元的，世界是多样的。

b，文明的国际地域性。国民国家不构成文明的单位。比如东方有中华文明和日本文化。

c，文明的传承性。文明超时代传承，体现在人的行为模式上。行为模式显现于人在不知觉中反复重复的行为。也因此，行为有可预测性，行为模式有研究价值。

d，文明的非理性。行为模式显现于人在不知觉中反复重复的行为，就是说行为模式具有非理性，非利益动机的性质。国际关系论中的建构主义论、路径依赖论所述事例多源于行为模式。

e，文明的融合性。文明的冲突是融合的一种形式。文明在融合中兴衰。

可以参考一下汤因比（Toynbee）所述的文明变动的公式：文明呈现有发生、成长、衰退、解体、向下一代文明转化的过程。文明受地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地域统治者的行为，这两个条件左右。统治者必须应对环境变化的挑战，文明在应战中成长。但如果应战失败，文明会开始衰退。统治者失去应对能力，社会又会拒绝服从，内部分裂。而统治者就更要强化自己权力，结果发生阶级性的对抗运动，文明发生解体。

f，文明学的宿命性。文明学领纲的地域研究需要开拓建设性的文明学理论，警惕文明决定论，避免宿命论的陷阱。

三、“地域研究"文明学领纲重写中华史、世界史

文明学如何领纲地域研究，综上所述：文明在国际地域空间里超世代传承，它体现在人的行为模式上，亦即人们在不知觉中反复重复的行为。文明学领纲的地域研究着眼于行为模式的实证研究。既然是人们在不知觉中反复重复的行为，那就有可预测性，同时也具有非理性，及非利益动机的性质。这跟国际关系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不同，现实主义理论常把国民国家、人视作追逐利益的理性行为者。

具体来看一下中华文明圈。日本已故东洋学大师沟口雄三（东京大学教授）写道:“中华文明圈的中心和周边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力学往复关系”，这个“曾被认为是旧时代遗物的中华文明圈的关系构造，实际上不仅在持续着，从21世纪开始，又被环中国圈这一经济关系构造所再编，使周边各国再一次被周边化”⑥。沟口雄三论述中包涵着一个不言而喻的学术定论：中华文明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从古至今从未消亡的国际地域文明圈，其由作为文明中心的中国和其周边的中小国家构成。这是中华文明圈与世界其他文明圈的本质区别。这理当是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时，必备的眼界和知识。

中华文明的定型正是在孔子的时代，约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的基本型可作如下表述⑦。

1，世界第一次产业革命在中华大地发生，农业产业革命和农商市场经济体系诞生。英国工业革命并不是第一次产业革命，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是起源于西欧的工商市场经济。

a,世界第一次技术和生产力革命：铁制农具、牛耕、乾地农法为代表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力革命，使深耕细作成为可能，农业劳动生产率爆发式成长，家族经营方式得以普及。

b,世界第一次生产方式革命由此引发：农家独立经营导致井田制崩溃，土地实质私有化，农奴转变为自耕农、自由人。

c,世界第一次市场经济体系-农商市场经济体系由此诞生。相对于此前，只存在于独占生产资料的诸侯经济体之间的交换，此后演变成了一盘散沙似的无数自耕农家经营体之间及其于城市市民之间所需求的巨量次的商品交换。齐国国都就曾达七十万人口。由此，无数的商人，星罗棋布的集市、城镇、以至“一带一路”得以生成发展，强大的商人阶层得以形成。中外学界存在的中国农强商弱、重农轻商，因此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认识是错误的。古代中国国家及舆论是因为看到重商轻农将危及农业这个实体经济，才强调要重视实体经济，宣传重农轻商。而实际上被“轻”了的仅仅是商人的社会地位。恰如今日，有巨大财力的还是沃尔玛、阿里巴巴们，是商人们。

2，在社会和国家关系方面，世界上第一个全民都是独立自由民的社会和完全官僚（公务员）制的国家应运而生。

a,农民的独立使统治者无法利用大小诸侯实施统治，无数的独立农家和商人更使统治者必须雇佣大量的行政官僚进行直接管治。

b,为培养官僚，世界上有了第一所学校，有教无类。第一位老师，孔子；第一套国定教材和国家意识形态——儒学问世。渐次世界上第一个“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科举制”形成，成熟。那位法兰西斯·福山刚涉猎了一点中国古代政治的知识，就惊呼：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的“范例”(paradigm)，说很多“现代国家”才具有的要素，中国早在西元前三世纪就已具备，比欧洲早了一千八百年⑧。他不知道我们早有上述研究，也不知道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就有过同样的惊呼，他竟然不知道发祥于英国的西方近代官僚制就是从学习科举制开始起步的，这在西方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中也已是定论。

c,强大的商人阶层谋求更大的统一市场，仅仅是农民是不会去谋求一带一路的。同时，行政官僚体系远优于诸侯的广域执政能力，又使统治者有能力直接统治更广阔的地域。巨贾吕不韦拜相，秦皇一统天下，汉武力拓一带一路，中华天下是随着商路的开拓而不断扩容的。

在这里可以举例中国外交的一个特点:中国外交自古以来是以经济为中心开拓一带一路，酿成了以中华以远旧大陆的中心、周边、伙伴三维关系圈的互利互惠的世界秩序。

古代中国是农商市场经济体系，是农商自由民社会，是行政中心统治体制及官民重层集权体制的国家。这是近现代中国治理体制的独特的基本权力构造——重层集权体制的起源。

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是工商市场经济体系，是工商自由民社会，是行政中心统治机制及中央和各级地方构成的重层集权治理的国家体制。当然，现代中国还受到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影响：比如引入了“政党”等等，这些融合于中国的政治文明而形成了独特的党政关系制衡的治理体制。

在这里可以指出中国外交的又一个特点，中国的外交也是中央和地方的重层外交。比如说，南宁市发展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心城市，山东省在青岛市独立自主先行打造着中韩日自由经济区，而中韩日国家层面的三国自贸协定谈判却因日本的倒行逆施仍处在停滞状态。

四、“地域研究”文明学领纲重视中日关系

1，日本精英对东亚地域的理性认识

a,日本的史学家有一个关于日本定位的共识：中华文明圈中的日本、日本文化。

日本史号称两千年，承认近代以前隶属中华文明圈。史学在日本分为三大门类：世界史，东洋史，日本史。所谓东洋史就是研究近代以前以中国史为中心，涵括今日之东亚地理范围，当然涵括日本的中华文明圈史。日本有政府资助的东洋文库，东京大学有东洋文化研究所，却没建什么日本史、世界史的国立研究机构。

东洋史学在日本是一大学科，大学统考一定会有文言文试题。偌大东洋，今天只有日本没有丢掉汉字，韩国是在重拾汉字，越南是完全丢弃了汉字。但话说回来，在越南，社会科学院改称了“翰林院”，只有中国研究所是国别研究所，其他都是地域研究所，而中国研究所又最大。日本人不忘根本。特别是史学家们，饱读经卷，少有沦为反华小丑，去咒宗辱师的。

近代以前，东洋国际体系由册封关系、朝贡关系、华夷关系构成亲疏的重层式构造（中山大学魏志江教授）。日本两千年，这三个角儿都演过。卑弥呼女王的倭国，曾冒死渡滔滔东海拜汉、魏，求来“汉委奴国王印”和“亲魏倭王印”两颗纯金印。前者实物出土，被封日本国宝。明朝时，日本的亲王、将军们也有的求到了“日本国王”的册封，以至天皇无光。史上知名的遣隋使、遣唐使是来朝贡和留学的。明朝海禁后，又有日本两派争朝贡正统，被明朝一怒禁止来贡。海禁和禁贡是禁了海上交易，禁了丝绸之路。这就带来了以走私为主业，实际上是以华商为中心的“倭寇之乱”。此后中日间就剩下渐行渐远的华夷关系了。

b,当代日本大家所述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现在

寺田隆信（京都大学·东北大学教授，故人）写道：“中国的文明源于自创，（略）并由子子孙孙们继承发展，绝无断代直至今日。（略）这一事实就是中国史和文明区别与他国的决定性特徵”⑨。

前文引用过，沟口雄三（东京大学教授，故人）论断：“中华文明圈的中心和周边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力学往复关系”，这个“曾被认为是旧时代遗物的中华文明圈的关系构造，实际上不仅在持续着，从21世纪开始，又被环中国圈这一经济关系构造所再编，使周边各国再一次被周边化。”笔者在“沟口论断”的两年前就从日本最大出版社讲谈社出版了这样的日文书《膨胀的中国 被吞没的日本》。可见，在日本“沟口论断”并不是罕见之说。

五百旗头真（歴任神戸大学教授、防卫大学校长）在2014年日本亚洲政经学会年会的主旨讲演中指出：中国的超级大国化是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巨变。日本地处涉中最前沿。在考虑如何应对时，日本应该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汲取教训：教训之一是，追求势力均衡以维系和平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教训之二是，对峙中偶然发生的冲突曾引发大战。可见势力均衡体制是不能防止戦争的，预防和控制偶发冲突是极其重要的。为今日计，可以说和平寄托于级大国的自制，及中小国家应寻求与超级大国的合作而不是对立。

笔者观之，五百旗头真的结论正应了老子曰“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五百旗头是对日本安倍首相的反华政策进行了严厉批驳。

田中明彦（歴任东京大学副学长、政府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白石隆（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学长）都利用在报纸撰文的机会写道：当今世界美中是领导型世界大国，日本不是世界大国，不应该去参加美中博弈（日本经济新闻）。

田中均（元外务省审议官，相当于外长助理）曾多次说：“日本不要总盯着中国，中国说黑日本就一定说白，对日本有利才是日本外交的出发点”(在二松学舎大学跟笔者同台讲演，2010年)。“时时处处显示对中国的敌视敌对，世界会怎么看？这不是日本的利益所在”（在日本的中国研究所讲演，笔者是常务理事，2015年）。

c，日本经济学家看中国和世界经济

文明学的视角，同样影响着知识精英对今日中国经济的认识。“日本经济新闻”2012年来时常讨论，评述中国龙头经济学说。

⑴生产财，即能源、矿物、资金、技术和商品开发等都向中国集中；形成商品财，即制成品、消费品向世界扩散，由此构成现今的以中国为龙头的世界商品经济大循环。

⑵参入或脱落出这个世界商品経済大循环链条将决定各国企业的兴衰，进而左右其国家的命运。此谓围绕中国中心而循环着的命运共同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日本，2015年的典型事例就是夏普的沉浮。百年企业夏普有世界第一的液晶技术，但是小米手机因性价比而决定不用夏普的液晶，导致夏普面临破产，被迫卖身总部在台湾事业在大陆的鸿海公司。日本企业尽管握有核心技术、核心部件，但是零部件企业就是打下手、打工的命运。

加藤弘之和丸川知雄是现今并列第一的两位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同于西方主流的解释。

加藤弘之（神戸大学教授）在代表作中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其独特的优势，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共存的“暧昧”局面，看似矛盾，似乎不适应市场经济机制，但实际上两者在总体上相克相生，促进着各种竞争，创出了非凡的竞争力。这种“暧昧的制度”，反而使中国经济占尽两面的优势⑩。

丸川知雄（东京大学教授）的代表作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的活力在大众，是无数的大众不间断地创业创新，没钱大家凑，破产了再从新干。人人想当老板的大众们前赴后继，演绎出了发达国家企业无法想像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大众资本主义?。他在新书《中国循环》中通过计量研究证明：世界上曾只有围绕美国或说发达国家这个中心循环的世界经济，现今首次出现了围绕中国中心循环的另外一个世界经济中心。可以说，丸川先于中国学者实证了一带一路蓝图的客观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并揭示其重点地域。

总而言之，日本不乏识理之士，学问做得认真又客观。识理之士用不着吾国人说教。

2，日本人的自恋与悲情

但是，人又是情之皮囊，情是不讲理的。情往往是文明文化的表象，要在文明文化中寻根了。日本人的情还是重在悲情，悲情又更难消。国人知道的是一些台湾人、香港人时不时地悲情一番，似乎全天下都亏待了他。日本人又更进一步，是享受着悲从中来那种感觉，欣赏为一种美感。也因此，日本人本来就无意消解悲情，用中国话说就是没完没了。

比如，阳春三月赏樱花，中国人访日赏的是盛开之鲜美，日本人却更赏那落花无情之凄美。日本人无法理解中国人歌颂的“开不败的鲜花”，开不败的花不外乎是艳跟着厌，哪里会有美感。

3，日本外交的若干行为模式

研究行为模式，可以实证日本文化和外交的关系。前文已经分析了日本的“樱花外交”或说“神风特攻外交”，还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行为模式。

a，距离外交

日本人在生活中往往自觉调控与交往对象间的距离，他们的一个常用词是：距离感。表现在对华关系上，日本会纠结于中华文明圈的向心力，时不时对其逆反而寻求离心力，以拉开对华距离，保持若即若离状态。

b，问题外交

日本外交往往使用设置问题的手法来调控距离。日本以两国之间有问题所以不能那么友好为口实，来显示日本并不是刻意迟缓或破坏两国关系的发展。近年，历史问题，东海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都变成了日本时不时炒作的对象。岸田外长提出“构筑适合新时代的日中关系”，其真意在于:中日友好关系已经不适合新时代，别用中日友好套日本了。但是，问题外交像是玩火，制造和利用问题而产成的风险是难以掌控的，炒作大了问题往往会造成两国关系的失控、破裂。

4，中国对日外交今日之课题

在这里，聚焦一下如何开展民间公共外交。聚焦到如何与日本的面子外交博弈上，民间公共外交是可以有所贡献了。

例如，日本人死要面子，其反面就是感情上切望被看得起，不被轻视。

建议1：像港澳台办等有面向港澳台企业、同胞的解难维权服务那样，可以活用中日友好协会等团体，请省市县领导召开日企经营者见面会、现场办公等等。不只是使日企感到受到重视、有面子，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改善投资环境的问题。说到底，日企在中国顺利发展，对中国也是有利的，是互惠。更何况，多数日企是中日合资企业。

建议2：像重用海归人才那样，重用日本人才。士为知己者而用。中国经济经过野蛮生长的阶段，逐渐进入成熟期，在运营管理上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日本在这方面有优势，日本人的“匠心”也一直为外界所称道。

建议3：雇用日本专家参加一带一路建设，如建设并经营印尼高铁。

这些事可以民间主导来做。比如开一次东京招聘会，就会产生巨大反响，日本人会觉得有自尊、有面子，利于扭转日本民间的厌华情绪。

五、“地域研究”文明学领纲重读习近平外交战略

习主席的有关论述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外交战略蓝图，这幅蓝图展现的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恢弘气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最高目的。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可以说是中国的外交战略?。“改善国际秩序，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构筑新型国际关系”，建立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这些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

“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中心路径。

围绕这个中心路径:

a，在中美俄世界三大国大三角关系中保持中俄特殊关系。中俄“保持了密切交往，这体现了中俄关系的特殊性”（习近平）。

b，宣导“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这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中国自贸区、东盟＋六的RCEP大自贸区、中国韩国自贸协定、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中韩日自贸协定、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中缅孟印经济走廊、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中蒙俄三国会议、中俄印三国会议、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以及APEC等等。

c，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主持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宣导“亚洲安全观”，“亚洲事务应该由亚洲国家主导解决”。在经济方面，中国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并积极推进清迈协定及东盟＋三宏观经济调查局（AMRO）向成立亚洲IMF的方向发展。

d，建设亚欧命运共同体，及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亚欧非是一个大陆，曾被称为“旧大陆”，还被叫为“世界岛”。一带一路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旧大陆一体化经济圈的形成，旧大陆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中国与欧盟有峰会，还有中国和中东欧16国峰会，中国阿拉伯论坛，中国海湾合作组织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及中国拉丁美洲加勒比海论坛。中国又有金砖五国组织，并主导成立了金砖组织的新开发银行。

e，在上述的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中，没有美国，美国站在了外面。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的定位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建成”是“构建”，即永远在路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底线是不对抗，顶线是双赢，没抱友好幻想。

另外，中日关系的定位是“建设战略互惠关系”。这里没有友好，只有利益。这是安倍提议改掉了“中日建设性友好伙伴关系”。中日关系的定位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最低档。

f，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统一是基本条件。国家尚未统一何谈完成伟大复兴。习主席上任第一年会见前台湾副行政领导人萧万长时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习近平会见马英九时讲明：“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共享美好的未来。”把这话反转过来就是“否则，历史悲剧重演，和平发展成果得而复失，不能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不能共享美好的未来”。习主席点明：“没有（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个定海神针，和平发展之舟就会遭遇惊涛骇浪，甚至彻底倾覆。”习主席明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更有能力实现这个伟大梦想。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走完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我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显而易见，国家统一计画已不是“一代一代”留给下一代了，不是要花“几十年”了。那么，是否就在这一代，就在这一届？

综上所述，习近平外交战略是全球大战略。这是只有超级大国才会从事的大外交，当今世界只有中美两国有此资格。而中国外交不同于美国外交，不是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外交，是以文治武功数千年之中华文明为底蕴为底气为理念为智慧为软硬实力的立身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求大同的全球大外交。（注释略。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