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1-26 作者: 王衍行
1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卸任告别演说中提出了对“寡头政治”的深刻警告。他指出,权力与财富正在少数超级富豪和技术寡头中集中,美国最富有阶层正在形成寡头集团,这对民主自由、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公正构成了潜在威胁。
作者王衍行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载于2025年1月21日财富中文网。
1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卸任告别演说中提出了对“寡头政治”的深刻警告。他指出,权力与财富正在少数超级富豪和技术寡头中集中,美国最富有阶层正在形成寡头集团,这对民主自由、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公正构成了潜在威胁。特别是,拜登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技术-工业综合体的潜在崛起可能给美国带来真正的危险”。
拜登总统对“寡头政治”的指责,表面上是针对资本过度集中和市场失灵,实则掩盖了他本人政策的“造寡”本质。从历史逻辑、政策实践和现实后果来看,拜登既是美国“寡头政治化”的总设计师,也是其加速推进的推动者。他的内外施政不仅反映了治理逻辑的短视,更深刻揭示了冷战思维和资本主义危机的交织困境。
譬如,拜登在任期内不断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等科技产品,并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太阳能发电板等商品加征高额关税。
从“国家安全”到“寡头政治”:拜登政策的系统性误判
拜登政府以“国家安全”之名,通过政策打压中国,同时强化对本国高科技产业的直接干预,这看似合理,实则埋下了“寡头政治”横行的隐患。
1. 假想敌思维的自我绑定
拜登政府将中国作为假想敌,以“技术威胁”为由,推出了一系列限制政策,包括对中国企业的出口管制、供应链封锁和技术隔绝。其实质,是美国一些政客通过说谎、欺骗等手段,并利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中国列为假想中的敌人。
•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拜登政府将国家安全与技术主权捆绑在一起,通过对华为、中芯国际等中国企业的制裁将技术竞争简单化为地缘政治对抗。这种方式忽视了现代技术的跨国互联特性,将全球供应链割裂成政治工具。
• 对国内产业的反作用
对中国市场的限制,直接切断了美国高科技企业的重要利润来源。例如,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年收入占总收入的20%以上,而芯片巨头如英特尔、英伟达在中国的依赖度甚至更高。拜登政府的政策实际上扼杀了美国企业的成长机会,迫使其在政治与市场间选边站队。
2. 政策误伤与产业空心化
拜登的技术封锁政策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内部的产业危机。
• 供应链断裂带来的倒逼效应
拜登以脱钩为目标,试图构建“去中国化”的产业链,但这一逻辑在全球化背景下是不可持续的。对华制裁导致美国企业对政府政策的依赖加剧,不得不寻求游说和特殊保护来对冲风险,这种依赖关系正是“寡头政治”的温床。
• 技术进步的代价
高科技行业需要开放的市场和充足的资源来推动研发,拜登的政策无异于限制了创新能力,将美国企业困在内耗的泥潭中。譬如,以英伟达为代表的企业认为,拜登政府的新规将对技术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影响。英伟达副总裁奈德·芬克尔指出:“新规定可能会破坏全球创新和经济增长,并将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拜登政府以反华举动为幌子控制日常数据中心计算机和已经存在于全球游戏计算机中的技术,这毫无意义。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将受到损害,因为该规则将对通过全球设计和营销的美国领先的半导体、计算机、系统甚至软件施加官僚控制。拜登的新规定不会减轻任何威胁,只会削弱美国的全球竞争力,破坏使美国保持领先地位的创新。”
“寡头政治”的成因:拜登如何成为始作俑者?
“寡头政治”本质是资本和权力的深度结合,而拜登政府的政策推动了这一结合的加速形成。
1. 政府干预与企业依附的循环
拜登政府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经济干预措施试图重振美国制造业,表面上看是对市场的激励,实际上却强化了少数行业巨头的垄断地位。
• 补贴分配的不平衡
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本已在行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企业,如台积电、英特尔等。这些企业依靠政府补贴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而中小型创新企业则因资源不足逐渐被边缘化。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向拜登政府俯首帖耳之时,其实就是“寡头政治”创建之日。
• 资本回报驱动政策依赖
企业在政治游说上的投资回报率极高,例如2022年,美国最大的5家科技公司在游说支出上总计超过1亿美元,这种“资本绑架政策”的现象使得“寡头政治”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常态。
2. 市场失灵的政策根源
市场本该通过竞争优化资源分配,但拜登政策通过人为干预扭曲了这一机制。
• 竞争机制的丧失
政府为确保“国家安全”而进行的过度保护,使得少数企业通过政府关系垄断市场。拜登的政策在本质上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反而鼓励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兴起。
• 资源分配的效率低下
巨额政府补贴和对特定领域的倾斜投资,没有推动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反而将资源集中在少数“政治化企业”手中。这种低效资源分配不仅延缓了技术突破,也进一步削弱了产业多元化。
拜登政府试图以“国家安全”塑造新的经济格局,却陷入了“寡头政治”的自我实现。这是其政策逻辑的失败。“寡头政治”作为当代新的政企合作模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美国高科技公司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倒逼出来了“寡头政治”,除此之路,美国高科技公司没有其他任何选项,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值的一提的是,英伟达可能走得是另一条路,该公司与政府、政客的关系一直并不密切,依靠市场吃饭,不需要政府订单(补贴),但其饱受拜登政府折磨,苦不堪言。其实,拜登政府才是“寡头政治”的制造者,而他却“一退六二五”,把潜在威胁、真正的危险推卸给了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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