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衍行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载于2月21日财富中文网。

如果硅谷是一座角斗场，马斯克和奥特曼就是当下最耀眼的两位战士。他们不是在竞技场中挥舞长剑，而是在AI时代的竞技场里，以代码、资本、理念和政治博弈为武器，争夺未来世界的技术领导权。

然而，在一场关乎人工智能治理的公开论战中，奥特曼突然选择了出人意料的攻击方式：他没有质疑马斯克的技术能力，也没有批评他的商业战略，而是对马斯克的心理状态进行了一次“远程诊断”——“马斯克并不快乐，我为他感到同情。”

这番话看似无关痛痒，实际上是一次充满硅谷风格的心理战术。奥特曼不是在质疑马斯克的成就，而是在暗示：马斯克对世界的愤怒、不安和焦虑，是他失败的表现。 但问题是，“快乐”真的能衡量一个人的成就吗？一个真正伟大的科技领导者，真的需要“快乐”吗？

“快乐”是科技领袖的必需品吗？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历史的长河中，看看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人，他们的成功是否与“快乐”有因果关系。史蒂夫·乔布斯。 可能是近代史上最成功的产品经理，但他的人生从未被“快乐”主导。他的偏执、愤怒和近乎病态的完美主义，使得他在打造Apple的过程中痛苦不堪，但这一切最终让苹果改变了世界。比尔·盖茨。早年在微软时以强硬风格著称，他对竞争对手的攻击性、对技术方向的焦虑，塑造了微软的商业帝国。他的快乐指数低，但他的成就却无人能敌。杰夫·贝索斯。 推行“Day One”理念，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他的成功来自对市场变化的高度敏感，而不是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相反，许多“快乐”的企业家却在硅谷的淘汰赛中黯然退场。20年前，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曾希望打造一个“开放而有趣的科技乌托邦”，但在AI时代，他们的理想主义正在被现实击溃。谷歌的AI竞争力正在被OpenAI和Anthropic逼近，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决策效率往往因官僚文化而受到拖累。

如果说“快乐”是企业领导力的重要指标，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伟大创新者往往都处于持续焦虑的状态？马斯克的不安，是他的核心竞争力。马斯克可能不是硅谷最“快乐”的人，但他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人。他把SpaceX变成全球最先进的航天公司，打破了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几十年的垄断，甚至让NASA变得“廉价”起来。他让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电动车品牌，并推动全球汽车行业电动化。他成立xAI，希望用更开放的方式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而不是让AI的未来掌握在少数资本手中。

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工作，是他对未来的焦虑，是他对社会变革的执念。 如果他是个满足现状、追求“快乐”的人，可能他早就卖掉特斯拉，在某个私人岛屿上过着隐居生活。

奥特曼的“马斯克不快乐”论，实际上暴露了他对马斯克领导风格的误解。一个不断推动技术边界的人，不是不快乐，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如果说马斯克的“不快乐”值得同情，那么奥特曼的处境可能更值得担忧。在2023年底，OpenAI的董事会曾以“缺乏透明度”为由罢免了奥特曼，虽然他在几天后复职，但这一事件揭示了一个事实：他对OpenAI的掌控力远不如马斯克对特斯拉和SpaceX的掌控力。

相比之下，马斯克拥有绝对的决策权，而奥特曼则依赖于投资者、政府关系和董事会支持。他的“快乐”更多来自于短期胜利，但长期来看，OpenAI在资本、政治和技术的多重压力下，他真的能继续“快乐”下去吗？

奥特曼和马斯克的争斗，本质上是AI时代两种不同治理模式的对决，马斯克倡导开源，认为AI应该属于全人类，而不是被少数科技公司掌控。奥特曼则选择与微软、软银等资本巨头深度绑定，并在华盛顿积累政治资源，以确保OpenAI在AI竞争中占据政策优势。

从短期来看，OpenAI的技术优势明显，但从长期来看，技术革命的关键不在于短期胜负，而在于谁能真正改变世界。奥特曼的“快乐指数”可能比马斯克高，但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焦虑、不安、愿意承担世界变革风险的人。而这些人，几乎从不快乐。

所以，奥特曼的“马斯克并不快乐”论，不仅不靠谱，甚至暴露了他对真正领导力的误解。 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否快乐而记住他，而是因为他是否真正推动了世界向前。

而这场关于AI未来的较量，最终的赢家，未必是那个最快乐的人，而是那个最执着、最不安，甚至最疯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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