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衍行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载于2月24日财富中文网。

2月2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视频通话，这是特朗普新任期内中美经济高层的首次正式接触。这不仅是一场外交例行公事，更是一次全局性博弈的缩影。

关税战升级，谁的博弈筹码更重？

在这次通话中，中方对美国加征关税表达了“严正关切”。这一表态背后，是对现实经济代价的深刻考量。特朗普政府本月初宣布对所有中国产品加征10%关税，中方随即采取反制措施。这是一场真正的“经济战持久战”——双方的目标不仅是短期施压，更在于通过博弈掌握长期主动权。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很少带来真正的赢家。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导致全球贸易急剧萎缩，加剧了大萧条，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一致认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通过，是导致美欧之间贸易规模从1929年的历史高位急遽衰退到1932年历史低位的催化剂，也是大萧条的开始；2018年特朗普发起的对华关税战，同样未能有效提振美国制造业，反而推高了国内通胀和企业成本。如今，在美国经济复苏仍不稳定、中国经济寻求高质量增长的背景下，新一轮关税战能否真正达成美方预期，仍然存疑。

更关键的问题是，这场关税战如何影响全球供应链？如今，全球制造业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格局。高关税不仅增加成本，也迫使企业重新评估供应链布局，从而加速制造业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迁移。这是否真的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抑或只是政策短视的又一次体现？

经济不平衡，谁的定义更具说服力？

贝森特在通话中表达了对中美“经济不平衡”的关切。这一指控看似直观，但其内在逻辑却值得深究。所谓“不平衡”，是指美方的贸易逆差，还是全球资本、科技、投资流动的不均衡？如果以贸易逆差作为衡量标准，那么美国对德国、日本、墨西哥等国的长期赤字是否也属于“不平衡”？全球供应链的现实是，许多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实际上包含大量美国技术、设计和零部件，贸易数据并未反映这种深层联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欧布思费尔强调：“特朗普通过关税手段试图提升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可能适得其反，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甚至导致‘以悲剧收场’的后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讨论贸易失衡问题时指出：“贸易逆差的另一面是资本账户顺差 。当美国经济表现强劲时，会吸引大量外国投资，而国际收支必须平衡，因此贸易逆差必然随之扩大。这一过程符合国际宏观经济学的逻辑，即资本流向投资回报较高的地区，短期内无可厚非。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储蓄与投资的结构性失衡，而非单一国家的贸易政策。”

美国的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超前消费模式决定的——即政府财政赤字、低储蓄率和高消费水平。这意味着，美方若试图通过关税政策“修正”贸易逆差，无异于头痛医脚，忽略了国内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

更重要的是，中国近年来在经济结构调整、消费升级、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努力，正在逐步改变全球贸易格局。中美贸易的焦点，或许已经从简单的“顺差-逆差”逻辑，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重塑等更深层次的议题。

全球化的十字路口：脱钩还是再平衡？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曾描述全球化的三时代演进：第一个时代从1492年持续到1800年，由哥伦布远航开启了新旧世界间的贸易；第二个时代从18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2000年，在这个过程中，全球经济诞生并走向成熟，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各国商品和信息的流动；第三个时代则始自21世纪初，“世界进一步缩小”，“竞争场地平坦化”。

而如今，中美关系正处于第四阶段——“去全球化”与“再全球化”之间的拉扯。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经济领域推行“选择性全球化”，即在有利于美国的领域保持合作，而在涉及竞争的关键行业实施脱钩。而中国则主张全球化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强调全球供应链的相互依存。

然而，完全的脱钩是否现实？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警告，倘若中美在经济关系上实施全面脱钩，将对两国乃至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甚至影响地缘政治的稳定。

显而易见的是，从科技企业的供应链到华尔街的资本流动，全球经济的互联程度已远超冷战时期，任何过于激进的脱钩举措，都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当前，中美经济关系正进入“局部脱钩与深度依存并存”的新阶段。芯片、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博弈将更加激烈，而在绿色能源、全球金融稳定、粮食安全等议题上，双方依然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未来的全球经济秩序充满不确定性。

新信号：中美互动的新变量

何立峰此次通话释放的信号，值得仔细分析。作为中美经贸的主要对口人，他的表态不仅是对美方政策的回应，更可能是对未来中美经济谈判策略的铺垫。值得注意的是，通话内容强调了“继续沟通”，而非“立即妥协”，这表明中方在面对新一轮美方压力时，仍然保持战略定力，并未急于寻求短期让步。

与此同时，美方的态度也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性与调整可能性。虽然贝森特重申了美国的关切，但并未释放进一步升级贸易战的明确信号。这是否意味着美方也在评估下一步行动的代价？未来几个月，中美在贸易、科技、金融监管等领域的互动，可能成为全球市场关注的焦点。

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可能性

回顾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从接触、合作到竞争的演变。如今，这一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期。何立峰与贝森特的通话，既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也是一场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对话。

在全球化过程中，有的学者提出来，世界是平的；后来又有学者说，世界是新的；前一段时间，人们觉得世界是斜的，倾斜、不均衡；但现在，世界是乱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在急剧的变动和演化之中，经济全球化正处于历史十字路口。

在关税战、经济不平衡、全球化路径等问题上，中美都在试探彼此的底线，而这场博弈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双方能否找到新的“再平衡”方式，而非陷入无休止的对抗。

未来几个月，我们可能看到：第一、中美在关税问题上短期内仍将维持对抗态势；第二、全球供应链将继续调整，企业寻找更优方案；第三、在关键技术领域，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格局将更加显著。

中美关系的未来，既充满挑战，也蕴含变数，而这次通话可能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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