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衍行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载于6月3日财富中文网。

5月30日，马斯克辞去DOGE掌门人一职，130天任期划上句号。

如果有一天，美国政府像一家敏捷高效的科技公司运转，像SpaceX一样每天测试失败、优化系统、再度发射，我们或许需要感谢一个人：马斯克。

2025年初，马斯克临危受命，掌管刚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这位技术亿万富翁不是为政治而来，而是为系统重构而来。他所带来的，并非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一种“从技术世界带来的治理哲学”——把低效的体制重塑为“可自我更新、可自我优化”的平台。

从预算到边界，从外交到信息流通，从官僚斗争到协作文化，马斯克以一种“编程者的视角”推动治理演化。在他短暂但高强度的任期中，美国政府开始尝试跳出僵化轨道，迈向一个更符合21世纪逻辑的运行模式。

以下五大变革，构成了他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深刻改造。

一、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开支

“政府不是一家企业，但它可以像企业那样思考运营方式。”这是马斯克挂的理念。为了实现这一理念，他设定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在两年内削减高达两万亿美元的联邦支出。

虽然最终实现了1,750亿美元的削减，但这已经是过去几十年中政府效率提升最快、影响最深的一次改革。他通过裁员、精简冗余项目、削减低效补贴，让“瘦身”成为政府的新常态。

与其说马斯克是在削预算，不如说他是在为美国公共体系“卸载背景程序”，释放运行空间。他推动政府从“大而慢”向“精而敏”转型——这不是节流，而是重构，是一次数字时代版本的“新政”。

而且，他为后任者留下了工具包：一整套面向绩效的评估模型、一个跨部门的数据分析框架、以及一支思维灵活、行动快速的新型政府团队。

二、厘清商业与政治新边界

表面上看，马斯克既是政府顾问、又是特斯拉与SpaceX的掌门人，似乎存在“身份重叠”。但事实是，他用实际行动推开了商业与政治之间的“模糊地带”。

他自愿放弃薪资、不接受任何联邦项目优待，并要求DOGE所有合同审批流程全部透明化。他还公开提出“未来必须建立政商防火墙机制”，以防止技术寡头对政策的操控。

他用影响力推动了一场制度升级：不再回避利益冲突，而是正视并设计机制来分离、平衡、监督。在这方面，他既是身在其中的改革者，也是未来政治伦理新规则的开拓者。

而这场“新制度工程”，可能是未来全球各民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参考模型之一。

三、重塑国际援助逻辑：从泛善意到精准投入

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全球援助者”的角色已有几十年，但随着国内赤字上升、社会分化加剧，传统的援助机制越来越面临质疑。马斯克并未否定美国的全球责任，而是推动它“更精准、更高效”。

他对USAID项目进行了为期六周的绩效审查，将低产出、重复建设、流程混乱的项目果断取消，同时保留并加强对灾难救援、教育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援助。

他的逻辑是：“做得少一点，但做得更有用。”他推动开发署引入区块链技术用于资金追踪，试点AI算法预测地区援助需求，并建议与私营科技公司合作，降低成本、提高透明度。

这一切不只是节省预算，而是重塑“美国软实力”——从过去的铺摊子、广撒网，转向基于数据、影响力和可持续性的战略支援。

四、加速信息生态透明化：让真相跑赢谣言

在一个社交媒体主导认知的时代，信息混乱是所有民主国家的治理噩梦。马斯克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而是用X平台进行实验——他既是平台运营者，也是公共舆论工程师。

面对假讯息泛滥，他推进“信息溯源标签”制度，要求政务相关信息需经多个来源认证才能提升曝光权重。他推动用AI辅助内容审查，同时增强用户辨识能力。

他所倡导的，不是“过滤”，而是“赋能”：让每一个公民成为有能力判断内容真伪的节点。

当“黄金被盗”、“白人种族灭绝”这类阴谋论在网络中疯传时，他没有封杀发言者，而是用事实反击、用制度更新平台底层算法。这是一种比“审查”更先进的公共传播治理路径。

他的努力说明了一个重要理念：社交媒体并不是民主的敌人，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拥有重塑它的能力。

五、挑战官僚系统惰性：推动政治文化更新

最具挑战的，不是预算、不是外交、甚至也不是科技，而是官僚系统的惰性与封闭性。马斯克在DOGE期间，与多位部长、顾问激烈争执，但他从未回避这场冲突，因为他知道，“唯有摩擦，才能生热。”

他不信仰阶层结构，而倡导“以结果为导向”的水平协作。他强制推动“扁平化管理”试点，让更多公务员直接与决策层沟通，减少程序壁垒。他重视青年与技术官员的声音，反对“文凭至上”和“资历挂帅”。

他和像纳瓦罗这样代表传统建制思维的官员冲突不断，某种程度上，这是旧体制与新文化之间的天然张力。但历史一再证明，任何一次制度的进化，都是在旧有秩序中“挑水者与拆墙者”之间的拉锯中完成的。

马斯克正是那个拆墙者。他可能不是温和的改革派，但他点燃了新一代官员对“参与政治”的热情，让政府重新成为“值得改变”的对象。

当治理成为一个可以被优化的系统

回顾马斯克这段短暂但深远的“执政实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对美国政府的影响：他不属于左派或右派，而是代表未来派；他不是推翻政府，而是更新政府；他不是要让国家像公司运作，而是要让国家像一个有反馈机制、持续升级的智能系统。

他用“技术理性”解决“政治迟缓”，用“实验精神”激活“体制惰性”，用“未来思维”挑战“旧时代的治理逻辑”。

如果说19世纪的政府由律师与牧师主导，20世纪由经济学家与战略家主导，那么21世纪的政府，或许将由工程师与系统架构师主导。马斯克正是这场新治理浪潮中的先锋。

他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时代的产物。AI、量子计算、全球竞争、新冷战……这一切都呼唤一种不同以往的治理模式。而他所带来的变革，或许正是我们通往“下一代政府”的必要一步。

制度是立体的——它需要不断剥离老旧表层，才能适应变化的地壳运动。而马斯克，正是在这个全球性地震中，率先动手的那个人。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