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衍行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载于3月10日财富中文网。

改变美国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可能费力不讨好

在一个弥漫着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时代，改变美国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并非易事，更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克雷·劳特利奇在《财富》杂志上的文章试图为美国人的悲观情绪开出“历史认知疗法”的药方，

然而，他回避了一个无法绕过的关键问题——如果民众的悲观情绪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仅仅靠重温过去的辉煌真的能让未来变好吗？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悲观情绪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切身的现实体验。民调显示，近8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子女未来的生活不会比自己更好。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进一步证实，大多数人预期2050年的美国将在经济、国际地位和社会团结方面出现衰退。面对如此清晰的信号，讨论如何“改变情绪”未免本末倒置，真正需要探讨的是，美国社会和经济体系是否真的走向了衰退？

其次，对现实的情绪反应是人类的自然本能，不应被简单视作“消极”或“有害”。倘若一栋大厦的地基出现裂缝，人们的担忧不只是心理问题，而是对现实风险的合理反映。劳特利奇强调乐观的力量，引用了行为科学的研究，指出乐观者更有韧性、更具创新精神。可是，这一逻辑假设的前提是：未来仍有值得乐观的基础。问题是，如果经济机会萎缩、社会信任下降、政治极化加剧，仅凭主观的乐观信念，真的能逆转这些客观趋势吗？

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海市蜃楼”上的乐观情绪毫无意义。如果“历史进步论”能解决问题，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人的信心早就应该恢复，因为历史上美国曾无数次克服经济困境。但现实是，数百万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企业创新未能带动广泛的社会繁荣。简单地告诉人们“回顾过去50年的进步”，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未来的现实判断。

最后，劳特利奇的文章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美国的未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心理学命题，而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科技、政治等多维度的现实挑战。劳特利奇作为阿克布里奇研究所人类繁荣实验室的研究副总裁兼主任，他是一名心理学专家，研究重点为人类的行为动力与生命意义，而非经济与公共政策。因此，他的论述虽然在情绪管理方面有一定启发性，但无法提供真正有效的政策方案。美国未来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全球竞争中重塑经济增长？如何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如何修复社会信任和政治共识？如果这些现实问题没有答案，改变情绪就只是表面功夫，最终“无济于事”。

历史确实可以提供启示，但它不能替代解决方案。美国人悲观的，不是历史，而是未来。真正的挑战，不是改变情绪，而是改变现实。真正决定未来的，不是思想，而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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