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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发布时间:2023-10-24 作者: 王义桅 

跨越山河的中老铁路、印度尼西亚首条高铁雅万铁路、哈萨克斯坦新能源电站、肯尼亚纳库鲁市的索西安地热电站、中国企业在非洲建设的蒙内铁路……“一带一路”倡议下,一些全球性、高标准惠民生的具象变化清晰可见。

受访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10月18日中国报道


西安国际港站,X8489次中欧班列整装待发。


跨越山河的中老铁路、印度尼西亚首条高铁雅万铁路、哈萨克斯坦新能源电站、肯尼亚纳库鲁市的索西安地热电站、中国企业在非洲建设的蒙内铁路……“一带一路”倡议下,一些全球性、高标准惠民生的具象变化清晰可见。


10年来,“一带一路”由一个与历史关联的概念逐渐变为现实,从国际合作框架上升为全球治理的理念,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更加具备包容性的‘一带一路’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化中发挥着重要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一带一路”着眼于欧亚地区的互联互通,是对传统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扬弃。一方面,中国通过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分享自身发展机遇,协同发展,鼓励他们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在倡议推行的过程中,中国积极推动贸易开放,通过自贸区、自贸港、经济走廊、产业集群等方面的建设,带动产业的发展,解决了当地第一桶金的问题。


在王义桅看来,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以发展来实现弯道超车。他向记者表示,“一带一路”积极推动多边主义的进一步实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开创包容性全球化。


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流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


过去10年里,互惠共生是贯穿“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词。与绝大多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相比,中国有着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在技术水平方面具备突出优势。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通过产业转移、产业集群建设等方式,与共建国家形成产业共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秀军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一带一路”取得了诸多务实的成果,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


徐秀军指出,2013年到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创历史新高,占我国外贸总值的32.9%,较上年提升了3.2个百分点,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2013年提升了7.9个百分点。



“‘一带一路’推行的是一种强过程的合作。”徐秀军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通过产能合作、扩大对外投资等方式,增进与共建国家的价值链关联度,以发展为主线,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实践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伙伴国之间、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


△ 2016年,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附近的一列试运行列车。


世界银行曾在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使参与经济体的贸易额增加4.1%,吸引外资增加5%,使低收入国家的GDP增加3.4%。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部得以实施,到2030年,每年将有望为全球产生1.6万亿美元的收益,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


徐秀军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践,共建国家的经贸发展步入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相关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营商成本,释放了发展潜力。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 “一带一路”合作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


记者梳理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这10年里,经贸合作也在不断拓展。连接中国昆明市与老挝万象市的中老铁路,货运量超预期,已成了联通内外、辐射周边的国际物流黄金大通道;肯尼亚独立以来的首条铁路、采用中国装备建造的现代化铁路蒙内铁路,也极大助力当地经济发展,为肯尼亚当地创造了近5万个就业岗位;运行于中国与欧洲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中欧班列也已累计开行超过7.3万列、690万标箱,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6座城市。


除此之外,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中国也已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50余份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与31个共建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一大批绿色务实合作项目落地生根。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能源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成效。


“经过10年努力,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搭建互联互通的有效平台,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分析中指出,中国与共建国家携手建设了一大批陆海空互联互通重大项目,打通了一些国家长久以来困扰经济发展的堵点,为各国加强互联互通、构建高效畅通的全球大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义桅告诉记者,“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地解决了世界日益增长的国际公共产品需求与落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将对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为全球化提供新契机


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全球化遭遇逆行浪潮、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背景下,“一带一路”被认为是当下促成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今年3月2日,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共建国家贸易和投资规模稳步扩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水平持续提升。在投资方面,2013年到2022年,我国与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在工程建设方面,2013年到2022年,我国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超过1.2万亿美元和8000亿美元。


这些增长的数据意味着,共建“一带一路”在扩大全球经贸合作规模方面的作用不断彰显。徐秀军向记者指出,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共建国家通过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和激发各方潜能,将经济的互补性转变为务实的经贸合作成果,进一步挖掘全球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


△ 2017年,中国港湾公司的起重船在沙特吉赞经济城项目上作业。


“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件好事,能够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但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各国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徐秀军认为,在不同群体、同一个国家内,经济全球化成果的分配也会存在不公平、不合理之处,这就导致一些国家、民众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声音。


义桅也向记者谈及“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效用。他指出,全球化现在正向三种方向演化:本土化、区域化和数字化。本土化方面,“一带一路”推动了项目落地生根,引领了本土化的进程,实现高质量发展。区域化方面,“一带一路”不仅是跟非盟、阿盟、上合组织、东盟对接,而且强调开放性的区域主义,各个区域主义之间互联互通,开放包容,不局限于某个区域。数字化方面,以数字化为引领的新型全球化方兴未艾,包括绿色、数字、健康丝绸之路。这些都表明,“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创造了一种新的全球化的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世界经济脱虚向实,更多聚焦基础设施这个最大的实体经济的缺口,实现全球的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这也体现了‘一带一路’全球化的效应引领作用。”王义桅说。


上述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也对“一带一路”与共建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作了研判。报告称,“一带一路”倡议可使共建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增加4.1%,如果进一步进行相关的贸易改革和运输基础设施升级,这种贸易促进效应将扩大3倍。


王义桅认为,“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效应不仅体现在其参与方、参与规则,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在目标和理念上超越了旧式的全球化。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而相比之下,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正在摈弃旧式全球化,开创一种新型的、万物互联的全球化。


机遇与挑战并存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被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等有关文件中,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频现,“一带一路”所面临的挑战不言而喻。徐秀军坦言,近年来,在外部冲击和内在动能转换等因素推动下,全球经贸格局进入深层重构期,呈现出诸多新特征。具体表现在全球经贸增长的差异化、全球经贸方式的数字化、全球经贸结构的低碳化、全球经贸关系的“政治化”以及全球经贸机制的“武器化”。


徐秀军以全球经贸关系“政治化”这一表现为例谈到,近年来,一些发达经济体越来越热衷于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国家间经贸关系,正常的经贸关系被连带以浓重的政治色彩。一些发达经济体频繁利用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对外发起单边行动,实施经济制裁和挑起“贸易战”,干扰和破坏国家间正常的贸易往来。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成果的增加、合作范围的扩展,“一带一路”的建设整体面临的安全问题会随着国际安全风险的升高而日益凸显。


除此之外,进入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动能,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国际经贸环境严重恶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贸发展格局与合作模式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再加上全球范围内的疫情“疤痕效应”,会让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策出现倾斜,开始推行以“去风险”为名的脱钩,一些共建国家可能会因此出现动摇。


“但更多的是机遇。”徐秀军说,潜在的风险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挑战的同时,也赋予了“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新角色。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可从夯实基础、塑造动力、优化制度三个角度入手,以中国自身的高水平开放为动力,以发展中国家为合作重点,带动塑造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推动全球共同发展。


△ 南非北开普省,中国龙源电力集团的德阿风电项目风机。


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未来的全球化也将以包容、平衡为方向发展。教育、医疗、数字经济等都是可供开展合作的领域。徐秀军举例称,尽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疫情的诸多挑战,但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却迎来了较为快速的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会是未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他建议,“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将建设重点扩展至丝路电子商务、5G网络等领域软联通上。


在谈及“一带一路”未来建设的话题时,王义桅总会分享起一则案例:“以前世界上13亿人没有通上电,经过这么多年‘一带一路’建设,现在只剩下7.3亿人没有通上电。”他建议,“一带一路”的共建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要继续推进,比如说光缆搭设和数字化建设。他指出,中国经济的优势之一就是拥有全产业链,而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保产业链稳定,保持全方位竞争优势,即从设计、建造、运行、管理、资金、标准到运行的多个方面。


考虑到这一需求和当前形势,除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王义桅认为,“一带一路”需要更多地增加可持续、惠民生的绿色环保项目,确保项目的建设发展与全球环境目标相一致;在软性基础设施和软联通上,为共建国家提供包括税收、法律、服务等方面的协同支持。


“注意风险机制的建立。”王义桅补充道,为应对潜在的风险与危机,在“一带一路”深入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健全“一带一路”的风险防控机制,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组织架构相关的多边机制,加强与相关治理机构的联系,推动“一带一路”成为影响更广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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