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7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

环顾世界，中欧关系迎来三大考验：一是百年变局（包括俄乌冲突、中美战略博弈）的大考；二是从互补性向竞争性的大考，经贸合作的“压舱石”效应递减；三是欧洲内部的分裂：一体化与民粹化、战略自主与战略依附并存。

风物长宜放眼量。放眼全球，只要中欧互利合作，阵营对抗就搞不起来。只要中欧开放共赢，“逆全球化”就不会得势。

欧盟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分别是伙伴、竞争者、对手。这一认知已经相对固化，但这个顺序和轻重缓急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的行为，并非一成不变。

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的不同之处

器物层面，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而欧洲则更注重维护自身的规范和秩序，这种性质上的差异导致了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的不同。

制度层面，美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则在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这打破了美国的私人资本垄断，对美国的产权以及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感构成了挑战。相比之下，欧洲以社会市场经济为主导，对中国不像对美国那样警惕和反感。

精神层面，美国是一个宗教性国家，而欧洲则是一个世俗社会。“布鲁塞尔效应”让欧洲仍然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欧盟在化学品安全标准、航空业碳排放以及近年来新兴的数字经济领域都掌握相当的规则制定权。这种制度性的力量是欧盟最有力的武器，也是中欧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标准”走向世界的重要蓝本。

美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多极化，一切都必须是由美国所领导，而他不能领导的时候则会怪罪于他人，近年就随意把中国作为“替罪羊”。布鲁塞尔有一句名言：“美国人不喜欢中国是因为中国本身，欧洲人不喜欢中国是因为中国行为。”

中国在很多美国战略家眼中是原罪式的存在，是不断增长的力量，而中国在欧洲人看来是一种文明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塑造和影响。根本性质是不一样的。

最新例子是，美欧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幅度和目的各不相同，反映了跨大西洋国家对中国问题的不同态度。对欧盟而言，对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可能是其与中国关系的关键时刻，而美国的情况并非如此。欧盟征税的最主要目标是寻求公平的竞争环境，不是地缘政治竞争，也不是保护主义。事实上，欧盟内部甚至是欧盟机构内部的意见也不同。有人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但对规则的重视战胜了保护主义倾向，新关税的幅度证明了这一点。欧盟已表示愿与中国磋商解决问题，中国也对解决欧盟关切持开放态度。但在问题解决前有两大障碍，一是如何确保中方兑现承诺，二是欧方要明确需要中国做什么。考虑到已有呼声要求对电动汽车新建投资进行筛查，欧盟似乎不太可能以让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盟投资建厂作为解决方案。

中欧关系具有日益突出的战略意义

美国现在推行的是所谓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印太战略。尽管欧盟和德荷法也有印太战略，但其目的更多是展示存在和规范，和美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排斥中国的全球化存在本质区别。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底会见欧盟领导人时，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年作了一个概述，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关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不能因为制度不同就视彼此为对手，不能因为出现竞争就减少合作，不能因为存在分歧就进行对抗。这句话却很少对美国讲，因为美国根本没有把中国作为伙伴来看待。

“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应当是伙伴，主流基调应当是合作，关键价值应当是自主，发展前景应当是共赢。”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欧关系具有日益突出的战略意义。

在会见欧方领导人时，习近平特别提到三个伙伴关系：经贸合作的关键伙伴、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可信伙伴。其一，经贸合作的关键伙伴。尽管近些年，东盟取代中国，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就技术含量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而言，欧盟与中国的合作水平依然更胜一筹。其二，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自改革开放以来，欧盟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占据了中国引进技术的半壁江山，其外资贡献也极为显著。尽管欧盟的27个成员国中有23个是北约成员国，在行动上某种程度受美国牵制，但由于欧盟本身并不是一个国家，其与中国在技术、科技市场方面的合作存在多种渠道。其三，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可信伙伴。在全球供应链紊乱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欧洲对外市场依存度非常高。2023年，英国、德国对中国的投资急剧增加，甚至迈上了历史第二高位，与美国对华投资急剧减少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欧盟也有所谓的印太战略，但其与美国试图构建的一种排斥中国的全球化存在本质区别。在这个意义上，中欧应该相互支持、加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与欧洲一体化，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同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的对接。中国未来现代化愿景，包括低碳生活、绿色经济等方面，既受欧洲启发，也与欧洲对未来世界的设想相契合。对中国而言，欧盟一定是相当重要的伙伴。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诸多的不确定性，比如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又需要中西方共同应对。深入思考如何规避中西方所谓竞争，以及由此对世界产生的威胁，很有必要。首先要明确，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大有不同之处。美国试图全面维持其绝对的霸权地位，而欧洲则更注重维护自身的规范和秩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对美国和欧洲有所区分，避免对两者笼统称为“西方”。

中欧关系需要开拓新领域

当前，全球化正在经历从工商文明引领的1.0时代向数字文明引领的2.0时代、生态文明引领的3.0时代转型。中欧关系需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同时避免在某些已有领域陷入竞争。

如何建构中欧关系？应该“从后天看明天”。所谓“后天”，是指人类社会必须超越地缘政治博弈、大国对抗，并着眼于人类未来。“明天”则意味着直接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构成挑战的未来。而今天，则是我们理当把握住的机会。目前，欧盟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分别是伙伴、竞争者、对手。这一认知相对固化，但其间顺序与主次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行动。由于当前欧洲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欧洲议会大选和成员国大选，以及民粹主义的崛起等。如何让欧盟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者和对手的优先事项推迟或延后处理，将是我们对欧工作的重点。

中欧合作，需要双多边结合、虚实结合和软硬结合，从以下方面提升合作、规避竞争。经贸合作方面。当前，中欧服务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在跨境电子商务、创意文化产业的合作潜力巨大，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和新质生产力。随着工业4.0时代的来临，数字、绿色、低碳等新贸易方式不断涌现，其中都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然而，欧盟在法国的引领下实施了碳税和对我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等，这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接下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引导双方的合作方向，将挑战变为机遇。科技合作方面。欧洲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他们担忧2024年总统大选后，美国可能会退出气候变化协议。因此中欧在数字化转型、绿色发展方面合作潜力巨大。欧洲在交通运输减排方面的探索，为中国提供了宝贵启示。而中国也希望在电动汽车等领域做得更好，甚至推动在欧洲的生产。例如，比亚迪已经在匈牙利设立了生产基地，打破了传统的欧洲汽车在中国生产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转变，预示着中欧关系正朝着更加平等、对等的方向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方面。中欧班列的高质量发展，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作出贡献。中欧陆海快线以及冰上丝绸之路等项目，进一步巩固了中欧之间的联系。现在，我们强调中欧班列和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等议题，包括职业教育和数字创新等方面的合作，都为中欧未来在新质领域的合作描绘了蓝图，同时规避了旧质领域的竞争关系。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当前，中美关系的技术性缓和也为中欧关系改善，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尽管存在不确定性，尤其在美国大选和欧洲各国大选的影响下，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与政策，还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但着眼和平与发展大势，欧洲将更加迫切地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数字文明和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抓住机遇、相向而行，中欧双方完全有可能开辟更加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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