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伟祺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本文刊于4月28日观察者网。

近期，印度新冠疫情出现失控态势，每日感染人数屡破世界纪录，出现彻底失控的倾向，这不免让人感到疑惑，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在此前疫情控制比美国还好的情况下，为何急转直下？

我们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反向思考：全球疫情控制较好的国家有哪些共性？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为例，疫情控制得当，至少符合以下三项特征：

第一，人民相信政府，群众配合政府的人脸识别、封城隔离等紧急措施，政府有力量，老百姓相信政府，这一点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卫生紧急状态的情况下，物资紧缺，分配的公平效率直接决定抗疫效果。

第二，社会文化崇尚秩序，即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自由优先。集体主义传统在东亚和东南亚社会影响深远，无论是从韩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捐款，还是到东南亚金融海啸期间的间接救助，直至今天应对疫情时社会秩序稳定，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第三，个人层面而言，个体有利他主义情怀，而不是自私自利，更不是动辄“甩锅”、搞民族主义。所以，RCEP协议得以在去年达成。这一切都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处事哲学、治理模式密不可分。

反观印度，老百姓相信政府吗？老百姓更多相信的是“神”，人们“不问苍生，问鬼神”。可以这么说，这是印度以前抗疫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而且，政府的能力也有限。这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条件短缺等方面，还体现在政党林立，执政党很难贯彻“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

第二，秩序和自由的关系。印度素有“宗教博物馆”之称，宗教习俗形式繁多，大壶节在恒河沐浴的人数高达百万以上，这对政府控制疫情也带来严重挑战。

第三，当然是人的因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片面强调个人信仰必然导致无法实事求是地进行抗疫工作。种姓制度在印度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广大乡村地区。普通民众各行其是，政府的号召力相当有限。因为相信神和来世，人们很难发自真心投身防疫。加之印度传统的阿育吠陀医学强调生命循环的理念，社会习俗对抗疫效果的制约显而易见。

第四，印度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印度在近代以前从未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及中央政府的领导，联邦制下的各个地区很难形成一盘棋。印度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发展中的挑战和问题。同时，印度又有其特殊性：人口众多，属于热带地区，政府能力相对弱，卫生条件较差，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宗教影响根深蒂固，种种问题聚集叠加。

不能忽视的是，印度人民党本身就有双重属性，作为一个教派色彩浓厚的政党，宗教和选举是印人党的立身之本，宗教活动和选举集会导致的人群大量聚集，是印人党政府不愿也很难去管制的。所以，以前抗疫不力也好，现在每天新增感染三十多万人也罢，惨剧是综合因素造成的。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卫生健康事务不再局限于一国，甚至可以影响到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印度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一旦出现疫情失控局面，必然对周边、亚太乃至整个世界造成更多负面影响，目前来看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印度与南亚邻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恶化。印度战略文化受到婆罗门世界观和英国殖民主义的双重影响，既信奉考底利耶的弱肉强食原则，又自认继承英殖民帝国的衣钵，自独立以来，印度的南亚政策表现为从英迪拉主义到古杰拉尔主义之间的摇摆，其本质都是地区霸权，区别仅仅在于强硬与温和的程度。在疫情大规模反弹的情况下，印度的南亚政策可能更趋强硬，尤其是在印巴关系方面，这也符合莫迪政府上台以来的一贯表现。

第二，中印关系乃至亚太局势或增加更多不确定性。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关系决不仅仅是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对亚太局势的影响举足轻重。在洞朗事件和加勒万河谷冲突中，印军主动挑衅，导致中印边境局势出现自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以来最为紧张的局面。在本国疫情大规模反弹的情况下，不排除莫迪政府在中印边境问题上继续奉行“前进政策”，借机转移国内视线。此外，在印度精英日益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印度对美国大力推动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从谨慎转向有意迎合，使之出现“集团化”和“军事化”的态势[1]。虽然短期内四方安全对话难以形成真正的联盟，但印度的战略选择确实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机制的未来走向。倘若印度以制衡中国影响力为目标，从迎合变为助推，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可能受到挑战。

第三，印度与欧美国家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将增加。如前所述，印度与美国之间在消解中国影响力的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这也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得以取得进展的内在动力。然而印度并非美国盟友，也并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更多地追求“战略自主”，在印度洋区域获得更多影响力的诉求也与美国全球战略有所抵触。在新冠疫情远远没有结束的背景下，印美分歧可能被进一步放大，主要表现包括但不限于：拜登政府拒绝解除新冠疫苗原料的出口禁令；民主党一贯对印度仿制药的知识产权问题颇有微词；民主党倡导的政治正确与印度人民党对待国内穆斯林的政策背道而驰，等等。类似的因素也会影响到印度与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近期英国、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出台政策，将部分战略资源向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倾斜的情况下，强调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印度在数字化和绿色领域合作方面与之存在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但印度的战略自主与欧盟主张的维护海上安全和航行自由并不完全一致。在印度疫情大规模反弹的情况下，欧洲各国也不具备向印度大量提供抗疫物资的能力。

第四，印度疫情反弹将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除了疫情失控造成的病毒变异之外，作为世界最大的疫苗生产国之一，印度疫情将对新冠疫苗供应产生极大制约。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印度大搞“疫苗外交”，截至2021年3月22日，向76个国家提供超过6000万剂疫苗[2]。在本国疫情大幅反弹且疫苗原料受制于人的情况下，印度短期内不可能再向其他国家提供大量疫苗，这对仍然受困于疫情的后进国家而言可谓雪上加霜，疫情一日不平息，全球人员物资的流动就很难彻底恢复正常。印度经济预期的下调还将导致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1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2.5%[3]，然而伴随疫情愈演愈烈，这一指标很可能会进一步下调。作为GDP排行世界第5、商品出口第17、进口世界第10、FDI净流入世界第9[4]的主要经济体，印度经济预期的下滑必然给世界经济复苏蒙上一层阴影。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生命健康已经形成共同体，各国不可能在新冠疫情中独善其身。“邻家失火，不救自危”，印度作为中国西南方向最大的邻国，又与我国有较为密切的经贸往来，其疫情一旦失控，中国很难不受影响。因此，中国外交部4月22日表示，“我们愿为印方控制疫情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5]中方的表态完全基于善意，这也符合习近平主席关于人类生命健康共同体的论述。不可否认，当前中印双方政治关系仍然面临边境问题的困扰，存在转冷风险，但双方民间交流源远流长，尤其是在医学方面并非没有先例：2012年，昆明医科大学同印度印中促进会达成了医疗交流与合作的共识；2015年12月，来自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四国的200余名基层医务人员参加了在云南省德宏举行的首届孟中印缅卫生与疾控合作论坛；2016年6月，由广东省保健协会、印度广东商会组成的考察团拜访中国驻印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双方就印度医疗进行深入交流；2016年7月，由16人组成的印度医疗器械采购访华团访问中国医药物资协会；2017年9月，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8位医师赴昆明医科大学进行访问交流[6]。在双边政治关系前景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民间先行施以援手的形式或可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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