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9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外工作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深化外事工作机制改革，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引领全球治理，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这凸显出全球治理的中国自信与自觉。这种自信，源于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源于五千年文明底蕴，源于中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巨大贡献。这种自觉，就是自觉地再造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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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越来越着眼于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国正在实现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改革者到引领者角色的转变，体现在：

——物质层面：物质性公共产品，代表性的是全球发展倡议。发展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赤字是困扰人类社会的顽疾。如何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这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大公共产品。

全球发展议程已经进入倒计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必须在2030年之前实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主席：杰弗里·萨克斯）日前发布了评估各国SDGs进展情况的《2024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对全球的现状感到危机。关于全球整体的SDGs进展情况，报告指出：“尽管目标是2030年实现，但从所有目标的平均完成率来看，仅取得了16%的进展，剩下的84%则为有限进展或出现倒退。全球整体进展依然太慢，并且各国的目标完成情况参差不齐。”报告特别对目标2“消除饥饿”、目标11“建设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目标16“为所有人提供和平与公正”等目标表示了担忧，认为“脱离了实现目标的轨道”。全球SDGs的进展在2020年左右因新冠疫情的暴发而停滞。此后，冲突导致国际社会分裂，再加上全球变暖引发的极端天气频发，给SDGs的进展带来了重大打击。联合国于2023年9月召开了关于SDGs的首脑会议，确认了目标达成处于危机状况，并通过了要求各国采取紧急行动的政治宣言。

通过对发展问题“再聚焦”、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再承诺”、对全球伙伴关系“再提振”、对国际发展合作“再激活”，中国为缩小南北鸿沟、破解发展不平衡提出了“路线图”，为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加速器”，为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强大合力。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不断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制度层面：制度性公共产品，代表性的是全球安全倡议，旨在破解美国霸权体系，从制度层面开创没有霸权的共同安全、可持续安全新时代。三大全球倡议尤以安全倡议最难为西方所接受。故而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基础上的全球安全倡议为例，说明中华智慧如何超越西方。

中西方在底层思维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哲学强调的是“道”，认为宇宙万物皆受“道”的统摄，追求自然和谐与伦理道德的统一。这与西方传统——将善与恶、物质与精神、自我与他者、战争与和平对立起来——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视角下，国际关系被视为一个战场，各国行为被解读为零和博弈，其中一国得益必然使另一国受损，基于稀缺的竞争观念不仅限制了合作的可能性，还可能加剧国际紧张和不安全感。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大国间的权力竞争和安全困境，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中，安全十分稀缺，国家为了确保安全，往往采取进取性的战略参与竞争，这种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冲突和战争的发生。可以帮助理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挑战者，经常误解或夸大中国的行为作为对美国霸权的直接挑战。这种假设性敌对态度导致了美国在其外交政策中趋向于构建针对中国的联盟体系。“小人同而不合”，基于对抗的联盟体系往往是脆弱的，其构建逻辑缺乏真正的共同利益，联盟内部缺乏深层次的合作和信任。西方短视的联盟战略忽视了与中国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潜力，从而可能错失维护国际稳定和繁荣的机会。

在安全观上，中国更注重道德和集体的和谐，从而倡导一种基于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全球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协作解决，强调互利共生。而西方的安全观念则以个体主义、权力对抗和利益竞争为核心。根本的思维方式差异影响了中西方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的行为模式和战略选择。

——精神层面：观念性公共产品，代表性的是全球文明倡议，旨在解决不同文明如何和谐相处，现代化的文明根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大放异彩，构成了人类文明百花园。自近代以来，欧洲经过宗教改革和革命，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告别黑暗的中世纪，形成所谓的现代性。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尤其是工业革命，欧洲领先世界，把自己包装成为现代文明，以“普世价值”向外推广，全球殖民掠夺，将这种现代性的全球扩张说成是全球化。现代性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欧洲概念，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概念。现代化成为各国孜孜以求的梦想，也就成为工业化和西方化的代名词。对此，《共产党宣言》有深刻描绘：“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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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的现代化话语霸权，形成三大效应：

一是告别了所谓的现代化就意味着西方化的迷思，还原了现代化乃各种文明不断适应变化了环境的一种运动：苟日新，日日新。在西方话语体系中，现代化的前提是现代性。现代性（modernity）一词与古典性（antiquity）相对应，源自基督教神学，其一是基于时间的线性与断裂性，其二是基于理性的运用，由此形成“两希文明”内部的古今之辨或者存在主义的活在当下。这种源于“两希文明”的现代性本身既带来了科学的福音、理性的勇气、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的发展，也带来了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公平正义问题，出现了祛自然和祛精神的启蒙心态。自然被客观化成为被人改造的对象，精神被祛魅化成为理性的婢女，如是，凡俗时代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尼采从内部“堡垒”爆破产生的价值废墟日渐沉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就超越了近代西方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的“现代性”和资本导向的西方现代化逻辑，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人文主义。

二是现代化不是去传统化。传统文化，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是现代化的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三是现代化是复数，不是单数，文明也是复数，打破了古代、近代、现代文明的线性进化分类，是各种文明万类霜天竞自由。所谓的“普世文明”一说，其本质是基督教一元论。现代化不是资本的全球扩张，是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人民中心，超越了欧洲的人文主义；超越了文明是文化的结晶，还原了文化乃文明的结晶。黑格尔说，各种古老文明死了，它们只有融入到西方“普世文明”中，才有未来。这就是文明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基督教文明叙事，是从人类文明史高度，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的现代化，再造现代化，让文明成为文明。

三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引领。正如《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指出的：“人们普遍认识到，和平稳定、物质丰富、精神富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追求。发展是安全和文明的物质基础，安全是发展和文明的根本前提，文明是发展和安全的精神支撑。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指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是解答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重大问题的中国方案。”

三大全球倡议显示，全球治理的中国自信正在变成中国的自觉行动，就是自觉地把中国国内改革开放与全球治理密切联系，自觉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球治理的中国自信与中国自觉，是时代的呼唤。真正的全球治理不是美国治理世界或者西方治理世界，而是世界各国，尤其是代表人类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对全球性质的挑战的集体行动。全球治理必须是真正全球的。正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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